庄金铨/文
夹皮沟一名加级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部,自清咸丰末年(1854年)到民国,有韩边外祖孙冒清廷的例禁,率众淘金开荒,拥武力,擅生杀,行徭役,课租税,不受政府管辖,维持封建占据,前后70余年,是当时关内外一个有名的人物。
一、韩边外的由来
(1)逃荒边外
韩边外原名韩宪宗,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殁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世84年。幼年家境贫寒,兼遭灾荒,全家逃难到复州(辽宁复县)。后又听说边外地方好过,随父来到沐石河(九台县东50华里),父子为农。
沐石河地方赌风很盛,韩宪宗因输钱被逼,跑出家门,来到水吉县管区木钦河侯姓地主家扛活,时年不满30岁,正在年青力壮,但劳动终年还是赤身露体,一无所得,于是离开侯家到夹皮沟谋生。
(2)结拜沙金(“沙”作沙汰解)争夺金场
韩宪宗来到夹皮沟金场,入伙沙金。与李成、李茂林、都克沐、包志兴、杨宝等多人结拜为弟兄,李成为“大爷”,韩宪宗是“老疙疽”。当时金场头目梁才及其一伙,横行沟中,鱼肉金工。韩宪宗结义弟兄们纠合金工,将 梁才逐出金场。梁才被逐不甘心,招兵买马,不久又卷土重来。韩宪宗等用火绳之计,即于夜间点燃几百捆火绳,挂在各处树丫上(当时使用火枪,一个火头显示出有一棵枪)。满山遍野,人声呐喊,梁才不知虚实,惊慌逃遁,韩宪宗等乘胜追击,梁才一伙全被消灭,李成就成了金场总头目。其后不久,李成年迈甘愿让位,众弟兄推举韩宪宗为“当家的”,从此韩宗宪当上金场总头目,时年41岁。
(3)退避官剿
韩宪宗当上金场总头目以后,表现义气公正,一时很得人心,因此,金工日聚,产量日丰,官方颇有所闻。吉林是清廷所谓发样之地,又为乌拉街打牲围猎之区,明令封禁,对私开金矿者名之为“金匪”,尤为忌讳。因此清兵曾三次逼剿夹皮沟,众弟兄主张开枪抵抗,而韩宪宗认为官兵抵抗不得,抵抗了官兵即是土匪,坚决主张“官来我走,官走我来”,于是把金场主要工具和房屋全部烧毁,退避山中,官兵每次撤后,他回来窝聚如故,官方亦无可奈何。
(4)助官剿匪,借机扩大势力
同治五年(1866年),反清武装“乌痣李”(又称李半疯)由辽宁到吉林,威胁官府。吉林将军德英奉旨建旗,召募乡勇,同时招韩宪宗出兵助官剿匪。韩这时派兵二三百人助剿。将军原意是想借韩宪宗之力剿匪,坐收以毒攻毒两败俱伤之效,而实际上韩宪宗却借机扩充了他的势力。他一面安插佃户垦荒耕种,一面仍继续采金。至铭安为吉林将军时,清廷对采金事又有所闻,派崇琦、冯誉骥来吉查办,但因铭将军也曾借重宪宗兵力剿匪,有意袒护,将宪宗更名效忠,蒙混朝廷。韩宪宗虽然助官剿匪,也接受军功的奖赏,但对官方仍保持戒备,在他势力范围内,仍不许官兵进驻,也不受官府干涉。
(5)招民垦荒
南山是山林地,当时垦荒的人很少,自1866年富明阿将军把桦皮甸子、穆奇河一带闲荒拨给韩宪宗以后,韩宪宗安置金工和佃户开垦,每人分给荒地5垧,但当时金工对垦佃无兴趣,实际上开垦者不足十分之一二。鉴于这种情况,韩宪宗极力设法招人,在沿江两岸挂有“与民同居”的牌子,对于到这个地区来的人,不论是关里人还是关外人,也不管单身还是携眷,一律收容,没粮吃借给粮,帮助安家,或垦荒或当金工,予以适当安置,开荒3年不纳租。
另外,过路人或不想久住的,都可以在韩家吃住,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来不撵,走不留,象这样暂住的人经常不下百余人。如果有年老体弱,疾病残废无人供养、无家可归的人,韩家专设有“麻房子”收容,与兵同食,冬发棉衣,夏发单衣、稍有劳动力者,还可以剥麻,按剥的多寡付给工钱,死了给棺材埋粪。至今有些上年纪的人还常说:“麻房子是韩家的一项最大德处。”
吴大澂
(6)贿赂钦差
清廷久已有心肃清吉林“金匪”,光绪六年(1880年)派三品卿吴大激来吉查办。吴到吉以后,微服简从,人山查访。韩边外已有所闻,把吴钦差迎至家中,殷勤款待,并以课匣装黄金,酒篓装白银,贿赂钦差。吴钦差看到韩边外的声势浩大,且比较安分,根本没有动摇朝廷之意,又受到重贿,因而采取安抚的办法,不但不追究私开金场的责任,还给了韩宪宗五品先锋官的称号。当时,金沙河南及辉发河入江左近各地,开垦的土地已连阡接陌。吴钦差奏请朝廷解除封禁,发放了一些地照。为了叫韩边外不再采金,安心务农,吴钦差送给韩宪宗亲笔篆书“安分务农”匾额,对联一副:“知命乐天安其田里,服畴食德宜尔子孙”。韩宪宗将匾和对联挂在吉林市西关住宅大门上,并复制匾额一块悬在 地窨子住宅(此匾现保存在桦树林子善林寺内)。
(7)独霸一方
韩宪宗自得到金场以后,一方面扩大武装力量,在20余处金场都设会驻兵,并极力设法增加金工,提高产量;一方面广收佃户,督励耕种,提倡交易,远近商人都来自由买卖。因此夹皮沟金场一带繁盛起来,饭馆、赌局、妓馆、说书、唱戏无所不有。据说,清咸丰皇帝晏驾,全国停止演戏时,北京的有名的戏班子都曾来夹皮沟演戏。戏唱对台,上下两个戏台相隔5里,行入拥挤,热闹非常。宪宗这时已经拥有金场20余处,日进斗金;土地1万余垧,每年收租1万多石;有3处住宅,四五百名兵丁。他不但是金场总头目和大地主,还是这个“小独立王国”最高的统治者。他的势力所及,东至敦化县富尔河,西至官街(今桦甸县城),南至抚松县,北至半拉窝集,接近蛟河县。即今桦甸县的桦树林子、二道甸子、红石、夹皮沟、白山等区域,约占桦甸县东部大半个县。桦甸地处“柳条边”外,韩宪宗独霸一方,形成割据,时人称之为:“韩边外”。这个地区出产金子,丰产粮食,没有清朝的贪官污吏,没有胡匪窃盗,由于韩家用重刑惩罚盗匪,所以在表面上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韩边外”这个名字在关内外传开了。远近商民都称之为“小韩国”,当时有的民间艺人还把他编成故事说唱。
韩登举
二、登举继承祖业
(1)弱冠执事
韩边外长子韩寿文,一生坐享其成,无所事事。他是:“家有千顷靠山河,父作高官子登科”。在韩宪宗责备他无能的时候,他说:“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父能创,子能守。”其子就是韩登举,是韩边外的长孙,字子升,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殁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世50年,从小习武,十几岁就跟着韩宪宗学习管理家务,二十来岁就开始执掌家业,颇精明能干,是韩边外的理想的继承人。
(2)投效抗日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起,吉林人满族荣和以御前侍卫特派为总统,来吉林召募新军。韩登举年仅24岁,自报以南山猎户千人投效,所有饷械甘愿自备,荣和以韩登举为管带,把韩在南山召募的1500人编人“敌忾新军”,曾在辽南与日寇交战数次,表现勇敢顽强。至腐朽无能的清廷投降议和后,奉天将军依克唐阿提拔韩登举作三营统领,留任奉天,后因荣和被劾解职,韩登举也回吉林,任吉字军三营统领。
(3)抗击帝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役,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时,沙俄军队侵人吉林。韩登举等在吉林欢喜岭和人侵的俄军展开战斗。战败,率残部逃回南山,召集很多壮丁和韩家全部兵马,在蚂蚁河大岭埋伏,与俄军交战数日,给俄军以沉痛打击。
后俄军调来重炮增援,韩不支,逃入夹皮沟山区。俄军烧毁了韩家两处宅院,回军吉林。经吉林长顺将军从中说和,韩登举只身到省城三江会馆与俄军议和,返还缴获的俄军枪城,俄军赔偿烧毁宅院损失吉钱1万吊,俄军并给韩登举“乡勇”腰牌印模一个(一面是中文“乡勇”两字,一面是俄文),从此韩家兵都带有一个腰牌(三寸宽、四寸长木牌,写黑字涂黄漆),韩登举自此住在南山,大修宅院,重整家政。
三、韩家是怎样雄持统治的
在百余年前的清朝专制统治下,这块封禁之地,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一个封建割据的统治家族?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来维持了好几十年呢?主要因为当时清廷正处在内忧外患、自顾不暇的时候,虽然朝廷多次谕令吉林将军相机剿抚,但正如桦甸县志记载的“当时实以山林险阻,又因地在封禁,官家既畏于冒险,更恐获罪疏察,畏忌兼存,韩乃得恣意南山,历久未败”。韩边外就是利用官府的这个矛盾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另外韩家也有维持割据统治的一套办法,概括地说来有两条:一条是“杀”,一条是“安”。
(1)拥有武装
兵是韩家维持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韩家的兵(也称炮手或乡勇)多是炮手出身,枪法很好,以勇敢善战闻名。经常不下四五百人,分别驻在韩家的三处住宅:金场、棒棰营和各地窝堡。韩家就是依靠这支武装,抵制官府,镇压盗匪和统治人民的。韩边外和韩统领,甚至连没有执掌家政的韩寿文,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中设有拘留所、看守和刑具。当时百姓有的称韩统领为“五殿阎君”,可以想象他们的残暴。韩家的家属和爪牙,也多行不义,鱼肉乡里。他们曾经杀了一些盗匪和骚扰居民的坏人,但他们更用严厉的手段对付金工和佃户。韩边外从火并梁才开始,在金工中凡有不服管束或有反对他的统治的,是杀不赦的。对于他的兵丁和佃人管束的也很严,设有黑红军棍,如有当兵的在外做了坏事或不忠于他、不听调遣的他就杀。韩边外在夹皮沟执事时,如有人告状说某兵在外干了坏事,不管是正在吃饭、剃头或睡觉,立刻砍头。有个外柜到细户家催租,看佃户女人貌美,起了歹心,正在他逼租打骂中,被韩统领遇见,当众将外柜处死。还有在抵抗俄军的时候,韩统领曾调自已统辖下的左营增援,左营驻在横道河子,庆营官没有听调,并且在韩统领兵败入山以后,左营的兵变成了胡匪,奸淫抢掠,干了一些坏事。至韩统领与俄军议和后,在家杀猪宰羊庆功,这时左营中的一个姓黄的官和一些兵大约三五十人也回来了,在酒席宴前,统领命令中营官宋平西把他们拿下,都绑出砍了。还有一个叫徐斌的,过去是韩家的一个管家,以后当了胡匪,并且在韩家管内捐靰鞡,被统领的一个亲信白德胜用铡刀把徐斌一家男子和随从亲信十几口人全都铡死。统领的堂叔在外设赌抽头,把输钱的姜永贵全部财产查封了,姜的母亲去跪统领哀求,统领把堂叔找来,堂叔知道不好,一进门就给统领跪下认错,统领告诉把钱如数返还,并用军棍重责了堂叔。因为韩统领用严刑来巩固其统治,秩序较好,在当地人民中取得了相当的威信。韩家的兵,每10人编为一棚,设1名“棚头”,总的头目叫“管带”,在兵房子负责的叫“兰旗”。派兵遣将由兰旗负责。兵的服装冬夏都是黑便服,夏扎黑头巾,冬是皮帽子,皮靰鞡,扎腿绷。出门带有红色三角形联络小旗,也有号兵,腰挂乡勇腰牌,下身扎有獾子皮垫(这是大房子兵的外貌特点),带有“火枪”、铅弹子的“别列单”和“铁板开斯”(均为枪名)。平常不出操,每天的任务:巡逻、查道、站岗、放哨、写金会、写山份、催地租、押运租粮、看大烟盆子、打胡子等。兵都不发饷,吃穿由韩家供给,过年给一吊压岁钱,五、八月节分小柜局抽的红钱。看来不挣钱,待遇不怎样好,可是来当兵的要托人情,还要找几家保,不干可以随便走。老乡们说的好:“纱帽底下无穷汉”,虽然不发饷,他们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放小柜子局,二八抽红。另外到大烟市时看烟盆子,也是一笔收入。还有百姓打架斗殴、“跑荒火”都是兵勒索的机会。这些兵因为驻在地区不同,管理的人要求不同,形成了三种情况,当时老百姓对桦树林子兵称“棒子队”,兵拿着棒子,见年青人不下地干活就打,见男人穿花兜兜、花裤腰带的就打,这是韩统领的规矩。对夹皮沟的兵称“秧子队”,夹皮沟比较富裕,所以兵身穿串绸大衫,头顶响圈,双手戴满金镏子,手拿九股扇子,象少爷一样,后来有的还买匣子枪带着。对地窨子兵称“花子队”,地窨子是老边外常住的地方,兵也比较朴素。
(2)结交官府
韩边外得到金场以后,曾三次退避官剿,以消极方式抵抗了官兵。当官府施用以毒攻毒之计,召韩宪宗助官剿匪的时候,韩宪宗出了兵,得到六品军功,接受过吴钦差给的先锋官五品顶戴。韩宪宗也曾以馃匣子装金子、酒篓装白银送给钦差、将军;并在将军衙门里贿赂过堂官李占鳌,叫他密通消息。官兵进剿和钦差查访,据说都有人密报给韩边外。韩登举在抗击日寇后做了清朝的统领,由此可见,韩家和清朝官府的关系是采取若即若离的手法,但他从没有停止私采金矿,没有交出任何权利,也没有请官方到他势力范围里来,始终维持韩家独立统治的地位。官兵通过他的区域,还要派人到韩家挂号。宣统元年桦甸设县,起初准备设在桦树林子,第一任万县官看到在韩势力范围下不好办事,许多百姓还照旧到韩家大房子去打官司告状,不到县衙去,把县街迁到官街。韩统领对设县也曾表示同意,但设县后也只在形式上增加了一个“乡约”、一个“地方”而已,直到统领死后,官方势力才进到他的辖区。官府也认为韩家可以利用,互相依赖。
(3)除匪窝匪
韩家为了保护他的财产不受侵犯和地区居民的安宁,除了武装镇压外,并在家里设拘留所。对于胡匪无论大小股,对于窃盗无论偷的多少,如有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案,捕获后立即杀掉。
甚至百姓中有通盗嫌疑的(他们管这种人叫有腥味的)也是宁杀勿数的,百姓都说:“韩家杀人不走文书,坐地开销”。有个江西沿过来偷牛的,因为是初犯,把耳朵给割去,还有个偷了三次大牛的被绑上石头沉到江里处死。还有个居民叫关玉书,会画假宫帖,叫韩的管家徐斌砍头扔到冰窟隆里了。有个赵喜廷,过去在韩家当过兵,以后当了胡匪,作了坏事,被统领抓住枪毙了。
据说:统领上夹皮沟两次,开了两次屠铺,杀了一二百人,因为韩边外和韩统领杀人不留情,匪盗都很畏惧他。
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可是有些胡匪和韩家还有些联系,对于在韩家势力范围内不抢不夺、规规矩矩的胡匪,韩家可以不去追究,甚至有的胡匪冬天在他管内“趴风”,夏天再到别处作案,股匪也可以通过他的地带,但必须事先通知韩家借道,如果胡匪洗手改过,携械投诚,他还可以收他们当兵。
(4)安民落户
-在韩边外到夹皮沟时,吉林南山一带,山林茂密,人烟稀少,土质肥沃,是佃乏人。韩宪宗深明此点,急需人垦荒。如前所述,韩边外在沿江两岸挂了不少木牌,上写“与民同居”四个字,有来者不管是单身,还是携眷,都帮助他们安家,分给荒地,头三年不收租,过三年如有困难仍可减免或拖欠。如逢荒年歉收,不但租粮可免,没有口粮还可借给,还不要利息。百姓都说:“韩家租子轻,还不按葫芦抠籽,种几垧地自己报,种五垧地好说拿两垧地租。”韩家两处宅院对来往行人早尖晚店,来不撵,走不留,来去随意。韩边外和韩登举对于佃户也比较和蔼,不那么刻薄,佃户有什么困难找到边外或统领都能帮助解决。在韩家统治这70多年期间,这一地区开垦得比较快。据桦甸县志载,光绪七年吴大澂来时“金沙河南及辉发河入口左近开垦之田,业已连阡接陌……”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各处山顶上残留着当年耕种过的痕迹,说明当年这个地区人来的不少,荒地也开垦了不少。
(5)横征聚敛
维持一个地方的统治,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是不行的。韩家在这方面善于经营和控制。他不但有工、农、商业的生产和各种经济上收入,还以他的商店名义发帖子、出条子当货币通用于区内,还掌握区内物价,韩家订出行单在全区域内统一执行。
金场是韩家一项主要经济来源。自从韩宪宗当了金场总头目以后,场子数有所增加,在阿尔轰、栗子沟、罗圈沟、固东河、大甸子、娘娘库等地共有20余处,金苗旺盛,工人日增,产量日丰,据说“六筐矿沙能出一二钱金子”。当时有个规矩,谁若采到金疙瘩,就要放鞭炮,当时常常听到鞭炮声,说明产量确是不小。韩家除自己采金外,还以养兵名义,每月写一次金会,每个金工要交一厘金子。韩家金子收人,虽不一定日进斗金,但据李庆说,他的叔叔在韩家管事时亲眼看见,韩家一天收了一大碗金子,足有一升。韩边外死后第二年(1898年),金场因地震出水,以后金子产量少了,夹皮沟一带开始种植大烟,这笔收入也是很可观。人们都说:“去了黄货,来了黑货,夹皮沟照样繁华兴盛。”
在工、商业的经营上,除了金矿以外,在红石有义太盛烧锅,荒沟有公盛和烧锅,小红石砬子有公盛涌烧锅,在桦树有义泰昌油酒杂货铺,在两处住宅院内有木匠、铁匠、磨房及石匠等各种小作坊。这些院内作坊也对外营业,百姓可以拿粮去换油,酒、米、面、铁木家俱等。另外,在外地还有些买卖,哈尔滨有久大油房,吉林德胜门外有公升当,吉林车站有义泰和粮栈。
每年的租粮大豆运往吉林转运大连,高粱在当地作酒,苞米作为食用。
农业方面,在三道荒沟、帽山、二道甸子都有窝堡,韩家自已雇劳金种一部分大田。在荒沟口有个15里地长的棒随营,年产人参几千斤。在桦树林子东门外和大青沟养有四五百只梅花鹿,参茸都是土产珍贵药材,收入很大。民国初年在黑龙江省桦川县领荒地1500方(45垧为1方),也开垦了若干垧。在统领活着的时候,每年地租平均实收11000石。韩家地租规定山地8斗,平地1石,开荒头三年不收租。每年秋收时,韩家在地窨子、相山、半拉窝集、荒沟等地设收租的坐囤,一个点有一至二名管帐先生,掌握佃户地数和租额,一至二名斗官,四名兵,打更的、小杠、杂工数人(这些多半是临时工,秋天来、次年三四月离去),还备有牛、马爬犁,这班收租人马到后,由地方的牌头、什长负责通知佃户送粮。一般交三色粮,但也可交其它物资或钱来代替。交物资按韩家规定的物价行单折价。韩家为了多收地租,并且不让管内居民与官方发生关系,把钦差吴大激发给居民的地照,以代封钱粮为名骗到手里以后,不让他们封钱粮,而让他们交地租(地租比钱粮要多拿钱)。这些居民敢怒不敢言,其中只有姓高的和韩家打过官司,把地照要回去了。韩家收租使用的斗比一般的斗大,一般的斗40斤,韩家的斗则为46斤,按11000石计算就多剥削佃户粮食66万斤。
韩家管区内也有类似保甲制度,十五六户设一个“什长”(也叫十家长),十五六个“什长”设一个“牌头”,一共有18个牌头。每年在黄烟上架的时候,韩家召集牌头宴会,请牌头下大牌,名义是给兵换衣服。牌头会上研究每户平均拿多少钱,每牌的任务数大致定下来。会后再由牌头召集什长开会,然后开始摊派。分一、二、三等户,这由种地多少来定,一等户有的种一百来垧黄烟,能产烟几万斤,象这样的拿30吊左右;三等户平均15吊左右。在这个泼派同时收“烟份”,就是对种黄烟的课税。每架黄烟抽5至10吊,每个种烟青份(合伙种烟的农民)抽5至10吊。当时南山是烟麻的盛产地,这笔收入实不在少数。
韩家管区内还设有赌局,赌局有明局和半明局之分。明局是韩统领叫设的局,这是为了给兵开小柜钱放的,所以称为小柜局。这个小柜局是兵出去放,二、八抽红。在这个局上,不准输光家底,有专人看着,谁输的太多了,就不让再赌了。这些红钱大部分都是给兵分。半明局是背着统领由他的老爷太太们或者兵丁们设立的。他们在秋收后,用名片请来种地的人,还要求带看青份,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大赌,赌后有的家产全部输光而这些放局的也毫不客气地把家底拿去。统领死后这样的坏事,就越来越多了。
还有很多收钱的名堂,如写山份,即对山上出产所课的税,有砍木头、打拌子、蘑菇园、采山参、砍鹿茸、烧炭窑等,凡属于山上的生产都写山份。还有写干湿磨眼,即油、酒磨税。还有对渔民和耕少量地的户,不收地租收地皮钱。桦树林子、夹皮沟放街基地号(每号7丈宽、15丈长)收地号钱,每年20元吉大洋。
韩寿文
四、韩家的生活和它的衰败
(1)三处宅院
韩边外最初在地窨子修了一处宅院,以后在桦树杯子又修了一处。在吉林市西关(即统领胡同)还修了一处。俄军把地窨子和桦树林子两处烧毁后又重新修建起来,较前更加体面、气派。地窝子住宅占地17000平方米,周围用石条砌成9尺高的大石墙,转角处筑成炮楼子,房子都是砖瓦到顶,磨砖对缝。大院内东西、前后四个四合套房子,上有宿舍、客厅、学馆、厨房、兵营,下有麻房、油房、本匠铺等。桦树林子住宅四层 院子114问房子,除了韩家家属的住宅外,有客厅、兵房、柜房、烧锅、木匠铺、油房、碾磨房、仓库和拘留所等。四周大墙有8尺高,石底砖脊,角上也有炮台。这些宅院都是由远处请来的精工巧匠,足足做了三年。
(2)管家佣人
在韩家的统治机构中除武装以外,还有一套人数不少的管家和佣人。在各个宅院和窝堡中有“管家”,是总经理的人。他们管生产和柜上的交易,也管院内一切家务。管家的权力很大,虽然管家都是外姓的人,可是为韩家信任,可以代替韩家决定一些事,也能掌握生杀。在管家下面,柜上有“掌柜的”、“帐房先生”、“伙计”和“年青的”.在院内有“院头”(是管院的),有“打头的”和种地的“伙计”。在铁木作坊里另有负责人。柜上有两个帐房先生,一人专掌收租帐。另外还有几名“外柜”,专门催租讨帐,常年跑外。由于交际上的需要,在统领时代还设一个办文案的“总理”和参谋军事的“军师”。另外还有教书的学馆先生,侍候人的厨师、佣人、丫环等,这些人都是长期的。
还有季节性的临时工,如收租的斗馆、扛力、杂工、打更的等。韩家的管家佣人,也有不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者。地窖子韩宅的大管家徐福升,外号叫“大阎王”,就是韩家统治人民的爪牙。特别是在韩登举死后,他们不但借办事机会捞韩家一把,而且对当地百姓的剥削更加凶恶了。桦树林子姜涓清(继昌)在统领在世时给韩家经营商业,颇得信任,统领死后,他把很多韩家的财产变为己有,自己成为一个大地户兼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因此,人民非常仇恨他,在解放时被镇压了。
(3)生活方式
韩边外和韩统领都过着腐朽寄生的剥削生活,有妻妾,有丫环,有佣人,据说:韩边外和韩统领本人不抽大烟,不穿好衣服,每天早晨起得早。但他的家属很多,都是抽大烟、吃好的、穿好的、不干活,晚上12点以后睡觉,白天12点以后才起床,有丫环佣人伺候着,出门坐小车子,冬天坐带暖箱子的爬犁。这些
老爷太太们,为了自己攒“小份子”,还在外边放赌局或与人合伙种大烟。在统领死后,他们就更肆无忌惮地干起坏事来。据王永山说:“有一年我收获了好几千斤黄烟,韩家五老爷(韩登举的叔伯弟兄名韩登荣)看我有钱,打发兵拿五老爷的名片,请我去赌钱,我赌了三天三宿输了8000多吊。第二天一早,五老爷就套爬犁来要钱,我躲出去没在家。他们要拉我的牛,我妈不让拉,最后把我的两大捆黄烟1000多斤拉去了,值5000多吊,我算白忙了一年。”韩家也仗势抢男霸女,登举的父亲,人称中大老爷,他在棒槌营住时,糟塌了不少妇女,谁家出了事,只要妇女去哀求中大老爷,并听他玩弄,就可以了事。在统领死后,韩登荣50多岁,还强娶田家老姑娘(20来岁)作了小老婆。
韩绣堂
(4)没落衰败
韩登举在民国8年(1919年)因病死在吉林,其子绣堂继承家业。绣堂是奉天讲武堂毕业,又是当时吉林督军鲍贵卿的侄女婿。他想延续他家的势力,在鲍的庇护之下把韩家的兵按陆军的形式改编为山林游击队:共三个营,自任队长。不受县政府节制,直隶督军署,这时候表面上似乎是力量加强了。但因时事已非,统领去世已经失掉声威,大股胡匪猖獗,游击队无能为力,居民不得安宁。官方遂将山林游击队取消,改编为自卫团,归地方管辖。至此韩家的武装力量完全交出,管辖地方的权力已经消失。
韩家的逐渐衰落还不限于失掉武装,在经济上的崩溃更是主要原因。在韩统领去世前后,正是姜渭清给韩家管家,经他手和满铁订立了买卖铁路枕木的合同,一年交了20万根后,满铁不要了。据说还欠满铁140万元。在这时,姜渭清投机倒把,把哈尔滨久大油房赔进去了,还欠了很多债。为了挽回这种局面,由姜渭清和统领三姨太太经手,向鲍贵卿借了20万元债,去了还债没剩下多少。鲍督军一看韩家没有还债力量,也看到韩绣常没有执掌家业的能力,就亲自派人去代替韩家放租,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每年地租都归鲍贵卿收,租粮拉回吉林,韩家没有了收入。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逼债,韩家把所有金场、山林、土地全部卖给日本人经营的大同殖产株式会社,卖价300万元,除还满铁外,还剩160万元,全家按股分掰,最后把乡下的两处住宅拆了卖掉,城里住宅也卖了,家族也各奔他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