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北大副教授李植发表文章《从今天与保安比赛跑步说起——北京大学的门卫制度，该改改了》，介绍了自己非典型的“抗议”北大进校园要刷脸的制度，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
胡锡进、《南方周末》纷纷跟进，同样呼吁开放校门。
李植说，北大现在进出校门要刷脸，但是他没有授权学校使用他的人脸识别信息，刷不了脸，进出学校需要门卫查验工作证后放行。
因为查验工作证经常需要耗时十几秒时间，他往往直接跨过闸机栏杆就进去了，门卫大都认识他，一般不会拦截。
但是这天入校时，保安在校园里追了他半天，跑步没追上又骑了自行车来追。最后，李植调侃保安，说“你们的体力不行啊！连我都追不上？”，保安倒也是实在，“是啊，你跑得挺快！我这身大衣太沉了！”。
最后，李植向保安出示工作证，事情得到解决。而在出校时，他又被门卫拦住要求刷脸，否则不能出校，最后又是跨栏出校。
李植在文章中写了首打油诗，“植也入燕园，何须脸授权？飘飘身影动，不敢忘先贤。”
就此，李植得名“跨栏教授”。
先不说进门该不该刷脸、查证，就凭他这篇文章、这首打油诗，一个嬉皮笑脸、但又极其认真的形象，就活生生的摆在了面前。
他无疑是个认真的人。
他翻译过卓里奇的《数学分析》，据说现在国内使用的力学教材基本都是他翻译编写的，每年上三百节本科生课。
他喜欢给学校提意见。修订《北京大学教师手册》，这种事，一般没人当真，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校长提意见，完事还写首诗调侃。
他还反对自己所在的工学院把物业费平摊给老师的做法，后来成功了。
除了这些“小事”，他还旗帜鲜明的反对他的院长，直接说他是个骗子，靠花言巧语混上了院长和院士。
李植还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他被网友称为“社会主义理科教育的最后一滴眼泪”，意思是很牛X但也很“悲催”。
官方记录，他1991年9月留学苏联，没过两个月，苏联就彻底解体了，他变成了留学俄罗斯。
1999年，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博士毕业回国任教北大。2001年，他就成了副教授。2023年，他还是个副教授。
二
李植自己说，自己对学校的批评和意见，偶尔有采纳，但大多数没有采纳，他还会继续提出意见、推动解决。他不觉得自己提意见是个大事。
他自述，“在北京大学，得罪领导根本就不是事儿”“北大传统使然”，他对那些认为他“欺软怕硬”的人喊话：
争取人人都不怕得罪领导。
北大毫无疑问是国内最开放的大学。曾经有无数的学生反对、批评老师，无数的老师反对、批评校长，无数的校长反对、批评更上级领导。
这不是说他们喜欢“造反”，而是说他们确实思想自由。网上有过传言，说北大有校训，但在校的同学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校生们往往以此自傲，旁观者们往往以此标榜，但很不幸，这种“开放”带给他的毕业生们的，只有坏名声：
北大的学生不听话，北大的学生爱批判，北大的学生不服从领导。
无数的北大毕业生们都摆脱不掉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尽管他们已经刻意低调、刻意低头、刻意夹起尾巴。
但只要你提出过或者试图提出不同的意见，哪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都会被贴上“不听话”的标签，都会反过来印证这种判断：
北大的学生不听话，北大的学生爱批判，北大的学生不服从领导。
谁也别吹什么礼贤下士、从善如流、人尽其才了，哪个当领导的都不喜欢这种爱提意见的下属。
因此，能从北大毕业，继而得到领导赏识的，都得是少数。这就是李植引以为傲的事情，但也正是一个开放的北大带给他的毕业生的负资产。
三
具体到开放校门这件事，李植从一个老师的角度，觉得没必要，排队不方便。
胡锡进、《南方周末》都在呼吁大学要开放校门，尤其北大、清华要起到带头作用，讲的都煞有其事、头头是道。
他们指出，现在社会治安比以前好，2008年以前都不封闭校门，现在更不应该封闭校门。
他们还分析，没多少人去图书馆和教室、不会影响学生上课，没多少人去食堂、不影响学生吃饭，等等，都是不需要封闭大门的理由。
他们还指出，国外“先进”“世界一流”大学，人家都开放校园，没有封闭校园的，只要做好了每个楼的安保就可以。
他们还提出，北大是公办大学，用的是财政拨款，应该放开让老百姓参观。
至于北大校方为什么会继续封闭校门，原因就是延续了以前的思维，是被原先的思维给禁锢了，加上去的措施不好撤下来。
开放的北大怎么就连个大门都开放不了，北大的领导们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明白呢，简直不可理喻。
但按照“理性人”假设，北大的管理者们都应该是“理性人”，哪怕是保住乌纱帽（保住乌纱帽是好事，如果官员连乌纱帽都不在乎了，那么他们还在乎什么呢？），他们这么做，都得有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南方周末》、胡锡进也给了暗示：
《南方周末》说要给“大学的责任解绑”，出了事情“应该交由警方处理”。
胡锡进说，“校园开放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别因为害怕出问题，就把校园纷纷堵起来”。
他们的文章都很长，都在文章的最后加了这么几句，核心意思就是，要给学校的管理者们免责。
但这更表明，他们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嫌疑。
免责免责，免得究竟是什么责？究竟谁有权利来免责？
如果是社会治安事件的责任，这个责任归属好不好确定，应当由什么来确定，能不能免责？
像外来人在北大闹事伤害了校内人员，责任是谁的？按法律讲谁是施害者谁是责任人，但北大有无管理责任，怎么免责，谁给北大免责，是学生家长还是谁？学生家长愿不愿意免除学校这个责任？
像学生外出不归学校不知道，后来学生出了事，责任是谁的？按法律讲是学生自己的，因为都是成年人，但家长愿不愿意免责？有无必要通过刷脸或者验证来掌握学生是否出入学校？是不是需要学生来授权？
此外，如果是在校园发生了外来人员的其他类型的聚集，责任是谁的？如果按照“属地责任”，谁给北大免责？
《南方周末》、胡锡进还认为北大清华等“头部大学”带头，更是“高看”了这两所学校。
其他学校放开了校园，有多少人去参观、游览，相比于北大、清华多还是少，“出事”的概率更大还是小？
呼吁北大、清华在放开校门上“当表率”，就像是呼吁穷人率先捐款救灾。
说到底，外人都赞成开放，在校生赞不赞成？有没有人做个问卷调查。
李植也说了，很多学生认为让渡一点“自由”，换来一种“被保护”的感觉，很多同学赞成。
如果在校生大部分赞成，又该从哪个角度来论证应该打开校门呢？
免责免责，和自己无关的则，免起来都简单。
但落笔容易，落地很难。呼吁《南方周末》、胡锡进，特别是，胡锡进号称“复杂中国报道者”，在提出意见建议的时候，考虑的周到一点。
不要用写文章、耍嘴皮子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政策和管理问题。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南方周末》办公院开放不开放，胡锡进原先在《环球时报》，办公院开放不开放？
千万不要，给别人提意见都是头头是道，轮到自己就另搞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