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五 第二次白壁关会谈
经过苏体仁、梁上椿、刘迪吉等人在太原和日寇进一步勾结,阎锡山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1941年3月，阎锡山又派我到孝义白壁关和日寇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我带有骑兵军军长温怀光和续志仁，而日方则只有驻汾阳若松旅团的一个中佐参谋,名叫宫内(这个人是日酋指定专和阎锡山勾结的)。温怀光参加这次会谈,是阎锡山特别指定的。他对我说:“你这次去,可以带上亮三(温怀光字)一起去,要他和对方见见面,以后有许多事他就可以直接联系了。”
在我离开克难坡前，阎还嘱咐要要求日方把孝义县城让给骑兵军。他说:如果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咱就可以解决部分粮食问题,你可用'联系更方便为理由,尽力和对方交涉，我看是可以办到的。”
日本人派宫内参加会谈,一面是代表“山西派遣军”,但主要是为了解决若松旅团和阎锡山骑兵军的所谓协作问题。由于事前早已谈妥,所以会谈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仪式，只是在白太冲家里会面,双方发表意见后,迅即达成口头协议。大意如下:
1.日、阎双方必须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前线部队彼此友好往来,互派人员联络,不得发生冲突。
2.离石——军渡(黄河东岸)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
我要求日方把孝义城让出,宫内表示自己同意,并答应向太原军部请示后再作最后决定。
宫内要求温怀光派高级军官到汾阳城内和日军“联欢”，并且说:“欢迎温阁下亲自来。”我和温怀光都表示:“如时机成熟，可以去汾阳。”
1941年6月间，日寇果然把孝义城让给阎锡山。骑一军军部、骑二师师部(师长沈瑞)都进入孝义城,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陈济德)都驻在附近村庄。这时，阎锡山深怕温怀光应付不了局面,要我把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也由隰县移驻孝义城,我也到孝义城指挥一切。
阎锡山对我说:“这次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共产党可以直接打咱们,可能为了他们出师有名,大大宣传咱和日本人妥协、投降,对咱很不利。但这个县可以征到不少粮食，一县可抵晋西四、五个县,还可以伸展到平遥、介休边上,这又对咱有利。亮三很难应付这个局面,你到孝义去，一定要督促温军长赶快先把孝义城郊防御工事修好,立于不败之地。外围阵地,一定要在敌人(指八路军)炮火打不到城墙的距离以外,选择地形修筑。至于具体办法,待我研究好以后,再告给你们。现在要赶快准备征粮,征得越多越好。”
我到孝义以后,照阎的“指示”,布置一切。就在这时，听到传说,说我和日本人有勾结等等;心情十分不快，思想也更矛盾。心想,汉奸名是落下了,但又想不出其他办法。
六、所谓“汾阳协定”的情况
1941年8月间,有一天我正召集骑兵军师长以上人员开会,研究构筑城郊工事和征粮等问题。续志仁交给我一份阎锡山拍来的电报,大意谓:“和日方交涉已办妥,对方要求派一能代表我的人到汾阳签字,我意你可就近代我前往,已派迪吉携我手章去你处，并面达一切。”
我因已听到许多关于我要当汉奸的传说，而且对王靖国正加强“铁军组织”,一手掌握大权,有所不满,正在满腹牢骚,看完电报,马上就说:“当铁军委员和副团长(王靖国是因为当阎锡山的军官集训团副团长,才取得掌握军事大权的机会的)没有我，当汉奸轮到我头上了。静山(续志仁字),你给总司令发个电报(山西军队许多军官一直称阎锡山为总司令),就说我是个军人，不善外交，不长词令,恐辱君命,请另派别人。”
我这样表示,一面是真正发牢骚;一面是要叫我的下级知道,我不是真正要当汉奸。电报发出后，当天就接到阎的复电说:“时间已不允许再派别人,迪吉即到,你即可代我前往。”
次日刘迪吉果然携带已经打印好的“协定草案”和阎锡山的图章,以及用第二战区长官部信笺由阎锡山亲笔写着“派赵承绶为全权代表”的所谓“指派书”到来。并传达阎锡山的口头指示,叫我到汾阳去时带上温怀光,其余人员由我挑选。白太冲又告我说:“日方希望骑兵军军、师长都能参加签字仪式。”这时,阎锡山要我正式当汉奸的局面业已形成,我又两次到白壁关和日寇会谈，牢骚尽管发,不去可不成,真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
经过两天的准备工作,于1941年8月11日，带上温怀光、续志仁、齐骏鸣(骑兵军参谋长)、赵瑞、刘迪吉、白太冲一群大小汉奸，由孝义城出发,扬言到前线侦察地形,乘马向孝义、汾阳两县城中间的田屯镇(距孝、汾两城各十五华里)驰去。
在距离田屯镇不远时,钻进路旁的高梁地里,脱下军装,换上事先准备好的长衫马褂，刘迪吉、白太冲先进入田屯镇内,我们几个人也随后跟进，日寇派两个校级参谋到村外迎接,白太冲一一作了介绍，匆匆进入村中分乘日寇备好的汽车,驶入汾阳城,住在日本旅馆。
苏体仁、梁上椿在旅馆候迎。原来他们早已从太原来到，也住在这个旅馆。晚上,我和苏、梁商谈签字问题,这两个汉奸十分高兴,还一再给我打气。
我问他们:“日本人能不能在签字后立即拨给武器、弹药和粮食、款项?”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当尽力而为，务必设法早日办到,希望老总也能早日通电。”
还说日方希望我和温怀光在签字仪式上穿国民党正规军服、佩戴军衔,以示郑重。我说:“这些东西在抗战一开始早就丢干净了,现在那里去找。如果要穿军装,只能穿现有的灰布军衣出席。”
由此,我联想到日本人可能要在仪式中照相、拍电影,将来做宣传材料。因此,要求苏、梁两人向日方说明,请不要在仪式进行中照相、拍电影。苏、梁当晚即向日方转达。
从苏、梁口中得知,日寇方面十分重视这次签字仪式，特派其“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前来主持。同来的还有“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等人，都住在若松旅团部。
苏、梁还讲了些签字仪式应注意的事。
1941年8月12日上午9时，我和温怀光两人身着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期的灰布军服，续志仁、齐骏鸣、赵瑞等着便衣偕同大汉奸苏体仁、梁上椿，由日寇茂川、土田两个佐级参谋接至汾阳县城的日寇若松旅团司令部,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日酋田边盛武、楠山秀吉、若松等正式会见。
上午10时,阎、日汾阳协定签字仪式开始。会场上悬有日本的太阳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会场是日寇布置的,事前我一切不知,只听对方摆布。
日酋田边、楠山、若松、宫内以及土田、茂川等人,均身着日本军服,全佩军衔，首先进入会场,端坐在上首正面,板着面孔,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我和温怀光、续志仁、齐骏鸣、赵瑞、刘迪吉、白太冲以及苏体仁、梁上椿进入会场时,日酋等坐在那里,动也未动，由其参谋人员按指定座位引导入座。
日本随军记者多人,马上开始拍照片、电影,还准备有录音机。我十分着急,以目示意苏体仁、梁上椿,要他们劝阻,这两个汉奸只向我微笑着摇摇头。我没其他办法，只好任其拍照。
仪式开始，日酋田边盛武首先拿出侵华头子冈村宁次的指派书,我也拿出阎锡山的指派书,两方互相交换。田边看见我的指派书仅寥寥十几个字,摇着头看看我,表示不满，我也不加解释。日寇无法,只好按预订程序继续进行。
田边和我分别在用中、日文打印好的所谓“停战协定书”上签了字。我签的是阎锡山的名字，盖上阎锡山的图章,另在下边签上“赵承绶代”字样。仪式完成,日酋起立和我握手,说了几句客气话,还碰杯喝了一口香槟酒，才分别退出会场。
回到旅馆,十分懊丧。
首先，日酋以战胜者自居的高傲态度,使我感到受了极大侮辱,我是个一向高傲自居、骑在别人头上的人,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的最大侮辱,心里自然十分不痛快。
第二,明知道这是一个卖国条约,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虽然用了一个“代”字,良心上仍然深自谴责,无以自慰。
第三,日寇大拍照片和电影,必然要大肆宣传一番,马上就会臭名远扬，千古骂名也从此落下,今后有何面目见人。可是,当我和苏体仁、梁上椿谈到不该拍照时,这两个死心踏地的大汉好还和我开玩笑,说什么“我们的照片比你的多得多了,吃猪肉还怕腥么”。真是无耻至极!
这个卖国的“协定书”内容很具体，日寇为了收买阎锡山这个老牌汉奸,把他提出的所谓“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几句话做为“原则”,放在“前言”当中，并决定“阎、日双方彻底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亲善友好,共同提携,实现东亚共荣。”其具体条款如下:
一、日方实行条款如下:
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五万支,轻机枪五千,重机枪五百梃，并配给一个动员额的子弹;
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两千万元，另给阎本人机密费七百万元;
3.日方供给阎方军队给养及一部装备;
4.日方先拨给阎方能新成立五十个团的壮丁及全部武器、装备，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再继续拨给五十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以充实阎方力量;
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全部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阎方，由阎方陆续派人接管。初步接管晋中各县及晋南临汾等县，再逐渐接管其他各县;
6.日方将山西境内同蒲(宁武以北除外)、正太(娘子关以西)两铁路管理权让给阎方(这一条先有争执,后来日方答应“共管”)。
二、阎方实行条款如下:
1.阎本人即刻通电,表明脱离重庆政府,发表“独立宣言”;
2.阎本人第一步先进驻孝义,待日方将晋中各县政权交让后,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扩充力量,再进驻北京和“南京政府”“合作”,或担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3.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阎可以组织“华北国”;
4.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
5.阎方将通往陕西的黄河渡口小船窝(吉县境内)让给日军驻守。
除书面协定外,还口头协议,阎方先在汾阳县城设立办事处，其办事处人员由日方发给特别通行证,可以通过孝义、汾阳间日军哨所，以便经常联系。
举行“签字仪式”的当天晚上,日酋田边和楠山,在我住的那个日本旅馆举行宴会,双方参加“签字仪式”人员和苏体仁、梁上椿都参加。日酋一变其在“签字仪式”时的高傲态度,极力表示和我“亲近”,企图使我对日寇发生好感。
我这次在汾阳共住了三天,由日寇派汽车送至田屯镇,又换上军服回到孝义,随即去克难坡向阎锡山亲自报告:
1.“协定书”按原草案一字未动签了字;
2.在“签字仪式”中，日酋田边、楠山以战胜者自居,态度十分高傲,不象“合作”样子;
3.日方在签字时拍了许多照片和电影:
4.已口头协定先设立汾阳办事处;
5.日方可能先给部分武器和粮食。
阎锡山听了我的报告后,点头表示满意之外,好象察觉我情绪有点懊丧,鼓励我要“忍辱负重”,还说:“日本人就是这样，办公事时候，态度总是严肃认真，私人接触,又显得十分和蔼、客气。”
这个老汉奸,决心要做汉奸做到底。他要我赶快仍回孝义,尽快先成立汾阳办事处，人选由我决定,必须按照协定条款先向日方催要东西,特别是先要武器。还说:“要想办法成立太原办事处，以便办理履行细则。”
我回孝义后，即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杨向山和白太冲到汾阳筹备,正式成立办事处。此后，日方曾先后给过阎锡山步枪一千支,由骑一军派车于夜间从汾阳拉回,补充各师团。另外还给过一部分粮食,主要是高梁,用民间大车拉到兑九峪等地。
自所谓“汾阳协定”签定后,阎、日双方勾结已成公开秘密，尤其是阎部骑一军,几乎所有军官,大都知道这件事。团长以上军官有很多人,如骑一师的副师长兼汾阳县长段炳昌,骑二师副师长兼介休县长张玉堂,骑一师参谋长于耀先,骑二师参谋长马学良(后来病死在日寇占领的汾阳医院)以及个别团长,都曾换上便衣到过汾阳城，和日寇军官举行所谓“联欢会”。
有些高级军官还从汾阳城买上布匹、纸烟、火柴和其他物品,私运孝义等地去卖,大做投机生意,大发“洋财”。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太不象话。阎锡山为了制压这种情况,曾把骑兵团团长扣押,几至处死,经我力保,方才获释。但“上行下效”,阎锡山手段虽然毒辣，也没有镇压住投机贪污风气。
与此同时，阎锡山却又提升了曾到介休县义棠镇一带对八路军作过威力侦察，而未与日寇发生冲突的骑五团团长杨诚作为骑四师师长,并命令骑一军加紧构筑孝义城郊工事,作其进驻孝义的准备。
这时,日、美和谈之说,正哄传一时。阎锡山认为日、美必然会和,罗斯福可能牺牲中国,迁就日本,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先和日本妥协。阎的高级人员,大都附和阎这个说法，只有孙楚一人认为日、美必战,日本必败。
孙楚
阎锡山根本不理睬孙的意见，抱着他一贯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实力、统治中国人民的野心，深恐美、日妥协,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再扩张后,抛弃掉他这个老牌汉奸。因此,更积极向日寇献媚,和日寇加强勾结。
但另一方面,这个老奸巨猾一贯会玩两面手法的“土皇帝”,又怕一下子拿不稳,所以也不得不观望一下,看看日、美和谈的结果如何。他口头上说不愿做汪精卫那样的货色,实际上是时机还不够成熟,怕贸然去到太原，落个“赔了夫人又折兵”。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