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福生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任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后勤部政委。
四、从湘赣到湘鄂川黔
1934年春，湘赣苏区的红8军改为红17师，配合由方志敏领导的红7军团北上。
没有了主力红军，上级又从湘赣苏区调来的部队为骨干编成了红18师，师长徐洪。湘赣部队编为52团，他们每人一支枪、一把大刀；茶陵独立团改为53团；湘赣军区改为54团。袁福生仍在53团1营当理发员。
红18师成立不久，马上开到江西永顺南阳区阻击敌人。由于敌强我弱，三次战斗均失利。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
第一次战斗，1营一天内牺牲了三名营长，上午营长龙福龚牺牲；从52团调来一个副营长为营长，中午又牺牲了；晚饭前又牺牲了一个刚调来的营长。
由于三仗都没打好，敌人紧逼上来，湘赣苏区大部分丢失。
1934年5月，红17师回到湘赣苏区与红18师会合。
会师后，两个师在江西永顺——沙市打了一个大胜仗，歼敌一个旅，生俘敌旅长侯鹏飞，但敌人人多，仍然向苏区围来。战斗越打越频繁，部队的伤亡也越来越大。
部队在金华山与敌人激战了几昼夜，袁福生突然得了重病，被抬到永顺天河医院休养了20多天。
出院后，袁福生没有再回53团，被分到湘赣军区补充团，任政治处青年干事。
湘赣苏区大部分丢失，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撤出，补充团也补充到红18师，袁福生任红18师通讯连通讯员。
当时，不少地方干部到部队后，也都是先当战士。乡苏维埃主席刘海，到部队后背重机枪；省儿童团书记颜德明，到部队当通讯员。
1934年7月23日，湘赣红军奉命为先遣部队，退出湘赣苏区，与湖南贺龙的红3军取得联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任弼时、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领导湘赣红军行动。
1934年8月7日，湘赣军区率红17师、红18师共9758人，从江西永顺出发，连续冲破敌人200多里的碉堡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的沙田圩和寨前圩一带。
8月12日，部队在沙田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宣布成立红6军团。党代表任弼时为最高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红6军团西征。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17师的领导由军团领导兼任；18师师长是龙云，政委是甘泗淇，参谋长是谭家述。
誓师大会后，部队接着开始西征。
在这一段艰苦的行军作战中，通讯员非常辛苦。部队宿营了他们还要跑前跑后的送信。有时后卫部队离师部一二十里路，他们每天都要比多走三四十里路。有时刚回来就又要去送信，经常还没休息部队就又开始行军，常常睡到半夜被叫醒去送信。由于疲劳、得不到休息加上脚上打满了泡，袁福生偷偷哭过鼻子，但却从没动摇。
后来，袁福生被调到18师师部给谭家述当勤务员。
不久，红6军团在新厂打垮了湘军补充第1纵队何平部两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乘胜进入贵州石阡等地。
袁福生得了眼病，不得不住进军区野战医院。病好后，回到老部队18师53团任团部理发员。
不久，红6军团攻克了黄平县城，然后摆脱了尾追之敌直插到乌江。
过江后不久，部队在甘溪与敌发生遭遇战。红军损失惨重，52团被敌切断，18师师长龙云也被敌人掳去杀害。
1934年10月，红6军团与红3军会师。
两军会师之前，发生了很多故事。
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后，转战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于10月中旬在贵州石阡与桂系军阀廖磊部激战一昼夜后，一度被截为两路，一路是红18师50团及先头人员，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于15日在沿河县的沿厂坝与红3军及黔东独立师会师；另一路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与10月23日在印江县的木黄与红3军会师。
会师的当晚，红18师53团在木黄东的一个山丫口，放了一个军事哨，红3军侦察连几次来摸哨都被打跑。因为当时红3军没有电台，联系不上红6军团，但也知道他们来了，也正在积极寻找。
一天，红3军侦察连听说木黄来了一支打富济贫的军队，就决定探一下虚实。他们再次来到哨前时，直接问：你们是不是红6军团的？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就大声对哨兵喊：你们不要打枪，我们是红3军贺龙的部队。
双方一谈，果然都是红军，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贺龙率红3军来到木黄与红6军团胜利会师。
10月27日，两军在四川西阳之南的腰界举行了誓师大会，红3军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
会上，建立了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了军事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
遵照中央的战略意图，红2、6军团下一步控制湘鄂川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10月28日，红2、6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
11月7日，红2、6军团攻克江西永顺县城，部队得到了一周的休整时间，补充了人马，互相调整了装备，并从红6军团抽调了干部到红2军团恢复党团组织。
这时，湘西军阀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和贵州的两个师约十个团向红军包围过来。
红2、6军团总指挥部决定选择十万坪，给敌人歼灭性打击。
11月16日，红6军团肖克军团长、王震政委率49、51、53团为第一梯队，在十万坪的的山坡上埋伏。尾追之敌钻进口袋后，离红军埋伏阵地只有20米时，王政委开了第一枪，顿时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随后，红军冲向敌群，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红2军团第二梯队也紧跟着敌人穷追痛击，一直追到永顺将该城攻克。
这一仗，红军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支和大批弹药。
随后，红2、6军团又乘胜攻克了桑植、大庸等县城直逼沅陵，重新以原湘鄂西苏区为基础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县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并成立了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贺龙任主席。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
12月10日，湘鄂川黔省委批判了夏曦的错误，撤掉了他以前的职务。
12月16日，红2、6军团在浯溪河消灭了刚从湖北调来的敌独立第34旅罗启疆部大部后，占领了桃源。第二天红军前卫部队一度攻入常德城内。
红2、6军团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了七天，这一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军，湘南的敌16、19、62、3师兼程救援常德；江西的敌26师亦驰援常德。此次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
会师前，袁福生调任18师53团特派员余光文的秘密工作纲员。
工作纲员，必须由政治上最可靠的人担任，主要任务是巩固部队和保卫部队的安全，如收集政治情报、发现可疑分子、防止坏人组织偷枪逃跑投敌等。
不久，袁福生调到红6军团保卫局受训。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政治侦察和检查工作。
两个多月后，袁福生被分配到红6军团保卫局检查科当内勤检查员。检查科共四人，没有科长，由侦察科长谭善和兼管。
1935年1月中旬，敌人调动了将近30个师近20多万人，开始大规模“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
3月间，红2、6军团一部分主力撤出大庸城向永顺等地转移。
3月21日，敌19师、15师从大庸城出动，妄图歼红军于永顺、大庸之交界后坪。
红6军团决心在后坪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军团令17师50团为先头部队，在佛晓前占领鸡公垭，但由于50团耽误了时间，鸡公垭被敌人抢先占领。
红军遂对鸡公垭山头反复冲锋30多次，激战整日。第二天，红2军团赶来配合作战，予敌以沉重打击，敌人遂溃退至大庸城。
后坪战斗，红军共歼敌三个团约3000余人，自身伤亡约五、六百人。50团政委贺志高、51团政委周志斌、红6军团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敌人虽然屡遭失败，但仍集中强大兵力向红军围攻，先后占领永顺县城和塔卧等地。
由于敌人的围攻，根据地越来越小，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因为敌人包围圈的西北面是张振汉、陈耀汉两纵队，他们是从北方调来的，不善于山区作战，红军决定向桑植西北方向突围。
于是，红2、6军团集中优势兵力包围了陈家河的敌第172旅。激战一昼夜，将敌全歼于陈家河畔。
盘踞在桑植城内的敌北路纵队司令陈耀汉，见情况不妙，急忙率领其58师从桑植向塔卧靠拢，当晚宿营于桃子溪。
红2、6军团指挥部当即命令红17师50团为先头部队迅速插向桃子溪，主力部队走大路从正面压来。
当时，红6军团保卫局检查科当内勤检查员袁福生，被派在17师工作，跟随50团前卫营行动。
50团前卫营与敌人打响后，冒着大雨向敌人炮兵阵地勇猛冲锋。占领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后，当时缴获大炮二门，除陈耀汉和特务连一部逃走外，其58师师部和174旅全部被歼。俘敌师参谋长周桂先以及2000余人，还缴获电台一部、各种武器2000余件。
消灭陈耀汉部后，红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和塔卧等其他广大地区。
5月9日，红2、6军团决定改变主要作战方向：对湖北敌人采取攻势，对湖南敌人采取守势。
15日，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率部十一个团向宣恩增援。红军得悉后，立即向张振汉扑去并将敌分割包围。
张振汉的师部和三个团被红军包围于湖北来风县中堡的一个山沟里，战至第二天上午，王震政委令炮营向敌轰击，第一炮就把张振汉的参谋长炸死。
随后，王震政委下令吹号发起总攻。红2、6军团从两面夹击，仅用30分钟左右就将张振汉的纵队指挥部以及三个团全部歼灭，并活捉张振汉。
6月18日，红2军团围困住龙山之敌，企图打援。
7月3日，红2、6军团主力一部在永顺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敌陶广纵队并歼其一个师的大半，但红6军团宣传部长李扑在此战中牺牲。
7月10日，红2军团在象鼻岭击溃增援龙山之敌潘善斋独立34旅并歼敌500余人。
7月15日，红2、6军团在胡家沟打垮了增援龙山之敌黄新纵队。
7月27日，红2、6军团围困龙山县城35天，达到了围城打援的目的后，撤离了龙山县。
28日，红6军团在招头寨与增援龙山的敌陈渠珍部激战一天，予敌以沉重打击，但王震在战斗中负轻伤，红17师长苏杰和50团政委万振生牺牲。
8月3日，新从北方调来的敌85师，在板栗园被红2、6军团伏击，只经过几小时战斗就被全歼，敌师长谢彬被击毙。随后，红军乘胜解放宣恩。
这次战斗后，红2、6军团成立了一个俘虏师，袁福生被军团保卫局派到俘虏师做清查工作。
经过教育、调查、分化、争取，清除一些反动军官，争取一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
8月8日，红2、6军团在芭蕉托经过激战，打垮了敌陶广纵队十个团。
至此，红2、6军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8月27日，红2、6军团转入进攻，主力乘胜东进。
10月8日，国民党在湖北宜昌设行辕，陈诚任行辕主任，指挥何健、刘健绪、徐源泉、薛岳、陈继承、孙连仲等22个师、5个旅共计100个团以上的兵力，加上团防部队约30万人来对付红2、6军团。
敌人将部队分为“进剿军”和“堵剿军”两种，采取碉堡战术，逐步缩小红军活动范围。
面对这种严重局势，红2、6军团不久返回桑植一带集结。
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召开会议，决定突围并研究了突围部署。
会后，接到了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令红2、6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进行转移。
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1月，红2、6军团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牵制敌人30万，有利的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行动，同时创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五、艰难的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由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了长征。
主力部队出发时，留下红18师牵制敌人（后在贵州铜仁的江口归建），掩护主力行动。
红2、6军团顺利地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在渡沅水战斗时，突然侧面上来一个敌人，端着枪向袁福生扑来。他转身躲过刺刀，但脚却被夹在石缝里，身体失去平衡一下子从山坡上摔了下去。
袁福生躺了半天才爬起来，膝盖上、脚上、嘴上都是血，还吐出了一颗牙齿，另外还有几个牙齿也松动了。
左脚伤重，他拄着根棍子，每天坚持跟上部队行动，很长时间后才把棍子甩掉。
部队到安化后，保卫局侦察科黄科长调任军团侦察队政委，他安排时任红6军团保卫局检查科检查员的袁福生和另外两人组成一个组也跟侦察队行动。
侦察队相当于一个营，侦察员都是从各部队挑选出的班、排干部及战斗英雄，战斗力很强。除了配备了轻机枪外，每个侦察员都装备了驳壳枪，弹药比较充足。
一路上，侦察队都走在前卫部队的前头，离先头部队有一天的路程。
到新化时，袁福生和另两个侦察员装扮成卖木炭的混进了城，很快摸清了县政府、县党部的位置。
不多久侦察队也进了城，迅速地占领了县政府、县党部和天主教堂，并控制了整个县城。
大部队来到新化县城后，休整了半个多月，袁福生利用这个机会回保卫局将脚伤全治好了。否则的话，能不能继续参加长征就很难说了。
新化是敌人的心脏地带，得悉国民党军快到来后，红军立即离开了新化。基本上是红军前脚还没出城，敌人后脚就进了城。
就这样，红军先后进入怀化、芷江，然后又向晃县前进。
到了晃县，敌人又追了过来，红军在晃县城外与敌人战斗了四、五个小时，撤出战斗后进入贵州铜仁县。
部队到江口时，与湘鄂川黔苏区突围出来的红18师会师了。红18师在突围中减员很大，只剩下一、二千人。
部队继续前进，占领了石阡县城，然后又继续向贵阳方向挺进，并占领了黔西、大定。
部队到毕节县后，休整了半个多月时间。
在毕节，袁福生经常化装在城内做侦察工作。因为不便暴露身份，有一次被红2军团拉去当了挑夫，干完后还给了他一吊钱。袁福生拿着这吊钱，在茶馆里吃了碗炒米饭，喝了碗糖开水。
还有一次在大街上，他被军团卫生部的战友动员“扩红”，他怎么解释也没用，直到到了卫生部，见到卫生部贺政委。贺政委哈哈大笑：他是保卫局的人，怎么把他给扩红进来了？
1936年2月，红军在毕节城里打土豪时将一家姓周的打了，从他家搜出许多进步书籍，报告了军团政治部后，才知道他叫周素园，是个清末秀才，担任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是个开明绅士。
周素园同情红军，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为他同云南军阀龙云和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都有密切关系，因此红军利用他做国民党国防部队和土匪的工作。
红军收编了几股土匪，共有千余人，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由周素园任司令，下面编制为两个大队，大队长都是由土匪头目担任，而负责政治工作的则是由红军派人担任。
1大队大队长是席大明，他假意被收编，目的骗取武器、弹药及被服，然后仍然拉队伍占山为匪。
湘鄂川黔革委会副主席夏曦带两个警卫员到这些绿林部队做归顺工作，先是到2大队并在那里吃了早饭，然后再去1大队。
席大明在河边布置下埋伏，见到夏曦渡河后开了枪。两个警卫员一人掩护、一人背着夏曦泅水过河。后因警卫员失足跌倒，导致夏曦溺水身亡，警卫员也被淹死，另一位警卫员游泳过河后回来报告了情况。
红6军团保卫局迅速派了袁福生等20多人赶到河边，但土匪已经逃走。他们在河里找到了夏曦的尸体，然后抬着随部队走了两天，后安葬在贵州和云南交界的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
席大明逃走后，另一股土匪也企图逃走。红军遂以召开中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为名，通知他们来毕节城，准备在途中把他们全部缴械逮捕。
任务由红6军团保卫局的侦察员和检查员执行，经过一番激烈的博斗，十多个土匪头子全部被缴械擒拿，后被处决。
2月下旬，敌人又赶来了，红军退出毕节向云南进发。
在宣威，袁福生他们正在打土豪搬火腿时，敌人冲了过来。他们一边打，一边用火腿筑起工事，饿了就用刺刀在火腿上挖一块肉下来吃。
打了半天，红军就转移了，然后攻占了禄丰、楚雄、盐兴等县城。
占领了桃安城后，部队打土豪，搞到许多银币和银宝。这时，滇军攻进了城，而红军尚未出城。红军急中生智，将银币和银宝撒在大街上，尾追的敌人都只顾着低头抢银子去了，红军安全地出了城。
离开桃安后，红军声东击西，部队转向昆明，并迅速占领了祥云、宾川等县。敌人拼命向昆明调动部队，但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突然调转头来经大理、直占鹤庆、丽江两个县城，远远地就把敌人甩在了后面。
1936年4月下旬，红军在石鼓圩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刚渡过金沙江，敌人就追到了江岸边，甚至有一颗子弹飞过江来打在了袁福生身边的石头上。
渡过金沙江后，红2、6军团休息了两天，做翻越雪山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准备粮食，还有一些酒、辣椒、胡椒、大蒜等。
4月30日，天还没有亮，部队就开始爬雪山。爬至半山腰，有藏兵扼守山路要道阻击，红军前卫部队就用重机枪扫射、用迫击炮轰击，吓跑了藏兵。
过大雪山时，袁福生负责全军的收容工作，带了20多匹牲口，共收容了30多名伤病员。
山越上越陡，掉队人员连牲口也不能骑，袁福生就让他们牵着牲口的尾巴上山。后来，空气越来越稀薄，伤病员连牲口尾巴都抓不住了，只好扶着他们慢慢往上爬，就这样，在下午2时半把他们全部推上了山丫口。
到山顶后，伤病员们都坐了下来，一个个脸色苍白。不到十分钟，凡是坐下去的人都停止了呼吸。
袁福生不由得眼泪直流，把满脸的雪水都融化了。他让身体虚弱的赶快上马，看了一遍几十个坐在那里已经僵硬了的死去的战友，继续往山下走去。
走了一里多路，他觉得呼吸困难，眼看就要倒下去，几个战友急忙将他扶上马，走到下山的二、三里路时才感觉好一些，下到山底时呼吸恢复了正常。
翻越了大雪山，部队向西康前进，红6军团在甲洼与罗炳辉率领的红32军会合了。
6月22日，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总部会师。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发了反对中央的小册子，想煽动分裂党和红军。小册子发到军团政治部后，王震下令将其烧毁。
1936年6月，部队从甘孜出发时，袁福生调任红6军团17师政治部技术书记。
部队行军三、四天到达阿坝，藏民都逃走了，把粮食也带走了，剩下一点能吃的东西也被前面的红四方面军吃完了。
为了活命，也顾不上群众纪律了。袁福生在喇嘛庙里发现泥菩萨肚子里有麦子，还有珍珠、玛瑙等珠宝。麦子多的有几升、少的也有一升多，一共挖出一斗麦子。
麦子背回来后炒熟，再磨成面装进两条米袋中，一条放在师特派员刘永黄的马上，一条他自己背着。
有一条狗钻进袁福生住的屋里，他把房门关上，用驳壳枪将狗打死，煮熟后吃了一部分，剩下的晒了狗肉干。
当时，有不少部队没弄到粮食，只好将庙里的鼓皮割下来烧着吃，有的甚至将藏民簸箕底下的牛皮割下来烧着吃。总之，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被收集起来了。
过草地时，最难走的是水草地。人踏着草地走像踩着软索一样，如果失足踏错了，就会掉进泥坑里，不一会儿整个人就会被泥潭淹没。人掉进泥坑，用一根棍子或绳子拽着还可以拖上来，但牲口掉进泥潭里就没有办法了，只有死路一条。
草地的气候说变就变，五月天下雪下冰雹，有的冰雹砸在头上能打出个大包，甚至能砸死人。
草地上经常遭到藏兵的偷袭，他们的枪都打得很准。红军冲过去他们就跑掉，一停止追击他们又来了。一直到远离有人烟的地区后，藏兵的偷袭才没有了。
在草地中间，路过一个三十里远的山，山上都是成群结队的猴子。红军路过时，猴子在山上将石头、木头滚下来。开始时，红军被猴子打伤了一些人，有些掉队的人被猴子弄死了，还有的猴子把马也牵走了。后来，红军就用步枪、机枪打死不少猴子，饥饿的部队就用这些猴子肉来充饥。
部队的食物基本都吃光了，主要靠吃野茴茴菜、吃皮带、吃斗笠、吃草鞋等充饥，有时还找来野动物的骨头吃。
袁福生有一袋炒面放在马背上，睡觉时被人偷走了。没有粮食，要想活着走出草地很困难，他只有靠吃野茴茴菜充饥。
很多人因病饿，死在草地上了，有的完全是饿死的。沿途路两边，都有死人。有些掉队的人因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只能......
过草地时，还爬过了两座雪山，一座是在草地中间，另一座就是在快要走出草地时的岷山。因为经过几十天没吃、没喝、没住的草地生活，死的人比过第一次的过雪山要更多。
1936年6月1日，部队到达岷县的哈达铺后，袁福生调任红6军团保卫局侦察组组长。
第二天，部队攻打凤县，打了一天没能攻下。天黑前，部队不得已撤出战斗。
撤离凤县后，部队把两当县城打开了，在两当县城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出发。
1936年10月，袁福生调任红6军团17师直属队副特派员。
接到命令后，因为在过雪山、草地时受风寒得了伤寒病，被送到军团卫生部干部修养连休养，并没有去上任。
在修养连，伤病员住在几个破窑洞里，几十个人睡在一个窑洞的地下。
有一天晚上，袁福生发高烧不省人事。
没过多久，部队就出发了。袁福生病重走不动路，除了身上的一床被子外，其余东西都丢光了。
他掉了队，一个人走到一个村子里的一户老百姓家。老乡听说他是红军的掉队人员，让他进了家，并扶他上了炕休息，给他煮小米稀饭吃。
有天下午，袁福生突然又发起了高烧并昏迷过去，把老乡吓坏了，他们怕他死在他家里，就把他抬到村外一个打麦场里，用麦草盖住。
第二天上午，太阳光照射在麦草上，麦草发热使袁福生出了一身汗，他醒来睁开眼时什么也看不见，伸手将麦草掀开，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口渴的不行，但周围没有一个人，自己又不能动。过了很久，一群准备来埋他的老百姓，背着撅头、扛着门板、拿着绳子，一看见他睁着双眼，吓得乱喊乱叫，丢了门板跑出了几丈远。
袁福生用尽全力叫了一声，但老百姓吓得跑得更快。因为说不出话来，袁福生就向他们招手，他们才知道他没有死，慢慢地向他走来。老乡们都非常难过，有个领头的流着泪说：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这都怪我们不好。
袁福生艰难地说了一句：水！
照顾他的那家老乡，赶紧回到家里端来一碗清凉的小米汤给他喝了下去。喝了小米汤后，袁福生慢慢地能说出话来了。
此时，碰巧干部修养连连长和卫生员路过这里，他们见袁福生躺在麦草堆里病得不像人样，急忙跑了过来，抱住他大哭起来。
连长找老乡雇了头毛驴，慢慢把袁福生扶上毛驴，走了两天多，才在铁锅城赶上了部队，袁福生被送到后方野战医院。
在野战医院休息了一个多月，经过治疗和修养，袁福生的病终于好了。病愈后，负责军团直属队的保卫工作，不久任补充团特派员，并兼任一段时间的总支书记。
补充团是在甘陕地区扩大的新部队，袁福生的主要任务是巩固部队。
有天晚上，他和团长陈华堂出去查哨，发现一个新兵翻过围子逃跑，喊了几声没喊住，他就想开枪吓唬一下，没想到一枪把逃兵打死了。这件事传出去后，新兵们都很怕他，说他的枪法很准，逃兵现象明显减少了。
1937年2月，在富平流曲镇，红6军团补充团补入部队，袁福生调任53团特派员。
参考资料：
1、曾纪荣《袁福生传奇二三事》
2、袁福生《想起当年成亲时》
3、袁福生《在红军中成长》
4、袁福生《劲旅跃马伫太行——回忆战斗在晋西北的日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