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有义有人生：《论语・微子篇》（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夫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屈辱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达到的境界啊。”评价柳下惠、少连是“被迫降低自己的志向，屈辱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法度。他们的境界就这样吧。”评价虞仲、夷逸是“过着隐居的生活，敢于说话，但也能洁身自好，（放弃自己当官为民的志向，）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我同这些人不同，（依照道义而行，）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 “逸民”，古代称节行超逸、避世隐居的人。也指亡国后的遗老遗少。结合着《论语•尧曰篇》记载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里的“逸民”指前朝的旧臣或是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失势的没落贵族。 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诸侯国相互征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逸民”，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离开了政权的核心，归隐山林。这句话中，孔子说，这类逸民有伯夷、叔齐等七人。 可见，“逸民”和“隐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远离世事。但是这两种人也不一样，“逸民”是指出身贵族而又避世隐居的人，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而“隐者”指出身平民，有一定道德修养却又避世隐居的人。如晨门、荷蒉者、长沮桀溺和“以杖荷蓧”的丈人等。 有学者认为；“逸民”是指无拘无束的平民百姓。这也是一说吧。 一看本章句《论语》，就觉得是一条关于历史人物的报道。“逸民”有七个，他们可以在山林弄一块地，自己耕种。我觉得，现在逸民不可能再出现了。现代人如果不想在城里生活，想逃到乡间或山林去做逸民，一是弄不到地；二是弄了块地，也不会耕种，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饿死。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降”的本义是从高处走下来，与“陟”（向上行走）字义相反。泛指下降、落下。 “志”，指志向、理想。也有人理解为意志，我觉得不合适。 “不降”是坚持信念、不动摇的意思。 “辱”有“羞耻”的意思，这里用作动词，指使人格受到羞辱的意思。 “降志”是对自我的志向而言的，而“辱身”是指一个人对社会环境而言的。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指那些志向高洁，确立了一个信念就抱定不放，不肯和现实妥协的人。 “与”就是“欤”，用在句末表示感叹，“啊”的意思。 伯夷、叔齐在《论语》中出现四次，“伯夷、叔齐不厌旧恶”（《论语•公冶长篇》）、“伯夷、叔齐，何人也”（《论语•述而篇》）、“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论语•季氏篇》）以及本章句。 《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这段话的大意是，周武王平定殷商后，天下都归附于周朝，但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他们坚持节操，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在首阳山一带，采集薇蕨来充饥。直到他们饿到快要死的时候，作了一首诗歌，那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薇菜来充饥，用暴动取代暴虐呀，还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义的。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就消逝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可叹我们的死期已近，生命已经衰弱了！”于是，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首阳山。 伯夷、叔齐的志向是“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认为，只有推行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目标。伯夷、叔齐说：“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认为；周武王用暴动取代商纣王的暴虐政治，不是最好的选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伯夷、叔齐是不赞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商朝的做法的。由于对周武王不认同，伯夷、叔齐离开了周朝，隐居在首阳山，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虽然做到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结局并不是很好啊——“遂饿死于首阳山”。要想当一个逸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 孔子说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风范。 我们接着往下看，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这句话。 谁评价的啊？我们一看这句话就知道省略了主语“孔子”。 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柳下惠、少连的特点是“降志辱身”，但能做到“言中伦，行中虑。”比起伯夷叔齐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似乎有些不足。 少连，历史上记载的很少。《礼记·杂记下》记载：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孔子说：“少连、大连这两个人都很懂得为父母居丧的礼节。父母去世后的头三天，一味哭泣，不进饮食；三个月内，哭泣祭奠等不松懈；到了一周年以后，经常哀苦；到了三年头上还愁容满面。他们东夷地方的人，也能如此懂礼。”对于少连，孔子赞叹他善于居丧。 柳下惠在《论语》中出现三次，“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篇》）以及本篇章《论语》记载的“柳下惠为士师”和本章句。“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他做士师时被罢黜了三次。 当时有人劝他，干脆去别国发展，但柳下惠不想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这是什么？柳下惠这是不忍心啊！他愿意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一起受苦受累，这就是降志辱身啊。尽管“降志辱身”了，但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是不能丢弃的，柳下惠依然坚持“直道而事人”——“言中伦，行中虑。” “中”是符合的意思。 “伦”的本义是辈，类。《说文》给出的解释是：“伦，辈也。” 一个人要做到“言中伦”，那么行为就要符合“五伦十义”的要求，说白了就是言语合于道德伦理。 “虑”的本义是谋划的意思。《说文》给出的解释是“虑，谋思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想远虑，你的“虑”就得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具体生活中，“行中虑”是一个人的行动合乎法度。 少连能和柳下惠一起并列，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先贤。这么好的先贤，孔子最后说“其斯而已矣。” “而已”，表示感叹，算了、罢了的意思。 对比伯夷、叔齐选择“义不食周粟”的模式进行抗争，柳下惠、少连的做法是选择了隐忍，似乎有点明哲保身的味道了。柳下惠、少连这样的贤者也忧国忧民，缺乏的是知难而进的勇气！这也许是孔子说他们“其斯而已矣”的原因吧！ 我们接着看，（孔子）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历史上的虞仲有两人，一是周太王的次子、吴太伯之弟，名仲雍，（仲雍，又名虞仲、吴仲）是商末所建吴国的第二任君主。二说是仲雍的曾孙，虞国的首位受封君主，排行第二，封在虞国，故称虞仲。 夷逸，一种说法是人名。夷逸，春秋时人，周大夫夷诡诸之后。《尸子》记载，夷逸者，夷诡诸之裔。或劝其仕，曰“吾譬则牛，宁服轭以耕于野。不忍被绣入庙而为牺。” 另一种说法是说泰伯、虞仲两兄弟，为了让弟弟季历继承王位，流落到蛮夷之地，所以说虞仲夷逸。 “隐居放言”是归隐山林，放肆直言，说话无顾忌。 在中国古代，有点像魏晋的狂士，如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之流，他们一身的学识，却隐居在竹林中，每日里饮酒作赋，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无拘无束，这样的一股社会清流，其实也不错。但光说不做，显然不是儒家所倡导的作风——“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篇》）（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君子了。） 此生，如果有为天下人做事的机会，我也会全力以赴奉献自己的一己之力；如果不行，就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共产党员，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新闻宣传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分享国学经典《论语》，传播传播圣贤的智慧，为有缘人了解圣贤文化做“嫁衣”，我心亦足矣！ 我们先看“身中清”这句话。 “清”是清白，是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意思。 这个“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 “身中清”是立身清白，洁身自好。 “废”就是放弃。 “权”是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如丈、尺、寸、分等名数单位。引申权衡，比较。“权”是儒家思想中的权宜之计。 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废（其志）中权”的省略。 “废中权”是说弃官合乎权宜，是权益之举。 虞仲、夷逸看清楚了时局，他们选择避世隐居起来了，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想吃吃，想喝喝，偶尔也会说些过激的话，但由于隐居在山林中，天高皇帝远嘛，在上位者也不会知道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此来看，“废中权”就是放弃自己当官为民的志向，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本章句《论语》点了七个人的名字，但评论时只说了六个人的名字，把朱张漏了。可能朱张的事迹，在春秋时期已经失传了。孔子是只闻其名，不知其事，为了慎重起见，把他的名字放在逸民里面，没有加以评论。 评价这些逸民之后，对我们有哪些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学习了《论语》中的一句话，一定要问问自己，这句话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孔子说完逸民后，他说自己是“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些逸民当时的做法，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则和选择的理由，但如何能让自己的社会价值最大化，这才是儒家乃至我们社会大众应该思考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要想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必须要有志向啊，但也能一头撞到南墙上啊。南墙指影壁墙。我国的建筑物大门一般都是朝南开的，旧时有地位的人家大门外都有影壁墙，所以出了门就要向左或右行，直着走肯定撞南墙！看到坚固的南墙，你还撞，猪啊！这里，孔子他老人家给出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无可无不可。” “无可”是不一定可；“无不可”是不一定不可。如果从字面上看，那就是怎样办都行。孔子这话似乎有些和稀泥的意思。其实，我们真正用心品读时，才能明白这句话的美妙。《论语•里仁篇》记载，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这就是说，我可以像他们那样，也可以不像他们那样。他们的做法符合社会发展的，我可以学习；如果他们的做法，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就不按照他们那样来做事了，我按照什么来做事呢？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标准是合乎“义”。这个“义”，既是时宜，又是道义！君子做任何一件事，既符合时宜，又符合道义，我们看孔子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性。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逸民的做法，他们有的符合道义，如伯夷、叔齐坚持“义不食周粟”，但人都饿死了，你还怎么去弘道啊？如柳下惠、少连，叫我做官我就做，不叫我做官，我就不做，缺少一些主动改良社会的积极性；而虞仲、夷逸更是看到社会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撂挑子，散手不管了，做隐士去了，因为他对社会有自己的想法。试想，大家都如此的话，谁来拯救这个社会啊？ 儒家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篇》）他们也知道这个世道是“天下无道”的现实，但他们更知道自己的使命，那就是为中华传道，社会中有一些不合道的地方，这恰恰正是儒家努力的方向。为了大道而行，无怨亦无悔！ 以前，我读《论语》的时候，也不理解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你说你图的啥呢？你像这些逸民一样，躲进绿水青山之间，作作诗，饮饮酒，也不那么辛苦，多好呢！再到后来，随着分享《论语》，我逐渐明白了孔子的情怀——“忧国忧民忧天下”，他做事就是“无可无不可”，既要坚持原则，又须机动灵活。在鲁国大地上不能施展才华，拯救苍生，我就去卫国，卫国不行，我就去陈国……从这一点上来看，孔子的境界确实高于逸民一大截，可以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孔子的身影，抑或是在奔走列国的途中，亦或是讲诵礼乐诗书……分享到这里，我的泪水有些湿润了，我仿佛看到孔子拿着“木铎”，奔走在中华大地上传道不已，一直到他唱着“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诗句去世，其间，从不曾间断过！ 再后来，孔子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气神，只要你有缘接近他，他就会给你以智慧，以力量。无论你来自大江南北，或者长城内外，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