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礼多人不怪”，通常大家都乐意收厚礼。但在清代官场，送礼堪称一门高深学问。不送绝对不行，毕竟官场讲究人情往来；可要是送得太丰厚，也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郎潜纪闻二笔》记载，道光八年中秋，陕西宝鸡知县叶廷眷刚上任，就指使师爷备了800两银子，送到陕西巡抚鄂山家中，以作节日“问候”，其中门道不言而喻。
谁能想到，鄂巡抚不仅没收礼，还特意派人追到宝鸡，当场把人训了一顿。这事儿发生后，叶廷眷可倒霉了，他的上司凤翔府陈知府总给他使绊子。任期还未满三年呢，就被找个由头给革职了。
很明显，叶廷眷犯了“礼多遭人嫌”的忌讳。在清代官场，送礼可不是随心所欲、想送多少就送多少的，其中门道颇多。御史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分享清代官场送礼那些不为人知的潜规则。
首先，向上司赠送礼物得遵循一定规矩。不能随心所欲地送，要明白其中的门道和规范，按既定的准则来操作，这样才能避免因送礼不当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清朝官场的交际应酬相当繁杂，名目繁多到难以计数，而且都有既定的规矩和门道。不管是哪个级别的官员，都不能打破历经数代形成的潜规则，要是违反了，就只能收拾东西走人。
下属给上司送礼时，上司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就像在古代官场，知县的直接上司是知府，知府的直接上司是按察使；而知县的间接上司有按察使、巡抚，这体现出不同层级的上司关系。
按照规定，给间接上司送礼，仅限于三节两寿和红白喜事。“三节”即端午、中秋、年节，“两寿”是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除此之外，下属不能额外多送。不过，要是知县和巡抚是师生或者同乡关系，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要是知县平时无缘无故给间接上司送礼，那就是不合群，会损害同僚利益。就拿陕西来说，宝鸡知县送了礼，扶风、岐山这俩同级知县送不送？他们的顶头上司凤翔知府那又送不送？今年送了明年接着送吗，这是个问题。
在清代官场，有个不成文规矩，下属给间接上司送礼得依章程行事。若不这么做，就会被同僚当作“异类”。一旦被打上这个标签，那遭受排挤就是必然的结果。
给直属上级送礼的时机不少，像传统三节、上司寿辰，还有红白喜事这些。比如知县对知府，自清中期起，变成每月都要敬奉。知府同样每月得给更上级送。送礼遵循下级给上级的原则，不可越矩。
第二点，送礼所涉及的数字是既定的。也就是说，在送礼这件事上，数字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着预先确定好的标准，并非能由着个人心意随意更改。
《官场现行记》里提到州县衙门给上司衙门送礼的规矩。每逢三大节日，还有督、抚、藩、臬、道、府这六级上司有喜庆之事，下属孝敬的金额都是固定的。每个职位该送多少，历经多任一直沿袭，没人敢多送或少送一点。
接下来问题来了，历经多任传承下来的固定数字究竟是多少？御史翻查了相关史料，却没找到详细记载。这其实不难懂，送礼本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事儿，正史里自然不会有所记录。
不过有些野史提到，各省情形有别，富裕地区送得多，贫困地区送得少。就拿陕西省来讲，中秋时节，知县给巡抚送300两，知州送400两，知府送500两，道员送800两，按察使送1000两，布政使送1200两。
开头说的那个宝鸡知县，犯了“礼多惹人嫌”的毛病。按他的级别，送300两银子就成，他非要送800两。也难怪巡抚不敢收，还派人当面训他。这种不通人情世故的官员，在哪都难有发展。
第三点很关键，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务必要做好记录。把送礼的相关情况记下来，方便后续查看和梳理，这样能更好地知晓人情往来的情况，也有助于维护好人际关系。
在后人眼中，送礼记账是很不光彩的事，好像有要挟收礼者的意味。但在清代官场，给上司送的每一笔孝敬银子都得记在官账里，而且等职位交接时，这些记录还得原原本本传给下一任。
这本账有不同称呼，常见的是《规礼印簿》或《陋规账簿》。依照惯例，官员升迁或者调动时，会让账房师爷把这笔账交接给下一任。要是有人故意造假，肯定会遭到同僚指责。
谈及此话题，不妨来聊聊乾隆年间发生的一则故事。当时那片天地里，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趣事，这故事便是其中一段独特的过往，为我们展现着那个时代别样的风貌。
乾隆三十九年，有个新科进士刚被任命为知县，年轻气盛像个愣头青，交接工作时把账房师爷给得罪了。师爷存心报复，悄悄改了《规礼印簿》上的数字。这知县稀里糊涂，按改后的数字给上司送礼，比前任少了二百两，不到一年就被巡抚弹劾丢了官。
在官场里，送礼可是一点都含糊不得。作为下属，为了巴结上司、不得罪他们，这送礼孝敬的花销是必不可少的。哪怕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到处去借钱，也得按时候、按数额把礼送上去。
在地方，巡抚和总督可是最高长官，但他们也得给京中大员送好处。这送礼说法还挺多，夏天送的叫“冰敬”，冬天送的叫“炭敬”，除此之外，名堂各异的“敬”也不少呢。
封疆大吏送礼时，数额大体固定。通常，军机大臣能收到800两礼银，各部尚书可得600两，侍郎是400两，而六部里像郎中、员外郎这类重要司官，收到的礼银也不会少于200两。
一旦京官得知某省封疆大吏要进京，便晓得发财机会来了。朝中的重臣无需特意招呼，督抚自会主动登门拜访。那些中下级京官则会积极行动起来，向督抚暗示别忘了“打点”一番。
谈及送礼这事儿，晚清著名大臣李鸿章堪称“王者”。当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每次进京都会揣着好几万两银票，基本遇到的人都能拿到好处。他能在直隶总督这个位置上干二十多年，这送礼手段估计功不可没。
在清代，送礼是官场陋规之一。这些送礼花的银子，追根溯源还是摊到了百姓头上。皇帝对此采取默许态度，这让陋规这个政治怪胎在全国肆意横行，成了京内外各衙门、大小官员之间的“润滑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