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200年间，有过朱棣的5次北伐、万历三大征、土木堡之变、闯军之难、后金入关等危难时刻。论其中危难程度，土木堡之变和其之后的北京保卫战，是与明朝覆灭相当的一次。

当时的皇帝，是著名的明英宗，他是朱棣的曾孙，明武宗的曾祖。在现在的网络上，英宗的外号较多，不过大多是“黑粉”。

诸如“叫门天子”“瓦剌留学生”“明堡宗”，都是近些年出现在网上的英宗外号。

这位天子在位22年，期间因为“土木之变”被瓦剌扣留1年，回朝后被软禁7年。不过他最后居然复位，这是古代皇帝里绝无仅有的一例。

英宗皇帝最大的失败，就是在土木堡葬送了20万大军，让明朝首都北京成为孤城，瓦剌大军距离北京一步之遥，宋朝的“靖康之变”仿佛就在眼前。

关键时刻，幸亏兵部尚书于谦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保住了大明。

后世对北京保卫战提得不多，但这的确是明朝200多年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此战是败军之际的无奈一搏，当时京营精锐20万人里，7万人战死在土木堡，10万残军逃回，辎重、器械、武器被抛弃。

北京缺粮草、武器、战马，诸臣商议迁都南京，照抄南宋的剧本。

此时，孙太后主持朝廷，让英宗弟弟朱祁钰监国，号召天下勤王，而瓦剌大军则带着英宗在边境巡行。

正统十四年十月，瓦剌太师也先率领大军南下北京。在朝堂上，于谦坚决反对迁都，要背水一战。明军出城接战，力战5天击退瓦剌2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

正统十四年，距离朱棣追亡逐北，扫荡北元不过才20多年，明朝居然险些被蒙古“斩首”，实在让人感慨。

那么在土木堡之变后，北京城内是什么情况？北京城保卫战打得有多激烈？瓦剌为什么拿不下北京，而明朝为什么能先败后胜？

明朝宣德年间，蒙古高原上的“瓦剌”部开始崛起，在大汗脱脱不花和太师脱欢的带领下，瓦剌苦战多年，攻灭东蒙古，后者即俗称的“鞑靼”。

鞑靼部原本自称北元正统，长期被明朝和瓦剌夹击。直到明朝宣德九年，鞑靼阿岱汗被杀，瓦剌统一蒙古高原。

在瓦剌早期，瓦剌人也曾受到明朝的册封，但当他们一统高原后，瓦剌野心膨胀，意图南下，成为明朝新的敌人。

当时，脱欢在辽西、大同、河套、河西、哈密等地用兵，扩大地盘，大有当年“黄金家族”开疆拓土之势。

明朝对瓦剌的态度是又恨又忌，因为瓦剌已经不是明初时松散，孱弱的高原游牧部落，而是统一的草原帝国。

正统中期，也先拥兵20万，人马壮盛，但明朝在军事压力下采取“以财帛止干戈”的传统方式，允许瓦剌入朝供奉，然后赏赐大量的回馈，换取瓦剌的忠心。

瓦剌送来的都是草原上的土产，没什么价值，而明朝赐给的都是真金白银——绫罗绸缎，茶叶香料，都是草原上稀缺的。

明朝按朝贡团的人头给回馈，瓦剌贵族们挤破头去北京朝贡，最后朝贡团年年膨胀，居然增加到几千人。

因为朝贡的人太多，明朝每年的赏赐都成了天文数字，几乎和宋朝对辽金的“岁币”一样多，朝内议论纷纷。

最终在正统十四年，朝内议论之下，不再纵容瓦剌，只给了朝贡团少量赏赐。结果瓦剌太师也先大怒，带兵10万南下攻明，明朝长城一线处处被破。

也先分兵几路，对辽东、大同、宣府、河西等地同时进攻。离奇的是，明朝边军多路战败，丢盔弃甲，他们已然不是洪武、永乐时期的强大军队了。

随着明军多路战败，大同陷落，总督宋瑛战死沙场，也先长驱直入。

战争打成这样，其实是长期“边政懈怠”的结果，明军不复当年之勇，眼下应该以稳为主，发挥主场优势，打防守反击。

但年仅22岁的明英宗却胸有大志，在亲信太监王振的鼓励下御驾亲征，他带北京京营20万人，勋贵大臣数十人出关，前往大同解围。

后来的事众所周知，也先发挥骑兵灵活性，早早逃遁，明英宗大军找不到敌人，只能班师。

在回程路上，因天降大雨，以及改变路线耽误了时间，明军在长城内居庸关外的“怀来”被埋伏。明军行至怀来旁的土木堡，被也向骑兵包围，彼时大军缺水，军心大乱。

《明史.瓦剌传》：“次日，至土木。诸臣议入保怀来，振顾辎重遽止，也先遂追及......明日，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

也先假意和谈，骗明军移营，明军争相取水，自相践踏。正当时，也先指挥4万骑兵进攻，明军大乱，死伤10万人，丢弃辎重盔甲无数。

此战，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以下50多名勋贵、大臣战死，太监王振也被杀，英宗皇帝朱祁镇被俘虏。

土木堡的战败，其实看起来非常离谱，明军有人数优势、武器优势，还背靠大营，依然被瓦剌骑兵砍瓜切菜般全歼，仅仅一日便崩溃。

明英宗被俘虏后，连也先自己都不敢相信抓到了中原皇帝，上次被关外政权俘虏的中原皇帝，还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

英宗被俘后，瓦剌人将其奉为上宾，留着和南方的明朝讨价还价。而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回北京，英宗生死未卜，大明朝廷方寸大乱。

当瓦剌送来消息说英宗被俘时，朝内马上有人建议应该迁都南京，放弃北京。彼时北京作为首都的时间并不长，虽然明成祖时期就移居北京，但北京一直是“行在”，不是首都。

直到明英宗时期，北京才正式变成都城，这让很多文官断了南迁的梦。

实际上，当时朝堂文官以南方人为多，他们对定都北方颇有怨言。

原来，自古以来，中原王朝的首都，最北也就是长安，除了蒙古人、金人，没人想把都城放在寒冷干燥，又强敌环伺的北京。

英宗被俘虏后，南方官员又惊又喜，朝堂上有人说“北京无龙气”“帝星南移”，认为是这个地方不对劲，应该迁都南京。毕竟皇帝都没了，这座城市也就不能叫“京”。

混乱之际，孙太后到台前主持大局，让朱祁镇的弟弟——同父异母的郕王朱祁钰监国，提拔兵部左侍郎于谦担任尚书，统筹北京防务。

于谦是反迁都的带头人，他认为一旦迁都，就是南宋的下场——丢掉中原，一辈子被北朝压着打，最后窝囊覆灭。正是在于谦的坚持下，“南明”没有提前诞生。

有现任皇帝在手，也先觉得自己也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明朝换取巨大的利益。

彼时明朝内曾筹备一批金银去赎人，也先不许，他把英宗皇帝当成自己的挡箭牌，让骑兵带着这位皇帝去长城边关叫门。

这段历史是《明史》明文记载的，英宗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由蒙古骑兵护卫，来到宣府外叫门，守军认出来是皇帝，但不开门。

三天后，英宗又来到大同城外，守将郭登也不开门，最终英宗要了大量财宝后跟也先出塞。

《明史》：“八月，也先拥帝北去，经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币......以金二万余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资进帝，以赐也先等。”

也先得到了利益，野心更加膨胀，他已经得到了鞑靼的元朝玉玺，心里居然想着靠英宗朱祁镇来进攻北京，恢复元朝的旧都，自己当皇帝。

可是现实给了也先重重一拳，就在正统十四年九月，明朝拥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改元景泰，“北狩”的朱祁镇变成了太上皇，等于被明朝抛弃了。

这一举动客观来说比较危险，因为也先发现英宗朱祁镇失去价值，可能将其杀害。但朝堂上下以大局为重，国不可一日无主，只能如此。

而也先听说明朝另立皇帝后，立刻带着大军兵分两路杀向北京。

瓦剌大军倾巢出动，20万人兵分两路，从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誓师出征。为了师出有名，也先带着朱祁镇去打仗，号称是要“问罪”，因为明朝大臣擅自废立君主。

瓦剌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大同、宣府入关，主力从大同绕道紫荆关，包抄北京城后，另一支部队进入居庸关，进攻北京正面。

然而，在土木堡大败后，北京城内的群臣清点城防，城内只有不到10万的守城部队，还有少量逃回来的败军，靠他们守城不太可能。

于是，于谦请朱祁钰下令，调集中原和南京的驻防部队北上，甚至把北方沿海的水军都调来北京。朱祁钰被推到前台，随即下令四方调兵勤王，并把北京军事指挥权给了于谦。

最终，当瓦剌骑兵扣关后，边疆的急报传到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组织城防，他已经成竹在胸，因为于谦手上已经有了20多万军队，还有一年的积粮。

同时，朝廷下令河北各地往京城运粮，主要把通州城粮食送往北京，起码要足够全城半年消耗。

孙太后让内廷开皇帝“内帑”犒军，给武将和京营、勤王军赏赐，工部开军械库整备盔甲、火器，还派出骑兵出关去土木堡寻找丢弃的辎重。

当也先在十月进入长城内时，北京城的22万大军已经在城外驻扎。

但在战前，明军围绕“守城”还是“迎战”吵得不可开交，于谦坚决要求军队在城外决战，不能示弱。

在十月初九，也先大军攻破紫荆关，明军准备应战。于谦把北京城九门分给具体的武将，自己和猛将石亨镇守德胜门。

于谦下令：大军列阵城外后，城门关闭，北京城内不许留“带甲之士”，否则处死。

守城军也得到命令，若队长畏缩不前，上司可以将其斩杀；士兵畏缩不前，后队杀前队。杀敌者按人头论赏，最高者能连升三级。

十月十一日，也先先锋部队到达北京城外，蒙古人马上被北京的城防震惊了——明军营帐、堡垒遍布城郊，旌旗蔽日，炮声震天，步兵列队迎战，喊声如雷。

也先本以为明朝现在是惊弓之鸟，北京城可以一鼓而下，没想到明军军容雄壮，这让他很后悔轻易入关。

也先赶紧转变口径，派人去报信，说自己“前来还太上皇”。蒙古使者告诉于谦，朱祁镇就在也先的大营，希望派人来接。

不过，明朝方面只派了两个人去看朱祁镇，也先不满，觉得应该让一品大员或者皇族来，但明朝没反应。

《明史》：“初，也先深入，视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叛阉喜宁嗾使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复邀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帝不许，也先气益沮。”

当日，瓦剌军试探性袭击城外的彰义门，被明军杀败。也先再请明朝来接朱祁镇，但城内无回应。

十三日，也先决意攻城，明时的北京城为方形，只有九门，城东、南多河道、沼泽，北部干燥平坦，所以明军当时的主要阵地布置在北部。

也先经过研究，下令骑兵北移，随后全力进攻德胜门。

于谦早就料到也先要打德胜门，所以让石亨在门外民房和金、元旧城墙之间埋伏，以火器袭击蒙古骑兵。

最终，瓦剌骑兵前锋万人，被石亨部队以火器埋伏，伤亡惨重，也先的弟弟孛罗战死。

见前军大败，也先大惊，为了防止明军反攻，他把英宗朱祁镇安排在德胜门外的一间房子里，派军队看守。

随后，也先下令大军绕道南下进攻西直门。在这里，明军孙镗部力战瓦剌骑兵，双方骑兵几次冲杀，于谦赶紧派兵援助，明军又击退瓦剌。

两次进攻失败，瓦剌士兵士气低落，也先心情沮丧。十四日，瓦剌军再战彰义门，明军武将武兴战死，但明军和民兵共同御敌，瓦剌再次战败。

也先查看战场，他发现在明军结阵后，自己的铁骑并不占优势。。

其实，瓦剌军队以骑兵为主，在平原野战中罕逢敌手，几次全歼明朝边军。但说起攻城拔寨，骑兵几乎毫无战斗力。

明军则靠战车、壕沟、火器来防守反击，神机营的火绳枪能射百步而穿甲，还有火箭、大炮助阵。蒙古骑兵冲不进阵地，撤退时反被明军骑兵掩杀。

至于攻城，对瓦剌人来说更是天方夜谭。最终瓦剌大军野战失败，围不了北京城墙，连居庸关的援军也被明军挡住。

十五日，在保定等地劫掠的瓦剌军队来报告，南方的明军正在北上，且明朝政府坚壁清野，做长期打算，抢劫活动收获不多。

也先思来想去，放弃北京回到草原才是唯一的选择，否则紫荆关被占，自己的10万人可能被困在中原。

但也先觉得走也不能空手，于是他派精锐在北京城下对峙，牵制于谦的部队，让自己的亲信带其余部队劫掠北京周围。

十五日开始，瓦剌骑兵拔营西撤，一路烧杀抢掠。

也先带着英宗皇帝紧随其后，于十七日撤出紫荆关，残部还是在河北、陕西等地劫掠。

《明史》：“也先诡称奉上皇还，由大同、阳和抵紫荆关，攻入之，直前犯京师......也先邀大臣出迎上皇，未果。亨等与战，数败之。也先夜走，自良乡至紫荆，大掠而出。”

到十一月，瓦剌军队彻底离开中原。

综合来看，北京保卫战是标准的“雷声大雨点小”，无论明军还是瓦剌军，都没有全面冲突，40万人没有大规模接触，双方的伤亡都在几千人上下。

不过，因为也先全师而退，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明朝政府不敢有松懈，北京的严防死守持续了几个月。

景泰元年正月，瓦剌进攻宁夏、大同，又被明军击败，也先开始求和，北京城的寒冬至此结束。

正统十四年，北京城顶住了明朝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明军在景泰帝和于谦的带领下抵御了敌人，本来占据主动权的瓦剌，现在落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此时，明英宗朱祁镇还在瓦剌之中，也先还想用这个“太上皇”做点事，曾打算从西部进攻中原，然后在长安或者其他大城立朱祁镇为皇帝，分裂明朝。

可此时，瓦剌骑兵发现自己打不进长城了，仿佛明朝军队在正统十四年冬天后突然变强，能和草原骑兵野战。

其实，不是明军“突然变强”了，而是明军本来就不弱，起码边军不是农夫，是职业军人。

也先觉得明军弱，是土木堡之战前后给他的错觉，此战明军一触即溃，打得十分难看。但这背后原因很复杂，除了英宗瞎指挥外，其实北方精锐也大都不在长城一带。

正统年间，因为仁宗、宣宗时期放松边政留下的祸患，中国北方的蒙古、西南方向的诸夷、云南外的麓川国、东南的福建都有军事问题。

后世总是诟病明英宗无能，但明英宗在边政上其实很努力，东南西北都在用兵。

英宗曾大力进攻西南麓川王国，即今天的缅甸地区，前前后后用兵十几年，消灭了这个中南地区的崛起政权。

麓川国在明初就存在，曾被云南沐王府镇压，但后来复兴，反噬云南边境。王振支持明英宗用麓川立功勋，明朝北部边镇部队、西南土司兵前后有百万人都在云南作战。

到了正统九年，东南的福建又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也叫“东南矿工起义”，该起义规模很大，在闽浙赣三省活动，明朝镇压多年都无法彻底解决。

正统十四年，英宗皇帝派名将陈亨之子，靖难名将陈懋带京营、宁夏边军、河北鞑骑（归明蒙古骑兵）南下平叛，所以也先在北方纵横时，明朝精锐，尤其是野战部队很多不在岗位。

最终，当京营的20万大军被英宗带出关后，英宗少年意气，刚愎自用，不听臣下的劝谏，才导致全军覆没，也先捡到了大便宜。

但随后，南方精锐部队渐渐北上，明朝也加大对边军的犒赏，让边军士气高昂，也先部队再要入关南下就不容易了。

景泰以后，朝廷重视军务，朝堂上认识到“仁宣时期”只管中央安稳，为省钱省事放弃边政的行为是不妥的，“三杨”和宣宗放弃边关的行为更是遗祸后世。

从此，明朝重新整顿军备，清点卫所士兵，修军械，筑长城，文官也不敢再随便议论。

景泰元年秋天，看到明朝边境如铁桶一般，也先也感觉耗下去不是办法，毕竟草原上的物资还需要从明朝交换，冬天快来了，这样下去草原上可能闹饥荒。

于是也先再次提出归还英宗，两次派人来北京求和。

明朝派人去谈判，英宗皇帝归国的意思很明确，甚至提出去看守皇陵，不入京城。

当年八月初六，也先送朱祁镇南下，送行几十里。英宗皇帝到达北京后，朝廷准备了简单的仪式，景泰帝也在皇宫迎接了英宗，随后将其送往南宫居住。

瓦剌送回英宗皇帝，随后双方的朝贡贸易继续，可见正统十四年到景泰元年的战争，并未根本上改变两边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景泰二年开始，瓦剌大乱，大汗脱脱不花和太师也先内战，脱脱不花很快兵败被杀。景泰四年，也先称帝，自称大元皇帝，但并未得到明朝承认。

次年，瓦剌再次发生内乱，阿剌知院和也先内战，也先被杀，瓦剌盛极而衰，至此分裂。

巧合的是，瓦剌内战时，明朝宫廷内也暗流涌动。

当时，景泰帝朱祁钰郁郁寡欢，因为他害怕哥哥复位。而朱祁钰膝下无子，后来滥用补药，身体不好，于景泰六年开始生病。

景泰七年底，朱祁钰病危，八年正月，因为储君之位未稳，太监曹吉祥和大将石亨、御史徐有贞扶持幽禁的朱祁镇复位，史称“夺门之变”。

《明史.英宗本纪》：“丙戌，诏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论夺门迎复功，封石亨忠国公，张軏太平侯，张輗文安伯，杨善兴济伯，曹吉祥嗣子钦都督同知。丁亥，杀于谦、王文，籍其家。”

朱祁镇顺势而为，在正月十六宣布复位，随后下令处死于谦等拥立景泰帝的核心人物。

景泰八年二月，朱祁钰神秘去世，于谦等人被杀，英宗改元天顺，开始了第二阶段八年的统治。

然而，英宗复位后杀救国忠臣于谦，这是他在位期间最大的污点之一。史书记载，英宗本不想杀于谦，但被劝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明史.于谦传》：“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

所谓“名”，就是英宗复位的由头——于谦弄权，擅立皇帝，英宗和拥护者是拨乱反正。所以在古代的君臣关系、道德环境下，于谦必死，否则英宗复位就是“无名之举”。

于谦死后，天下人人喊冤，朝内、内廷，也都知道于谦的功绩。

直到英宗去世后，儿子朱见深继位，才下令恢复了于谦的名誉，赦免于谦充军的儿子于冕。

明孝宗继位后，再次追悼于谦，在太子少保的头衔上加太子少傅、上柱国，修建祠堂祭拜。

后世明朝皇帝都对于谦评价很高，但这也很难挽回此举对文官系统，和天下人心造成的影响。一直到清朝，“英宗杀于谦”都被视为反面教材，足见其影响之深。

参考资料：

1.《明史》

2.《明朝时期的北京保卫战》黄朴民；白立超；熊剑平

3.《一代名臣于谦被害原因及历史地位评述》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