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美军远征伊拉克，在海湾战争的战场上打得热火朝天，胜负难决。此时中国方面得到一条消息，称海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领中，流传着一本中国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如何流传到美国的呢？一时间众人难解这个谜题，有关方面费了一番周折，搞到了一本消息中所说的英文版《孙子兵法》。拿到手之后才发现，这并非流传千年的那本兵法，而是后人著的《孙子兵法概论》。

在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陶汉章。

说起陶汉章与这本《孙子兵法概论》的渊源，就不得不提到刘伯承元帅，可以说这本书也有他的心血。

1950年夏天，时任华北军区军政大学教育长的陶汉章，奉召来到中南海。聂荣臻一见到他，就问他认不认识刘伯承。说到刘伯承，陶汉章早在红军时期就认识他，便兴致勃勃地给聂荣臻讲起了当年刘伯承“考地图”的故事：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一天趁着不忙的时候，刘伯承来到司令部，召集陶汉章等四个参谋，要考一考他们的参谋业务。当时陶汉章不过才17岁，调皮地站起来问刘伯承怎么考。刘伯承拿出地图交给他们，让他们报精准坐标。

等四名参谋打开地图，刘伯承突然说“王庄”。陶汉章又站起来，问刘伯承说的是哪一个王庄。刘伯承走近陶汉章，手指轻轻敲了一下他的脑门：

“调皮鬼，我不和你讲，我要你自己找嘛！”

结果四个参谋就趴在地图上，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向刘伯承报坐标……

图丨晚年陶汉章

陶汉章一边讲一边做手势，聂荣臻听得忍不住笑了起来。听完故事之后，聂荣臻拿出两封信，让他立刻飞往重庆，向刘伯承转达党中央的决定，请刘伯承立刻进京筹建陆大。

当天晚上，陶汉章到达重庆，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首长刘伯承。刘伯承看完毛主席和朱老总的亲笔信后，说了一句“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后让陶汉章回去转告聂荣臻、毛主席和朱老总，自己交待完工作就进京复命。

闲聊了一阵之后，刘伯承问起陶汉章现在的工作情况，然后对他说：“我这次去北京后，你要跟我去办几年学校。”陶汉章当即表示义不容辞。在刘伯承的安排下，陶汉章在重庆住了几天，参观了一些革命遗址，还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贺老总。

几天之后，陶汉章准备离开重庆返回北京，刘伯承再次请他向聂荣臻转达自己服从调动的决心，并托他捎回一些四川的土特产：“朱老总、聂老总都是四川佬，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他们一定喜欢。”

图丨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

回到北京不久，刘伯承就将陶汉章调到身边，帮助自己一起筹办学校。很快南京军事学院建立起来，刘伯承担任院长，陶汉章负责教学。对于学院的教材建设，刘伯承在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特意找到陶汉章，说学员反映听不懂苏联的东西，问陶汉章能不能讲讲孙子兵法。

对于《孙子兵法》这本书，陶汉章早在战争年代就研读过。当时陶汉章找到的还是一本线装本，不但读了许多次，还做了大量的阅读笔记。可惜由于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陶汉章做的笔记没能够保留下来。

一听要让自己讲《孙子兵法》，陶汉章顿时犯了难。刘伯承见他面露难色，便让他先回去系统地读一读，之后找个时间再研究一次。没过几天，刘伯承就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

在会上，刘伯承发表了自己对《孙子兵法》的看法。当时陶汉章正苦恼理不出头绪，听完刘伯承的一番话后茅塞顿开，也成为陶汉章后来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图丨孙子兵法概论

经过数十年的修改完善，这本书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在之后的5年中，共印了5次，发行了十几万册，在国内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后来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拿到美国出版。

也许是当时美国出版业不景气，亦或是美国人的偏见，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了这本书，因此美国国防部购买了一百本，发给了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又有人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很快，这本书在美国军事界流行起来，陶汉章因此也名声大噪。

后来美国州务卿专门派人找到陶汉章，授予他亚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的称号。美国国会高级顾问还给陶汉章写信，称读过陶汉章的书之后，不仅自己大受裨益，而且相信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受益。

其实这并不是陶汉章第一次写书，陶汉章一生著述约有100多万字，他最早写成第一本书的时候，只有17岁。

1934年，湘赣苏区为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与装备精良的敌人苦苦斗争，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消耗也很大。中央决定放弃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湘赣军区随红三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图丨反围剿时期的红军

由于这是一次大的行动，红四分校的建制也变成了“随营学校”。时任军区司令的蔡会文找到陶汉章，说学校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办下去，但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教材，考虑到陶汉章在西北军校上过学，便打算派他编写红军能用的教材。

陶汉章接受任务之后，开始广泛征求对于教材的意见，并回想自己之前学过的理论知识。经过一番思考之后，陶汉章定下这本教材的内容，除了要有战法讲解，还要包括战斗勤务和卫生勤务的内容。

考虑到学员的基础和学员们喜欢的学习方式，陶汉章决定采用问答的方式，用简短的句子，深入浅出讲解战术道理。

当时行军打仗任务艰巨，陶汉章无暇顾及部队的强化训练，一心扑在写书上。学员们也知道陶汉章肩负重任，想尽办法帮他解决困难，除了帮他搜集纸笔，还帮他打草鞋，准备口粮。

图丨革命时期的陶汉章

行军路上没有集中写作的条件，陶汉章就在脑子里构思问题，思考成熟之后，在手上记下提示，到了休息地点立即提笔落到纸上。当时陶汉章除了贴身的武器外，带的最多的就是文稿和纸张，总是鼓鼓囊囊一大包。

后来陶汉章的第一本书《军事问答一百题》写好之后，由于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战友们到外面找，找回来的纸颜色不一，甚至还有一面写了字的。就是用这样的纸，陶汉章油印出他的第一本书，不少红军战士因此很快成长起来。

对于自己的这本著作，陶汉章十分爱惜，随时随地带在身上，甚至磨烂了还舍不得扔掉。直到过草地时，上级要求轻装再轻装，陶汉章才迫不得已将这本书留在了草地，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1936年长征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岁的陶汉章因此调至十八集团军总部随营学校。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都投身抗日的队伍，经过随营学校培训之后，即开赴战场。

图丨陶汉章与刘伯承、彭德怀

一天，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收到邓小平转来的一封信，重庆三联书店的负责人邹韬奋，希望八路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书。韦国清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陶汉章。

当时陶汉章虽然战斗经历丰富，但离将经验总结成书还有一段距离，而且陶汉章也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在草拟了十多次提纲之后，才达到了满意的程度。

组织上将提纲寄到重庆，得到同意之后，采用完成一章寄出一章的办法，而且都是陶汉章自己誊写、画图解和各种表格，同时还要自己校对。寄出的时候也很是艰难，需要先想办法转送到西安，再空运到重庆。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编写，陶汉章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著作。从接受任务到完稿，陶汉章随部队走过了五台、榆次、汾阳等地，后来部队在洪洞驻扎时间最长，陶汉章还得带着书稿，随时准备转移或战斗。

图丨陶汉章在敌后抗日战场

当书稿最后一章寄出之后，陶汉章收到了重庆寄来的一大捆邮票。那个时候国统区和根据地只有邮票是通用的，可以当作货币使用。那个时候生活十分艰苦，陶汉章拿着这笔稿费，请战友们到馆子里改善生活。临走时陶汉章掏出邮票付账，惹得战友们哈哈大笑。

书虽然写完了，但陶汉章自始至终没见过自己出的书长什么样。1989年，陶汉章的一位友人几经周折，在重庆找到了一本《游击战术纲要》，作为礼物寄给陶汉章，陶汉章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50年前写的书。

1994年，陶汉章受邀参加黄埔70周年纪念会，期间遇到一位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老军人说他们当年在湖南集中了一批前线来的军官，专门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其中一本叫《游击战术纲要》。

图丨游击战术纲要

陶汉章听到后眼前一亮，立刻询问那本书的作者叫什么，并表明了自己就是那本书的作者。这位80多岁的老军人紧紧盯着陶汉章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起身立正敬礼：

“在下有眼不识泰山，陶先生，原来你就是我的老师！”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眼看着战略决战马上就要开始，时任晋察冀军区三纵参谋长的陶汉章，像其他的将领一样渴望在这场大战中建功立业。但命运没有让他成为战功卓著的将军，而是让他向着军事理论家迈进了一步。

辽沈战役打响之后，战略、战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瑞卿适时提出了加强参谋工作的想法，决心要办一个高级参谋班，并决定安排陶汉章挑起这副担子。当时陶汉章不愿离开三纵和前线，在罗瑞卿几次谈话之后，陶汉章想出了应对的办法：

“罗政委，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讲，如果他同意，我就去。”

图丨罗瑞卿（右一）、杨成武（右三）等人合影

罗瑞卿找到杨成武，谈了要陶汉章的事情，杨成武自然不愿意放陶汉章走，但又无法拒绝罗瑞卿的要求，便提出让罗瑞卿写个条子，就借陶汉章半年。没想到罗瑞卿当即掏出笔写了张借条，杨成武才放了行。

按照罗瑞卿的想法，陶汉章办完高级参谋班之后，还得留下一份材料给学校和部队用。因此陶汉章一个人担任班主任、教员和写书三份工作。为了完成留下材料的任务，陶汉章离开三纵时，特意带了两位速记员，成立了专门整理材料的小组。

陶汉章要求小组在自己当天讲完课之后，必须当天将记录整理出来，自己再整理成文。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时间用文案备课，陶汉章就在备课本上写下自己能明白的标记，通过标记将自己脑袋里的知识讲出来。

想要教书就得先读书，那个时候读书的条件已经好多了，学校有了自己的图书馆，陶汉章除了阅读我军汇集的资料和老一代领导的著作外，还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关于战争的著作和小说。

图丨陶汉章旧照

在上课的过程中，陶汉章经常借用古籍中的经典故事，深入浅出地讲解参谋工作的方方面面，这样学员们接受起来很快，还能引发大家的热烈讨论。

原本“高参班”计划学习几个月，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延长到了一年多。那段时间陶汉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上午讲课，下午看经验汇集、辅导、备课，晚上修改整理讲稿，深夜再读书。

1948年底，“高参班”的讲课材料完成，全书约35万字，起初取名《八路军参谋工作》，后正式改名《参谋工作》。

“高参班”的工作完成后，陶汉章被调往华北军政大学工作。一次陶汉章到军区开会，罗瑞卿夸赞陶汉章做了一件好事，那本《参谋工作》不仅晋察冀军区重视，其他各大军区都翻印了几十万册。

图丨陶汉章赠书给基辛格

几天之后，朱良才主持召开了颁奖大会，军区党委决定授予陶汉章一等奖，并发给奖金300元。当时干部每个月的津贴只有4元，这300元相当于陶汉章几年的津贴。

战友们嚷嚷着要陶汉章请客，恰好当时朱老总和叶剑英也在石家庄，在征得同意后，陶汉章亲自驾车，带着朱老总、叶剑英等人，以及20多名学校的同学、战友，到石家庄有名的饭店就餐。

席间，陶汉章向朱老总、叶剑英敬茅台酒，朱老总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陶汉章你中状元了，我今天要喝‘状元红’酒……”

那个时候《参谋工作》几乎成了参谋人员人手一册的军事教科书，很多领导都将这本书珍藏于家中，保存下来作为礼物送还陶汉章。刘伯承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同时也提出了不足之处。

图丨陶汉章回家乡

于是在1984年，陶汉章根据刘伯承的建议，在原书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了《现代条件下的司令部工作》，结合了历史和现代条件，修正了其中使用不统一的军语。

后来陶汉章曾经参加过一个老同志聚会，当他在签到簿上刚写下“陶汉章”三个字，立刻围过来一群退伍老兵，争着与陶汉章握手，他们说自己都是读陶汉章的书成长的，都是陶汉章没有见面的学生。

陶汉章离休之后，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当别人对他取得的成就表示敬佩时，他却淡然一笑：

“有许多同志都能写，也有理论水平，像刘帅、陈毅同志、陈赓、许光达等同志，他们都没有时间写，在他们面前，我真是班门弄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