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并坐拥明季最庞大的后宫，却只育有八子，其中还有五个夭亡，到世宗晚年更是只剩一子。子嗣如此稀薄，嘉靖朝仍被盛传有着激烈的储位争夺，这又是怎么回事？
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一，世宗册立不满三岁的皇二子朱载壡为皇太子，以便自己南巡时留守监国（皇长子在嘉靖十二年夭亡）。同时也册封皇三子朱载坖为裕王、皇四子朱载圳为景王（两人均不满两岁），以备不虞。
但朱载壡只算“半个太子”，因为嘉靖二十五年朱载壡年满十岁时，世宗不愿意为其行加冠及讲学之礼。究其原因，则在于“二龙不相见”之说。
嘉靖十七年世宗折损了皇五子、皇六子和皇七子，嘉靖十九年不满周岁的皇八子又不幸夭亡，此后宫中更是再无子嗣降生。世宗非常惧怕皇太子也不保，甚至落个绝嗣的结局，世宗就请方士陶仲文占卜太子命格。
陶仲文认为皇帝世间真龙也，太子未来之天子，亦真龙。两龙相见，必有一伤。化解之道就是不要早立太子，即“二龙不相见”。现在太子已立，最好不以常礼待之（不给太子待遇，让其暂不成真龙）。
在明朝太子行加冠及讲学之礼不仅仅是给他安排老师授业，更重要的是可以开设自己的官署并组建东宫团队，正式成为朝廷的一部分。所以世宗就照着陶仲文的意思，拖着不让太子完礼。
官员们则没有世宗的担忧，他们想的是，如何巩固太子之位以及加入东宫获取从龙之功。在众臣的反复劝谏下，尚未笃信“二龙不相见”的世宗在嘉靖二十八年松口，当年三月十五日为皇太子举行了加冠礼。
结果三月十七日，皇太子突发恶疾，两日后即不治身亡。群臣上的劝慰奏章，世宗一律不回，但他长文批复了陶仲文的奏疏。
览卿奏慰，朕复何言？早从卿劝，岂便如此！太子非常，人不识耳。然厚烷、吕时中辈诽谤朕躬，一曰久不教训我等，一曰辅臣不可谀悦。皆谓朕既不早朝，又不教习太子。朕受天明命，承大道运，岂为小人所讪 ……
《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
既是怨恨宗亲、大臣们逼迫他为太子行加冠讲学礼，也在后悔自己没听陶仲文之言。从此以后世宗深信“二龙不相见”之说，也下定决心不再复立太子。
但册立太子是国本所在，不仅直接影响朝政的稳定，也关系到皇帝出现突发状况或驾崩时皇权能否平稳交接以及大明会不会分崩离析。所以朝堂上下依然不停上疏请立太子，不愿明说的世宗只能不回复、不理睬。
但世宗的态度，让群臣产生了非常危险的误解。皇帝在立储上不吭声，是不想依祖制立嫡立长而是想立爱，传位于他宠信的靖妃之子皇四子景王朱载圳。
一些朝臣认为，这怎么能行，必须劝谏皇帝依从祖制。一些朝臣则认为，还可以这样？要不要跟着景王以获拥立之功？总而言之，因立储之事朝堂更热闹了、也更分裂了。
礼部尚书徐阶见世宗不愿意就立储之事表态，他就换了个方法。嘉靖三十年二月，他上奏称“皇子年已十五，选婚讲学实惟其实。宜先正其名号，乞容臣等遵例择吉，表请册立”。
徐阶的意思是，二王已成年，应该成婚开府了。但是古代没有“集体平等婚礼”一说，所以得依长幼给二王分出（礼仪）次序和高低，也就是变相确认太子。内阁首辅严嵩也票拟附议了徐阶的奏请。
两个儿子确实到了成婚之时，但世宗还是怕“二龙相见”。于是他同意了徐阶的奏请，但在仪规上要求“二王同体”。即裕王和景王不分主次，以皇子的身份同时举行冠婚之礼。
严嵩在被世宗召见时，劝谏称以前多位皇子同行冠礼，是因为他们地位均等都要之国成为藩王。裕景二王情况不同，必有一个成为嗣君，不能照旧例。但世宗不听，坚持二王同体。
二王同体，如何又欲分别？其俱以三月行冠礼，选婚候敕行，府第即修二所，不许违慢。
《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一》
嘉靖这么要求，只是不想凸显“太子”导致“二龙相见”，并不是一些朋友说的打算册立四子，因为在其后的婚仪中他还是做了些伏笔。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下诏，命礼部为二王准备冠礼仪注，并于三月初一为裕王、景王同日行冠礼。徐阶拟定的仪注还是分了主次，二王同拜皇父、各拜母妃后，景王需向皇兄裕王行四拜礼。其用意世宗自然明白，但他并没有反对。
当年八月，世宗又下旨二王同日出阁讲读。九月十八日，世宗命礼部为二王选婚。同时他又下旨工部要求为二王中的一个（未指明是谁）预选封地，“一王留京，一王之国。宜择建国之处，即查例以闻”。
嘉靖三十二年，世宗又否决了礼部让二王在皇宫同时举行婚礼的安排，令二王在各自王府成婚，并且册封王妃和婚礼都不在同一天。二月初三册封裕王妃，初八裕王受醮戒然后出宫迎亲就府。初八册封景王妃，十一日景王受醮戒并完婚。
世宗虽然明面上坚持“二王同体”，但种种迹象表明他心里是把年长的裕王视为太子的，毕竟他自己也是喊着“伦序当立”坐上皇帝位的。最初朝廷上下也是认为皇帝已选定裕王，只是不吭声即“国本默定”。但其后两件事，又让部分官员疑惑起来。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裕王母妃（康妃）病逝，礼部拟定的丧仪超出了妃子仪制，世宗下旨裁减。三十四年十月，裕王长子降生（也是世宗的皇长孙）。礼部奏请昭告天下、普天同庆，世宗认为于礼不合，告庙即可。
基于裕王并未被册封为皇太子，世宗的决定并没有问题，都符合朝廷的规制。内阁枢臣之间虽然对立，但均明白世宗用意，也未借此搞斗争。但他们不斗，不代表一些小臣不想把水搅浑以便获利。
如原右春坊右赞善郭希颜，因世宗不立太子东宫僚属闲置，再加之他得罪了严嵩，被严党找了个由头革职返乡。为求出头，他于嘉靖三十九年派仆从至京师张贴匿名告示，声称严嵩要谋害裕王。他本人则上疏朝廷为裕王“抱不平”，请求尽快安储（册立裕王）和分封（命景王之国）。
他这一下就让朝廷各派紧张起来，严嵩不愿意正面表态，将郭希颜的奏疏下发礼部议处，徐阶则以沉默为回应。世宗不想枢臣们继续踢球把事情扩大化，就抓住郭希颜奏疏的纰漏“建帝立储”做文章，质问“夫立子为储，帝谁可建者”？
皇帝竖起了风向标，很快法司就以“妖言惑众罪”判郭希颜死罪。一场可能的政治风波，就这么弥散了。
不过事世宗也算明白自己给朝廷造成的困惑了，于是他在当年十月下旨内阁，“景王府已成数年，当遵祖宗大制令之国，何久不举行”，很快朝廷各部就为景王忙活起来。次年二月，景王离京前往德安就藩。
虽然景王就藩后，世宗仍不册立裕王为皇太子，但在事实上已经没人能跟他争了。嘉靖四十四年景王病逝于藩国后，裕王储君的身份更是不可动摇。只是世宗不愿意“二龙相见”，就委屈儿子尴尬地以亲王待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