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邳县县委书记
宿迁暴动失败后，李干成从宿迁调邳县工作，担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共青团组织恢复，他相继到徐州、上海的吴淞和沪中以及河南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任职，从事团的工作。
一、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
邳县地处苏、鲁、豫、皖接壤地区，也是苏北革命活动起步较早的地区。
李立三倡导的"红色暴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大批干部党员被捕入狱，一些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全会通过的决议，批评李立三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和革命力量的现状作了过高的估量，对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观察不清，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区更广大群众的发展与组织。决议指出，"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党、共青团、工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各级党、团、工会组织重新恢复。中共邳县县委成立于1928年4月，1929年7月解散，1930年9月重新成立中共邳县县委①。1930年10月，李干成从宿迁调到邳县，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他到邳县后，由县委一个同志带去与前任县委书记接头。他向李干成介绍了县里一些情况。在邳县期间，李干成工作了两三个月。县委设在邳县八岔路区今议堂乡黄海村一带。李干成以共产党员曹桂林的家为主要活动地点，先后到黄海、八岔路、土山、古邳和十八圩子等处视察，并恢复了部分党的基层组织。
二、做青年工作﹣﹣任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
1930年12月初，党、团、工会分开，恢复了中共徐海蚌特委和共青团特委，李干成又被调回徐海蚌特委，担任特委青年部长和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江苏省委为加强对徐海蚌地区各地的领导，决定缩小特委机构，宣布徐海蚌特委撤销，并将徐海蚌特委一划为三，分别成立：徐州特委、长淮特委、海州特委。李干成被调回共青团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吴淞区委、沪中区委书记，时间均不长。不久，李干成又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委员会委员。
三、巡视扬淮徐﹣﹣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
1931年夏秋之间，李干成先后到扬州、淮阴，灌云的上马台（现属灌南）、响水口（现响水县城）、板浦，连云港的新浦，东海的白塔埠，沭阳的青伊湖等地巡视工作。
对于这一段经历，李干成同志曾在1982年11月7日有过回忆。他说："秋天，我到淮盐特委，曾代表省委到灌云去巡视过一次工作，我先到响水口周春如处，住在一家姓潘的粮仓里，很可能是潘厚卿介绍的，然后走新安镇到上马台，住在孙炳惠家，并在他家开会。当时灌云的县委书记是宋大个子，在上马台接触的党员有孙存楼、管海平、孙炳球、孙炳恕等很多人。"
他还说："我巡视过上马台后，到板浦徐家住一宿，吃过饭，并找到有组织联系的人听了汇报。然后到设在新浦的省委联络点沈大呆家，并通过沈大呆子，找到东灌一带团的负责人小张，接上党的组织，住一晚，听取了汇报。又到白塔埠冯树芳的二姐（我们称冯二姐）家住一晚，后到沭阳青伊湖巡视一圈。"
巡视工作结束后，李干成回到团省委向团中央汇报。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团中央把李干成派到河南任团省委书记，接替原来的团省委书记王伯阳。
1932年的4、5月间，河南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团中央又将李干成调回，派到团江苏省委工作，团省委任命李干成为团沪西区委书记。
四、领导工人罢工斗争
1932年夏，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白俄查票打伤中国售票工人。中共中央对这次罢工斗争很重视，专门组织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具体领导。罢工委员会的书记是饶漱石（当时他是全总的青工部长，曾任党的江苏省委秘书长，团江苏省委书记），还有张文卿（代表江苏省委）、市工联的一个代表和李干成（代表江苏团省委）等五六人组成。刘少奇代表全总也曾来参加过会议。
在罢工斗争中，李干成等罢工委员会委员亲临一线组织领导。后来，英商将参加罢工的工人全部开除，重新招用一批工人。罢工委员会就派一些同志乘机考进去，继续领导斗争。考进去的同志有朱帆、曾觉之等。
罢工斗争持续了近两个月，虽然取得了增加工资、成立俱乐部等一定的胜利，但是基层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因过于暴露，大部分遭到开除，朱帆、曾觉之等革命同志也遭逮捕。
坚持狱中斗争
李干成回到江苏后继续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分工负责联系上海的团沪西区委和团特区区委（即上海的日本纱厂特区区委）的工作。因叛徒告密，李干成在上海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和敌人展开合法斗争，成为狱中党的领导核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出狱。回到苏北家乡后，他又迅速投入到了继续革命的浪潮中。
一、在沪西区被捕
1932年秋，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只能通团的组织寻找中共沪西区委所联络的党的关系。同年11月1日，李干成接上级通知。去参加共青团沪西区委会议研究工作时，不幸在会场﹣﹣团沪西区委书记陈同家﹣﹣遭敌包围，李干成当场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江苏省委的代表张文卿、团沪西区委书记陈同，团沪西区委组织部长何福林（即骆何民），团区委宣传部长吴玉书（荷兰籍华人，暨南大学学生）和新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宋玉山（即孔昭辛）等所有与会人员。这次破坏，是团中央的一位干部黎行叛变告密所致，黎行过去同陈同有过工作上的联系，知道陈同的住处。
李干成同志被捕之后，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国民党法庭上，国民党当局对李干成等进行会审，刑讯逼供，威胁利诱，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员。他抓住敌人没有确实证据指证的弱点，坚持不暴露党员身份，最后，国民党反动派以所谓"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他7年有期徒刑。
二、开展狱中斗争
判决后，李干成被解送到位于上海西郊漕河泾国民党政府的"模范"监狱﹣﹣江苏第二监狱。
漕河泾监狱其建筑设计形同"八卦阵"。整个是个大圆形，里面呈放射形状，设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号子，一条走廊。另有女监、病监。每个号子里能关七八十人。号子里设有一间一间的牢房。七个号子加上入口的一条通道，刚好八道。看守长或看守主任到中央亭轮流值班，眼观八路，每个号子各设看守兵一人，来回巡逻。整个号子当时关押约3000人。监狱外有万人坑，囚犯处死后就朝万人坑一扔了事。
为防止政治犯在狱中搞革命宣传，狱方把政治犯和其他案犯分开关押。甲、庚两个号子专门关押政治犯。李干成被关在甲号子里，被关在一起的同牢难友有：林李明、张恺帆、孙海光、陈一诚、桂篷、叶天池等。从早到晚，他们还要戴着沉重的脚镣，在看守的监视下被强迫到狱方开设的工厂干活。
开始，党组织经常派一位姓彭的同志到狱中探望他，给他送来一些药品和衣服等用品。大概在1933年夏天，这位同志写信告诉李干成外面情况很复杂，他将离开上海。之后，这个人再也没来过。从此，李干成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囚室条件非常差，每间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囚犯同睡一张铺着烂稻草和破棉絮的大统铺。墙角放着一只大马桶，大小便都在马桶里。囚室的门整天反锁着，仅留一个小小的窗洞。室内苍蝇、蚊子、跳蚤、虱子和臭虫到处都是，空气污浊不堪，连猪圈都不如。囚犯一旦生病，呻吟呼号于囚室中，不得治疗与调养，直至一命呜呼。狱方还想方设法克扣犯人伙食费，犯人吃的都是陈仓烂米，粗黑臭秽，砂子、石子、稗子、惨子、虫子什么都有，犯人称之为"五子饭"。没油没盐的烧冬瓜，已经可以做种的老黄茄，总是连月吃。每天两杯水，除解渴外，还要留点洗脸洗衣，政治犯经常遭到狱警、看守的严刑拷打，甚至随时可能被秘密杀害，生存权受到极大的威胁。
在狱中他遭受了敌人种种折磨和酷刑，但他不屈不挠、英勇无畏，对革命的信念毫不动摇，仍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大家不要丧气。他和方毅等同志一起不断组织这些"政治犯"在监狱里和敌人展开合法斗争，成为狱中党的领导核心。
为反对监狱当局迫害，1934年夏秋之间，李干成和狱友陈一诚、孙海光等人商议过后，决定发起一次"罢饭"斗争。李干成等向监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开镣；准许使用纸笔；改善伙食；每天都要放风。如不答应上述四点要求，就进行集体绝食。国民党当局没有答应。当即李干成他们的绝食斗争就开始了。
第一天，外役把饭桶挑来，大家一动也不动，外役只好把饭挑回去。
第二天，大家仍不进食，看守长到各个号子前吼叫一阵，强令大家吃饭，可是谁也不理。
第三天，绝食斗争仍在继续，送来的水也不喝一口。敌人抓不到把柄，拿他们没有办法。
第四天早上，狡猾的敌人说通了一个"犯人"，唆使他又喊又叫，敌人立刻借口"犯人"哄闹监狱，图谋不轨，调动武装镇压。为达到恐吓的效果，把李干成等为首的十几个人拖出号房严刑拷打，把他们双手反绑着，悬吊在梁上，脚上还系着几十斤重的铁镣，看守照着他们的脊背、屁股，你一拳他一脚的推来搡去，使他们吃尽了苦头。李干成昂首就刑，始终不吭一声，敌人无法，把他们重新编排分监。李干成等原来已经带了二三年的脚镣，这次又给多加了一副，妄图使他们屈服。被押回牢房后，李干成用被子蒙着头，敌人以为他受到教训怕事了，实际上他是在偷偷地写信给宋庆龄组织的人权保障委员会，控告敌人的暴行，可惜最后信没能传出去。
敌人的镇压没有奏效，消息传到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上海律师公会、上海人权保障同盟等社会团体和进步势力，积极声援，都派人来狱中调查，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狱方非常被动。在强大舆论压力和李干成他们的坚决斗争下，狱方被迫答应政治犯们提出的要求。
绝食斗争发生后，上海市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和市政府派要员分别找李干成等谈话，威逼利诱，企图分化他们。然而敌人的阴谋又被李干成他们戳穿了。气急败坏的反动当局，就改变了手法，借口监狱人满，在1936年6月，把政治犯中所谓的"调皮捣蛋分子"李干成、陈一诚、王若望、张恺帆、桂蓬、孙海光、钟庆发等50人解往苏州陆军监狱关押。理由是：你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寄押在这里军监狱关押。理由是：你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寄押在这里的军事犯，你们应该到军事监狱去。
这些政治犯们拒不上囚车，从天不亮闹到七八点钟，才被强押上囚车。被一个连的宪兵押解着，两个两个的铐在一起，直开上海北站。
到了北站，50名政治犯拒绝上火车，向群众演讲，宣传："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危急存亡，国民党政府不抗日，还要把我们关在这里！我们要求到前线去，抗日救国！"人越聚越多。他们放声唱起了《国际歌》。许多围观的群众和旅客都感动得流泪。就这样，他们被押到了苏州陆军监狱。
到了苏州，狱方对李干成等看管得更加严厉，动辄给予军棍拷打等野蛮残暴的"特殊待遇"。李干成和同志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遭到敌人一次比一次更加凶恶的毒打，但李干成和同志们坚贞不屈，依然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抗争，对这些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员，敌人毫无办法。
三、无条件释放出狱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国共合作局面开始形成。国民党开始陆续释放政治犯，但是要求被释放的人必须做一个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声明。很多同志为了尽快从狱中出来参加抗日工作，都违心地做了这个声明。但是李干成却没有这样做。而正因如此，他在国民党的监狱整整多呆了近一年时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向中国进攻，全面抗战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更加高涨。"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解决合作抗战中的各种问题，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接受了立即释放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的条件。8月19日，李干成等五十人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分三路（宜兴、安徽、苏北）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李干成回到了家乡涟水。
五年的狱中生活，使李干成吃尽了苦头，但他坚决不肯向敌人屈服，坚持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铁骨铮铮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正如后来他自己说的："我们年轻时，走出了地主家庭参加革命，根本不是为个人的生活啊、前途啊什么的考虑，只知道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让全国老百姓翻身，过上幸福的日子。所以国民党抓你也不怕，坐牢也不怕，怕什么呢，怕革命不能成功啊！在龙华监狱，与敌人作斗争，法官审我时，我就不承认，国民党也没有办法，你判刑也要讲证据的。1937年，从狱中出来后，马上找组织归队，继续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