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个炎热夏日，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内，一场特殊的会面正在进行。毛主席接见了刚刚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夫妇，以及促成这次归国的重要人物程思远。当毛主席说出＂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这八个字时，整个休息室的气氛都为之一凝。这位年仅40多岁的青年人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为什么能让毛主席如此高度评价？更令人好奇的是，在游泳期间，程思远一个看似随意的举动，却引起了毛主席的特别注意。这个被称为＂少壮派＂的年轻人，在这场历史性的会面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秘密使者的角色
1947年，在桂系军阀的大本营广西，一位年轻的文人程思远正式成为李宗仁的私人秘书。彼时，国共内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李宗仁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将领，急需一位能力出众的幕僚来协助处理军政事务。
程思远虽然年轻，但他的才能很快得到了李宗仁的赏识。在担任秘书期间，他不仅负责起草重要文件，还经常代表李宗仁与各方势力进行联络。特别是在1948年底，当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代总统时，程思远更是成为了其核心幕僚。
1949年，局势急转直下。李宗仁在美国治病期间，程思远始终陪伴在侧。与其他随从不同的是，程思远敏锐地观察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在香港期间，他开始接触各界人士，悄然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社交网络。
1956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程思远的命运。当时，他在香港收到了多位民主进步人士的探访。这些人带来了北京方面的善意，也为程思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就在这一年的春天，程思远第一次秘密进入北京。
为了避人耳目，程思远每次北上都会精心设计行程。他会先去澳门游玩几天，然后突然改变计划飞往北京。有时候，他会借口去日本考察，实际上却是绕道进京。这种谨慎的做法，让他成功地躲过了各方的监视。
在香港，程思远表面上经营着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实际上这家公司成了他与各方联络的掩护。他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待各路访客，既有来自台湾的老部下，也有来自欧美的记者。每位访客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程思远的真实动向，却不知道这位老秘书早已经在为一项更大的计划而奔走。
1963年底，程思远的秘密使者角色进入了关键阶段。他开始频繁地往返于香港、瑞士和美国之间。表面上看，这些行程都是为了处理李宗仁的私人事务，但实际上每一次出行都带着特殊的使命。他会在不同的城市与各方代表会面，传递信息，协调立场。
最特别的是，程思远在这些年间培养了一批可靠的助手。这些人分布在香港的报社、银行和贸易公司中，看似普通的白领，实际上都在协助程思远完成各种秘密任务。正是通过这个隐蔽的网络，许多重要信息才得以及时传递到北京。
二、周密计划的谋划者
1956年春天，在北京一个不起眼的四合院里，程思远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这次会面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连时间都选在了清晨五点，以避开各方的注意。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李宗仁在美国的近况，特别关注了李宗仁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第二次秘密会晤发生在1959年的深秋。这一次，会面地点选在了中南海紫光阁。为了掩人耳目，程思远是跟随香港工商界代表团以观光名义入京的。当其他代表团成员参观故宫时，程思远悄然离队，在一辆黑色轿车的护送下进入了中南海。
1961年的第三次会晤最为特殊。当时国际形势正处于微妙变化之中，周总理临时决定深夜召见程思远。为了确保密会不被发现，程思远甚至在入住饭店时使用了化名，而召见的时间则定在了凌晨两点。
在这三次秘密会晤中，周总理和程思远共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首先，要在瑞士安排一次看似偶然的会面。为此，程思远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他以参加日内瓦国际商务会议为由，在当地逗留了整整两周。
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家咖啡馆里，程思远和李宗仁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还专门邀请了几位瑞士商人作为掩护，谈话内容表面上是关于投资项目，实则在商讨回国事宜。
计划的第二步是安排巴基斯坦中转。这个安排颇具匠心，因为巴基斯坦当时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同时又不会引起美国方面的特别警觉。程思远为此专门在卡拉奇准备了一处安全住所，以备不时之需。
1964年底，计划进入了最后阶段。程思远在香港、东京和曼谷之间频繁往返，制造出李宗仁准备环游亚洲的假象。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消息，说李宗仁打算在东南亚开展商业投资。这些烟幕弹成功地转移了各方的注意力。
在整个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程思远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他不仅要协调北京方面的各个部门，还要应对来自台湾和美国方面的探查。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考虑周全，从选择会面地点到安排通讯方式，都要确保万无一失。
最令人称道的是程思远在时机选择上的把握。他深知1965年初是一个理想的时间窗口：国际形势相对缓和，国内政治氛围也较为稳定。正是这个精准的判断，为李宗仁的顺利归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关键时刻的应变
1964年末的一个深夜，程思远在香港的九龙酒店发现了异常情况。酒店大堂里出现了几名形迹可疑的美国人，他们看似普通游客，实则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这些特工早已盯上了程思远的一举一动，试图摸清李宗仁的真实动向。
面对这种情况，程思远立即启动了预先设计的应急方案。他故意在酒店餐厅与几位日本商人谈判，制造出准备在东南亚投资的假象。同时，他还通过可靠的渠道放出消息，说李宗仁正在考虑去菲律宾疗养。这个烟幕弹果然奏效，美方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
台湾特务的追踪更为紧密。1965年初，程思远在东京办理相关手续时，发现身后总有两名形迹可疑的人跟随。这两人是台湾派来的特工，专门负责监视与李宗仁有关的一切活动。程思远当即改变了原定计划，他先飞往曼谷，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然后突然取消了预定的新加坡行程，转而飞往巴基斯坦。
在周旋过程中，程思远做出了三个关键决策。第一个决策是在瑞士期间，他发现美国使馆人员对李宗仁的行踪产生怀疑时，立即安排李宗仁转移到一个小城市的疗养院。这个决定不仅成功地避开了美方的监视，还为后续行动争取了宝贵时间。
第二个关键决策发生在香港。当得知台湾特务可能已经掌握了部分计划时，程思远立即改变了通讯方式。他停止了所有电话联系，转而使用一种特殊的暗号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在不同报纸上刊登特定内容的广告来传递信息，确保了通信的安全性。
第三个决策最为大胆。在李宗仁即将启程回国的前夜，程思远突然接到消息，说美国和台湾方面可能已经得知了部分计划。面对这个紧急情况，程思远当机立断，将原定的航线完全改变。他们没有选择直飞北京，而是先飞往巴基斯坦，然后从陆路进入中国西部。
在整个过程中，程思远展现出了非凡的应变能力。比如在卡拉奇机场，当他们发现有外国记者守候时，程思远立即让李宗仁装扮成一名普通的华侨商人，成功地避开了媒体的关注。
最惊险的时刻发生在离开巴基斯坦前。当地一名情报人员意外发现了李宗仁的行踪，并试图联系美国使馆。程思远立即启动了备用方案，让李宗仁提前24小时启程，并故意留下假消息，说李宗仁因病情加重已经返回瑞士就医。这个措施不仅成功地掩护了李宗仁的行踪，还让各方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欧洲方向。
四、历史性时刻的见证
1965年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上空飘着细雨。一架从巴基斯坦飞来的专机缓缓降落。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站在机场的周恩来总理迎上前去。这是李宗仁时隔16年后首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程思远就站在李宗仁身后，默默地见证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从机场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沿途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一切都按照低调从简的原则进行。程思远坐在车队的第三辆轿车里，仔细观察着一路上的安排。每个路口都有便衣警察把守，确保车队顺利通过。
抵达钓鱼台国宾馆后的第三天，一个特殊的会面安排在了中南海。这天上午，天气异常炎热，毛主席正在游泳池里游泳。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夫妇来到池边，看到毛主席正在悠然自得地游泳。这个场景令程思远印象深刻：一位是昔日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在这样一个非正式的场合相见。
游泳结束后，毛主席在休息室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当谈到程思远时，毛主席说出了那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随后的谈话中，毛主席特别询问了程思远在促成李宗仁回国过程中的具体工作。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参加了多场重要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会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都到场参加，其中包括朱德、董必武等人。茶话会上的气氛轻松愉快，众人谈笑风生，仿佛多年的隔阂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1965年9月初，一场特殊的晚宴在中南海举行。这次晚宴的规格很高，周恩来总理亲自作陪。席间，周总理特别提到了程思远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晚的菜单经过精心设计，既有北京特色菜，也有广西家乡味，体现了主人的细心周到。
在北京期间，程思远还陪同李宗仁参观了多个地方。他们去了故宫博物院，参观了天安门广场，还专门到访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在机床厂里，李宗仁看到了焕然一新的工业面貌，与他记忆中的旧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一次在中山公园的散步。那天下午，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在园中漫步，恰好遇到了几位当年在广西共事过的老同事。这些人有的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的已经退休在家。他们的重逢和交谈，恰似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致意。
整个访问期间，程思远始终保持着低调。他既要处理各种接待事务，又要协调新闻报道工作。每一篇报道的用词都经过仔细推敲，既要突出历史意义，又要把握好分寸。这些工作虽然繁琐，但都被他井井有条地完成了。
五、历史定格的瞬间
1965年10月底，程思远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这是中央统战部发来的，邀请他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总结李宗仁回国的经验，为今后类似的统战工作提供借鉴。在会议上，程思远详细介绍了整个工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从最初的接触到最后的成功回国。
1966年初，程思远参与了一项特殊的档案整理工作。这些档案记录了李宗仁回国过程中的重要文件、照片和通信记录。其中包括了1964年在瑞士的谈话记录、在香港的联络文件，以及最后回国时的全部细节。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整理成册，存入了中央档案馆。
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一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那是在巴基斯坦最后一站时拍摄的，照片上的李宗仁正在登机前的等候室里。这张照片定格了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一个曾经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即将踏上返回祖国的征程。
1966年3月，程思远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重要人员，包括外交部、统战部的同志，以及一些专门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在座谈会上，大家回顾了这段历史，交流了各自的工作经验。
同年5月，程思远参与编写了一份重要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从1956年开始接触李宗仁，到1965年成功回国的全过程。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几个关键时刻的处理方法，这些经验对后来的统战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6年夏天，程思远还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拍摄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在制作一部关于李宗仁回国的纪录片，程思远作为重要的亲历者接受了采访。在镜头前，他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这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底。期间，程思远多次往返于北京、广州之间，收集整理相关的史料。他走访了当年参与工作的同志，记录下他们的回忆，补充完善了历史档案。
在这些文献中，最珍贵的是一份手稿。这是程思远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记录的工作日志，记录了从1956年到1965年期间的重要事件。这份日志后来被收入中央档案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1967年初，最后一批相关档案完成了整理。这些档案包括了照片、文件、通信记录等各类材料，共计装订成十二册。每一册都配有详细的说明和索引，便于后人查阅研究。这些档案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这些史料中还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实物。比如李宗仁使用过的护照、在瑞士期间的就医记录、以及回国时的机票。这些实物都被妥善保管，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