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储国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蓄谋已久的“芦沟桥事变”，妄图侵吞我国的大好河山。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抗日团体纷纷起来支援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我就是在这非常时期参加了河北省文新县大队。

由于蒋介石推行一条不发动群众、只依靠政府和军队来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所以，文新县大队不得不一边抗击日寇的侵略，一边随时防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斗争异常艰苦。

1938年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文新县的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又担任了文新大队的大队长。

1942年，日本军队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我们的抗战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时期，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遵照上级的指示，我带领县大队和县机关的干部们，转移到敌人的后方，进入了东淀苇塘，开辟新的根据地。

进入苇塘后，我们一边休整，一边加紧训练。同时，还招收新兵扩充抗日队伍，我们以苇塘为基地，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李庄子战斗”、“王各庄战斗”、““李各庄战斗”、“邹各庄战斗”等等，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合围扫荡。特别是远近闻名的“姜庄子'斧头战’”，还获得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1945年，我奉命调到了刚刚成立的津沽支队任支队长，领导并指挥了大芦北口和小孙庄的保卫战。

1946年6月，津沽支队和津南支队合并为新的津南支队，我仍担任支队长。这个时期，我们主要活动于马厂减河两岸，并进行过多次的战斗，打过不少胜仗。因此，干部，战士们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我为“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

1946年8月，津南县由冀中区划归渤海区以后，我率领津南支队接受改编为津浦支队第一大队，并任津浦大队副大队长，参加了攻打齐家务、解放王稳庄等著名战斗。这为津南县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在津南县尚未完全恢复时，盘踞在小站的国民党土匪经常四出掠夺、骚扰、残害百姓，捕杀革命干部，给津南县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渤海军区指示津浦支队和军区十八团协同作战，攻打小站，消灭这伙匪徒。

储国恩（中）和战友

因十八团武器好，担任了主攻任务，我则带领津浦支队攻打外围的西小站据点。我们的战斗进行的很顺利，时间不长就攻下了据点，缴获了一部分武器，进驻了潮宗桥，并连夜修筑了工事。留二连负责守卫村庄，我带一连和三连驻在附近的甜水井村。

十八团在攻打小站时遭到了敌人的猛烈炮击，部队已被打散，第二天拂晓就三、五成群地向潮宗桥撤退过来。国民党军认为这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便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并纠集了还乡团100多人向潮宗桥方向追来，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

我听了通讯员的汇报，略作分析，决定将计就计，消灭这伙敌人。

于是便通知二连不要过早开枪，集中手榴弹，等敌人走近100米左右时一起开火，我带一连、三连向二连阵地迂回。这时，敌人已发现了二连，便用迫击炮、平射炮向二连阵地猛烈轰击。尔后，又用一个连的兵力向二连阵地冲杀过来。

敌营长见我方没有还击，便高声叫嚷:“弟兄们，冲啊!抓住一个共军赏大洋十块!”

突然，二连战士同时把手榴弹甩向敌人，几挺机枪也吼叫起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二连战士的猛烈反击，使敌人的一个整连都葬身于壕沟之外。

敌营长仍不服输，又穷凶极恶地集结了三个连的兵力进行反扑。这时，我已带一连、三连赶到阵地，立即命令三个连的战士一齐出击。

几百神兵的突然出现，使敌人惊恐万分，仓皇逃窜。支队战士紧追不舍，再加上几名骑兵和从后面包抄上来的十八团，前后夹击，全歼了这伙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此后，我仍带领津浦支队继续在潮宗桥一带各村进行活动。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带着津浦支队离开了津南。

1947年2月，全国形势有了好转，大港地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村子的群众在津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搞起了土改运动。这时，我带着津浦支队的一个连又回到了津南，和津南县的地方武装组合重新组建了津南支队。我仍任支队长，带领队员们在天津近郊和马厂减河两岸活动，保卫各村人民土改斗争的胜利果实，并担负着警卫减河上游小王庄渡口桥的任务。

1947年间，马厂减河两岸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小王庄渡口的这座浮桥就成了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去天津的必经之路。因此，我们必须保卫好这座桥，便派过得硬的二连守卫。连长是作战英勇的杨二虎和参谋长刘秉坤。我带领一连、三连驻守在北抛庄。

储国恩

3月的一天晚上，突然听到小王庄方向传来枪声，随后通讯员向我报告:小王庄发现敌人，驻守在那里的二连可能被包围。我立即带领一连、三连赶往小王庄。

途中遇见了在战斗中负伤的刘参谋长，从他的汇报中得知:500多敌人已占据了小王庄渡口，一部分可能越过减河攻进了小王庄村。这时，二连长杨二虎也从阵地上撤了下来，据他汇报，敌人来得很猛，但我方伤亡不大。

我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大家一致认为，敌人这次进攻，兵力虽多，但却犯了兵家之大忌——孤军作战。小王庄北距天津近百里，东距小站、西距唐官屯也有四、五十里，打起仗来很难得到后方支援。而我们的南面即是渤海独立团活动的地区，有坚强的后盾，取胜是很有把握的。

统一思想以后，我向大家下达了战斗任务:杨二虎带二连打回去，从下面佯攻，敌跑就追，敌追就跑，吸引敌人的注意;一连和三连从小王庄桥的东西两侧过河，包抄敌人后路。

布置完毕，各连立即行动。很快就把敌人压进了河堤上的几间房子里，就象瓮中捉鳖似地把敌人全部消灭。

傍晚结束了战斗，经过清查除40余名敌人漏网外，其他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这次战斗，我们在津南作战史上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小王庄渡口一带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可是，敌人仍不甘心失败，他们自从在小王庄渡口损兵折将、全军覆没之后，一直怀着报复之心，妄图卷土重来，于是在当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又纠集了国民党军一个团和一部分土匪近千人的兵力，突然向小王庄桥发起袭击。

当我得知情况后，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和对小王庄地形的熟悉，立即命令：在减河北岸200米处的土房子周围，凡是可以利用的地形都埋上地雷;等到敌人来了，即刻撤到减河南岸开始还击。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进入北岸以后就占据了土房子，很多敌人都踏上了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轰!轰!”踏响的地雷接连不断地在敌群中开花，炸得敌人不敢向桥头进攻，急忙丢下一片尸体狼狈地逃走了。

渤海军分区对敌人的这次报复行动甚为关注，分区司令员贾乾瑞亲自给我打电话:“情况怎么样?你们自己行不行?”我蛮有信心地说:“没问题，我们已经顶了一天了，只轻伤一人，却把敌人炸得不轻。根据我们侦察，敌人已经跑到土河村去了，看样子仍不死心，可能明天还要卷土重来。”

贾乾瑞

贾司令又问:“你们打算怎么办?”我很轻松地回答:“来了就打呗!再顶一天没问题!”

晚上，我召集干部、战士们开了一个鼓动会，和大家共同分析了敌情，研究了战斗部署。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发扬津南支队的老传统，打退敌人的进犯，保证渡口的安全。

会后，我又派几名战士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过河。凡是敌人可能用来藏身的地方都埋上了地雷。同时还加固了阵地工事，调整了部署，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敌人又来了。这次先向津南支队阵地打了200多发炮弹，在炮火掩护下，敌人向桥头阵地轮番冲击，都被我军的猛烈火力压了回去。加上昨晚埋的地雷接二连三地在敌群里爆炸，敌人阵地上又躺倒了一片死尸。无奈在天黑以前又夹着尾巴撤走了。

敌人撤退后，贾司令员又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通知我们:分区决定派曾良辉带着他的十九团前来增援，已经出发了。刚放下电话，曾团长就带着部队赶到了。

曾良辉过去曾在我领导的津浦支队担任过二大队长，他一向是作战英勇，每次冲锋都是一手持枪、一手挎着一篮子手榴弹，边冲锋，边把手榴弹甩向敌群，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他一进门便说:“老首长，给任务吧，这块肥肉可得分给咱点尝尝!”

我连忙拉住他的手:“别忙，别忙，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肉有你吃的;不过今天晚上你先带战士们去大尔屯美美地睡上一觉。白天，我们打得多凶你也别管，天黑以前，敌人一撤，你们就马上过河，经十八户向土河方向进攻，我们也趁机追击，咱们两边这么一打，还愁没你的肥肉吃吗!”

“好啦!老首长，我完全听您的指挥。”曾良辉兴致勃勃地带着他的十九团奔大尔屯去了。

第三天，敌人照例是先打炮，轰隆隆的大炮声由上午10点响到下午4点，但冲杀的劲头却不如前两天了，想必是让地雷给炸怕了。一到天黑，敌人又开始撤退了。因为上两次我们都没追，所以，敌人以为只要撤下来就万事大吉了。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这回改变了战术。敌人一撤，我就给曾团长打了电话，通知他按计划行动。

我放下电话，立即带队伍赶到小王庄渡口桥前，见敌人已撤离了200米左右，便下令:“全队出击!”

敌人正在拉枪抬炮地向后移动，冷不防，我们的战士在背后开了火，而且一个个象老鹰扑小鸡似地追了上来。这下可把敌人冲乱了营，很多士兵顾不得还击，没命地向四党口方向逃跑。那些“国军”的指挥官和土匪头子们连连摇晃着手枪督战，声嘶力竭地喊:“谁跑，我枪毙谁!”可是，再也没人听了。

我们的战士边追边打，被打死的敌人横躺竖卧，被打伤的敌人跪地求饶。其余的敌人象惊弓之鸟，仓惶地向前跑。眼看就要到土河村了，我担心敌人占据了村子会进行反抗，便立即命令部队:“敌人跑进村，我们追进村，千万不要让敌人压在村外。”

敌人见我们穷追猛打，咬住不放，又无法收住阵脚，只好胡乱抵抗了一阵，就往村外撤去。刚一出土河村，冤家路窄，正碰上曾良辉率领的十九团，他们把敌军拦腰一截，又打死打伤很多敌人。除了四处逃散的以外，都缴枪投降，作了俘虏。

打扫完战场，我和曾良辉一块儿向军分区汇报了战果:俘虏敌团长1人，击毙副团长1人，共俘虏敌人800多名;缴获重机枪4挺，迫击炮8门，平射炮2门，六零炮多门，轻机枪数十支，还有大批的步枪和弹药，而我军仅有八、九人负伤。汇报后，受到了贾司令员的表扬。第二天贾司令员又专程来到小王庄看望和慰劳津南支队和十九团的全体指战员。

(刘庆慧根据储国恩回忆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