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著名军事家蒙哥马利宣布退出现役。按照英国政治体系，蒙哥马利被制度性拒绝在文官体系之外，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民间外交活动。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蒙哥马利在退休两年之后，第一次踏上了新中国的国土。

蒙哥马利第一次访华只有短短5天时间，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的镜头，蒙哥马利郑重地说道：

“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1960年初，已经退役的蒙哥马利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花费半年多的时间，先后跑完了苏联、南非以及印度，为实现自己成为一名独立的国际事务评论人的目标而奔波。

在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之后，蒙哥马利眼看着中国已经近在咫尺，便萌生了访问中国的想法，于是向北京发出了试探性的访问探询。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了政治和经济封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内情很少了解，这也让蒙哥马利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心驰神往。

图丨晚年蒙哥马利

很快，北京方面对蒙哥马利的试探做出了回应，那就是拒绝蒙哥马利直接从印度到访中国。对于这个结果，蒙哥马利早有预料，当时中印之间正因边界问题而关系紧张，蒙哥马利从新德里直飞北京是不合适的。

但是，北京方面并非完全拒绝蒙哥马利的访华要求。在回复中，北京提出邀请蒙哥马利几个月之后正式访华，已经73岁的蒙哥马利欣然应允。

几个月之后，蒙哥马利抵达香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华之旅。在香港期间，有人故意对蒙哥马利说起中国政府，尤其说道周总理发表的关于港澳两地最后前途的谈话。蒙哥马利以他特有的军人风格当即回应道：

“如果谁想夺取香港，那将意味着世界大战。”

随后蒙哥马利从香港前往广州，解放军副参谋长李达上将亲自陪同蒙哥马利飞往北京。

图丨蒙哥马利首次访华

当时李达上将是横跨政军两种身份的部长级官员，蒙哥马利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民间人士。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异是两国不同文化和政治体系造就的，蒙哥马利对此非常感慨，：

“在你们国家，军事领袖可以掌握政治权力，而在西方世界不行。作为一个军事领袖，我在西方很出名，但是我不是政治人物。”

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蒙哥马利丝毫没有休息，随即参观了一些北京的名胜古迹。当天晚上，身兼元帅、副总理、部长三重职务的陈毅接见了蒙哥马利，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第二天，周总理安排了对蒙哥马利的会见，陪同接见的还有贺龙元帅。会谈从上午10点20分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40分，历时长达四个多小时。在谈话中，蒙哥马利了解到很多中国对于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借此推断世界的未来发展。

图丨周总理与陈毅会见蒙哥马利

5月26日上午，蒙哥马利来到了北京某军营，见到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蒙哥马利虽然对于北京不了解，但对于眼前的这位杨勇将军却是早有耳闻。

1953年，毛主席亲自任命杨勇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率领部队入朝作战，实现了周总理“三杨（羊）开泰”的愿望。杨勇入朝不久，志愿军总部下达了金城反击战役的命令，夏季战役第三阶段反击的序幕正式被拉开。

这场战役歼敌五万余人，俘敌近三千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联合国军”遭此打击后，被迫在谈判桌上答应签字。杨勇指挥的这场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从不愿提及自己的名字，甚至有人请他去作报告，也被他推辞了。

1954年，杨勇担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次年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自此，杨勇成为第四任志愿军司令员，同时也是最后一任司令员。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时，曾向毛主席夸奖道：

“杨勇是个难得的好同志。”

图丨金日成组织20万人欢送志愿军

1958年，杨勇率领志愿军撤离朝鲜，离开时金日成亲自送行，朝鲜方面组织了20万人欢送。回到北京之后，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后又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期间，杨勇组织部队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获得优异成绩，并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赞扬。

蒙哥马利虽然嘴上对于杨勇久仰，但心里其实并没有那么服气。毕竟在西方军界的眼中，蒙哥马利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军队中无人能企及的军事家。尽管蒙哥马利有着很多弱点和不足，但仍不愧为20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在一战期间，蒙哥马利虽然级别不高，但对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没见过总司令的面而感到遗憾。他认为高级将领“深藏不露”，是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的重要原因。

图丨蒙哥马利旧照

因此，在蒙哥马利当上将军，尤其被授予元帅军衔之后，士兵们经常能在一线战场上，看到蒙哥马利的身影。为了突出自己的存在，蒙哥马利的军帽上配有将军和装甲兵两种帽徽，官兵们只要看到他的帽子，哪怕不认识他，也知道他来了：

“这样他们就知道我对他们的一切非常关心，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蒙哥马利在看了中国军队的射、投弹、格斗表演之后，虽然一直在和杨勇等人谈笑风生，但似乎并没有放在眼里。当看到刺杀表演时，蒙哥马利的态度迅速转变，不再说笑，而是紧紧盯着500名士兵组成的刺杀方队，并提出到队列里看一看。

“您要看什么呢？”杨勇不解地问道。蒙哥马利随即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请刺杀方队的士兵们脱下帽子，杨勇虽然不明白蒙哥马利有何用意，但还是同意了。

图丨整齐划一的中国士兵

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500名士兵整齐划一地右手持枪，左手脱帽。蒙哥马利走到每一位士兵前，仔细审视着每一位士兵的额头，然后小声说了一句“将轻兵少”。

随后蒙哥马利从一名士兵的手中接过半自动步枪，一阵枪响之后，远处的靶子应声落地，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蒙哥马利并没有就此作罢，他十分得意地将手中的步枪递给杨勇，想要看看这位中国将军的功底。

当时蒙哥马利并不知道，杨勇的几个儿子都被他培养成为了射击高手，尤其是杨勇的二儿子杨冀平，6岁就开始在杨勇的指导下练习射击。后来杨冀平到了青海当兵，第一次实弹射击，他就采用三种姿势，打了87环，将新兵班长惊得目瞪口呆。

杨勇在志愿军总部的时候，最喜欢的业余活动就是打鸟，经常一枪两个，弹不虚发。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杨冀平有一次在院子里打乌鸦，两枪打下了七只乌鸦。

图丨杨勇（右）在朝鲜前线

所以，射击对于杨勇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对于蒙哥马利的挑战，杨勇什么都没说，微笑着接过枪来，抬手进行了一阵射击，所有的游动靶齐刷刷落地。

对于杨勇的亮眼表现，蒙哥马利当时并没有发表任何说辞。后来到了香港之后，记者们让他谈谈访问中国军队的感受，他现场揭开了让士兵们脱帽的真实原因：

“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在毛主席得知蒙哥马利在香港的一番言论之后，笑着说了一句双关的评价：“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图丨毛主席与杨勇亲切握手

后来阿尔及利亚总统访华时，特意要求见一见当年指挥金城反击战的杨勇。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笑得更灿烂了：

“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1964年，中央军委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全军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杨勇和廖汉生两次组织干部到南京军区参观学习，并发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号召，要求各单位举行汇报表演，选拔尖子选手参加军区的比武。

当时罗瑞卿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汇报表演后，称赞北京军区的领导有创造、有发展。后来周总理、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观看表演之后，对杨勇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图丨杨勇陪同毛主席观看全军大比武

当贺龙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军区的汇报表演情况后，毛主席高兴地说：“这样的好事，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去看看呢？”

正当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轰轰烈烈推进时，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大比武是搞“形式主义”，否定了群众性练兵活动，提出今后的工作要“突出政治”，两三年内不搞全军性的比武。

对于这一主张，军队中许多领导干部提出了异议，其中就包括杨勇。他认为全军单纯搞军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北京军区的实际情况，并毅然决然在党代会的决议上写下了“突出政治，保证生产、训练不退下来”这句话。

但杨勇没想到的是，就是“保证生产、训练不退下来”这句话，将他卷入了之后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

图丨北京地铁开工典礼

1966年，正在筹建北京地铁修建工作的杨勇，遭到了政治诬陷。杨勇顶着压力，要求施工部队加强管理，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按期完成地铁修建任务。不久，杨勇遭受非法隔离审查，但地铁建设并未因此而中断，并于1969年国庆节前夕通车。

次年，杨勇正在筹划一次军事演习，结果遭到秘密关押，非法囚禁。两年之后，毛主席在“九大”上提到了杨勇：“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些功劳的吧？”

但杨勇并没有因此重获自由，反而遭到了更加严厉地迫害。

1970年，杨勇被转移到河北邯郸，在一次劳动中不慎摔伤右腿，被送到了石家庄某医院。当时医院决定就地手术，但杨勇坚决不同意，要求立刻报告中央，回北京治疗。

院方请示上级后，答复就在石家庄做手术。杨勇的妻子得知这一情况，立刻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马上指示有关部门，派飞机将杨勇接回了北京，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图丨“三杨”在一起

在住院期间，许多老战友都来看望杨勇。待病情有所好转之后，杨勇考虑继续在医院待下去不是个好办法，恰好当时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到医院看望，得知杨勇有出院的想法，便邀请他到济南去。

就这样，杨勇来到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获得了一生中少有的清闲时光。

1972年，周总理敏锐捕捉到毛主席在陈毅追悼会上的讲话，让一批将军相继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过问下，杨勇重新出来工作，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当时有人为杨勇打抱不平，说杨勇当了这么多年的副总参谋长，为什么要降职使用？杨勇平静地回答说：“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啊！现在有工作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嘛！”

图丨杨勇在基层

1973年，中央任命杨勇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接到任命之后，匆匆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说明情况，就立刻赶往新疆，连衣服、行李都没来得及回家取。

当天晚上，杨勇连夜召开会议，按照周总理对自己的嘱托，谈了自己对于搞好民族团结的意见。随后杨勇亲自到天山南北实地考察，认为无论从民族发展还是战备需要，都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

很快，中央拍板了杨勇修建公路、铁路的建议。在杨勇的主持下，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的修建热火朝天地开始了。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中央一些人不准各地组织悼念活动。杨勇不加理会，率领军区机关召开了肃穆的追悼会，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紧接着，自治区各机关和其他地区也相继举行了悼念活动。

图丨杨勇上将军装照

周总理逝世之后，国内的政治风暴愈演愈烈。但杨勇照常忙于抓生产、边防战备和军事训练，对于那些不实的政治活动，杨勇一概置之不理，还经常提醒大家：“现在情况复杂，要保持头脑冷静。”

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杨勇在悲痛之余，对党和国家、军队的前途命运十分担忧。他冷静地加强边疆战备，要求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坚决保持部队和民兵武装的稳定。

1977年，杨勇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常委、解放军副参谋长以及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第二主任。1979年，杨勇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自此，杨勇继续为部队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