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艺术宫观书法记
郑朝晖
中华艺术宫每次去都感受不佳，巨大体量的建筑仿佛要将每一个渺小的个体压垮似的。斗拱自然是中华建筑的瑰宝，但是占据建筑的一角，又有飞檐来作视觉上的冲和，自然不觉其颟顸。但是将斗拱单独做成了巨大的建筑，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展厅内部则过于阔大，反而显得每一层的层高方面的感觉很压抑，再加上深色的顶部、墙面和地面，总觉得森严可畏。世博会后，此地改为中华艺术宫，每次入宫需要提前两天预约，手续极为烦琐，所以只去过一次，是毕加索的画展。布展之草率，展厅动线之凌乱，解说辞之莫名其妙不一而足，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兴趣再去观展了。此次再访，是因为艺术宫举办了“历史的星辰——近现代海派书法大展”，因为是一个有规模的书法展，自然很想一观。所幸，现在到中华艺术宫观展的人较为寥落，也就省去了预约的麻烦，而且还是免费参观。
说到“海派书法”，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概念，在我看来，“海派”似乎只有“海”而并未成为“派”。原因是并非有一致的艺术主张或者统一的风格追求。如果说特点，大概也只能说是“海纳百川”了。此次展览按时代从晚晴到现代大致分了三期，每期占了一个展厅，每位书家也仅一幅入展。
海派书法肇始于豫园书画善会，高邕之、钱慧安、吴昌硕、蒲作英、杨东山、马骀、程瑶笙、王震、汪仲山、张泽等发起，但这是一个慈善组织而非一个艺术流派，所以，即便是这几位发起人有书有画，风格也千差万别的，此后上海更是成为中国书坛重镇，各方汇聚于此的书家渐多，作为一个群体，称之为“海派”自然未尝不可。但如果仔细推敲，三代书家之间还是各有特点的。比如第一代赵之谦、吴昌硕、于右任诸大家，师承碑版，务求生发，承有清之遗绪，领一时之风骚。像李叔同、于右任等都是将魏碑笔法融入自己的书写之中，几入化境。他们名头很大，但是大多数欣赏者不能得其要旨，看书法和看其他展览不同，自己没有一定的习字的经验，或者不做功课，没有几十部名帖名碑在肚子里，就未必看得明白。
此次展览，在第一代海派书家中同时呈现了梁启超、于右任、李瑞清（清道人）三位书家的字，很可以做个比较。（见下图）此次展出的于右任的作品是一副对联：“诗书守世，草木含幽”，用笔虽夺胎于《郑文公》，但融入魏晋二王笔法与结体特点，笔力劲健，风神潇洒，自成风格。梁启超的字，中规中矩，不越魏碑窠臼，可惜缺少自家面目，好在他的志向也不在书法上。李瑞清的字在当时也是一时之选，其字在《郑文公碑》上用力甚勤，但是，笔画波磔刻意扭动，显出小家子气；东坡评论黄庭坚的字“死蛇挂树”，似乎有些苛刻，但是用来评说清道人的字倒是此言不虚。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有了这样的展览，多少还是可以通过比较看出一些门道的。
另外要说的是，展厅陈列的鲁迅和易大厂（易孺）的字都颇为不俗。另外郑文焯（鹤道人）的字，出于王铎，又掺入魏碑笔法，自成一家，是我此次观展的一大收获。
海派第二代，则似乎有回归二王法度的趋势，典型的如沈尹默、吴湖帆、白蕉等都是影响深远的人物。沈尹默独步书坛，一时无二，有人也以当代赵子昂目之，但与松雪道人比较起来，在面目丰富方面，似乎还稍逊一筹。近来书坛颇推崇白蕉，称誉他直追二王，内心未必许之，白蕉的字，俊逸差似二王，但未得其雄强之气。（见下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中国书法还在古人的碑学帖学里打转，终归是要下古人一等的。不过，此次展出中得见丰子恺的大字作品，居然赫赫煌煌，颇有气象，这让我对丰子恺的艺术修为有了更新的看法。
海派的第三代，以胡问遂、赵冷月、任政、周慧珺诸君为代表，碑帖兼容，上下交参，但此辈书家中如赵冷月般能够突出古人机杼的，其实也不多（此次展出的赵冷月的四条屏，颇可瞻玩，见下图）。胡、任较之前辈，虽在笔法上各有主张，但终不过是在二王门下亦步亦趋，渐入甜俗，自然落入下乘；而周慧珺先生的字夺胎于米芾而参以魏碑，似有自家面目，可惜格调不高。
书写本为日常行为，但是文人浸润既久，又竭力规摹，竞相誉谤，自然会逐渐走向艺术化，这似乎是艺术发展的通则。书法成为“作品”就逐渐有了脱离文字意义本身的装饰性与象征性，而这样的特质又消解了其书写的本源，书法之发展似乎存在着本身逻辑上的悖论。海派之中，像谢无量、赵冷月的探索自有其意义与价值，惜乎曲高和寡，难成气候。而吴昌硕、王震、陆俨少、程十发辈以画法入书法，也是别开生面，但是多有站在书法所谓“正统”的角度加以非议者。——一方面是受众依然抱有“看写字”的心态，另一方面书家又想突破“写字”的窠臼，货不对板，式微之势，理固宜然。
此番观展，看到两副对联很让我生出感慨。一副是翁同龢的：“一生只为国家苦，两字兼全忠孝难”。另一副是徐悲鸿的：“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翁同龢此联所录是李舜臣遗言，李舜臣是朝鲜抗日名将，结合翁同龢书风及生平，此联应该是其晚年所书。笔法从颜鲁公而来，但因为参以北碑，更加瘦硬劲挺，雄强不屈，似将胸中怨气一泄而出。我站在他的作品面前，想及风雨飘摇，鸡鸣不已的情形，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徐悲鸿的画自然是在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的人物，但是他的书法师承康有为，所谓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并不足观，但是联想到他一生的感情生活，似乎这幅对联也是他生活状态的写照了。
更让我感慨的则是吴湖帆、唐云、马公愚和丰子恺书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我们说作品反映时代的面貌。在那个充满了宏大叙事的年代，似乎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被时代所淘汰，积极表现出迎合时代的态度。此次展览的吴湖帆的大字中堂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似乎想表现出某种“激情”，奈何，吴湖帆的字本以雅逸灵秀、清丽缜密著称，如今竭力张扬，反在笔法结构中露出怯弱来，这似乎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心态的最好表现。马公愚抄写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多少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书法风格，但以此内容作为书法作品，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突破。此次展陈的唐云的书法作品让我感慨尤深，唐云先生抄录了一段毛泽东语录，虽依然保留着一些他个人的风格，比如横划与竖画的对比关系，结体修长，笔触瘦硬，但是整幅字结体用笔呆板笨拙，全然失去了唐云书法那种灵动潇洒的风神，仿佛一个恭恭敬敬抄书的小学生一般。这让我想起了前此我在别一篇文章里写到的波提切利晚年画风变化的故实来。
在展厅里一路走来，或赞叹，或徘徊，或感慨，匆匆之下，似乎走过了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据说，此次展览是“何以海派”的系列展之一，策展方一定是想通过这样的展览去探讨“海派”的更深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艺术家们常说“笔墨当随时代”，历史的风云自然也会体现在笔墨之中，过往已为陈迹，我在想，我们今天又会给我们的后人留下怎样的笔墨，让后人去感慨和评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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