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广昌战役之败，为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的崛起埋下伏笔？
第五次反“围剿”（油画）
前文《能力并不出色的“外来和尚”李德成为红军主帅后果有多严重？》讲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要推翻毛泽东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战略，他在军事上没人可依靠，只好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能力并不出色的“外来和尚”李德的身上！而这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重后果！
1933年9月28日，中央苏区东北大门黎川失守。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已经拉开架势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奉蒋介石之命在福建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突然宣布起义，宣告与蒋介石决裂，高举反蒋抗日大旗，这就是“福建事变”。此事这令蒋介石大为震惊，也打乱了他的阵脚，他不得不急调11个师进入福建，围剿第十九路军。
为什么本来与红军在福建作战的第十九路军，怎么突然调转枪口对着蒋介石？原来，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闸北中国驻军时，蒋介石把视为异己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攻打红军。他是要第十九路军和红军打得两败俱伤，他再出来收渔翁之利。第十九路军打不过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的红军主力，又无路可退。
第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蔡廷锴和蒋光鼐本就受过中共影响，也曾高举抗日旗帜，被逼到如此境地，狠下心来发动起义，实行“联共反蒋抗日”。蔡廷锴和蒋光鼐派出与中共颇有渊源的陈公培，携带蒋光鼐亲笔书写的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希望取得中共的支持。负责接待的是彭德怀，彭德怀马上把此事电告中共临时中央。
起初，中共临时中央来电责怪彭德怀对此事不够重视。可是，几天后突然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逆转，又来电告诉彭德怀，称蔡廷锴和蒋光鼐这种“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让彭德怀觉得太莫名其妙了，朝令夕改，还说出一通歪理。甚至项英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彭德怀，要他对陈公培耍个滑头，感受不到诚意的陈公培只好在10月下旬再度来到中央苏区。
这一次，陈公培是跟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一起来瑞金的，徐名鸿的身份是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左”倾中央来电，要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共出面接洽徐、陈二人。10月26日，经谈判后，中共与第十九路军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明确指出，双方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有了这份协定之后，第十九路军才宣告与蒋决裂。
敏锐的毛泽东觉得这是红军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难得机遇，他向“左”倾中央领导人提出大胆的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以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办法，可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而且，这种方法还能有力援助第十九路军。英雄所见略同，彭德怀也向中共临时中央提了一个类似的建议，支援第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左”倾中央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可见，中央在军事方面非常之外行，非常之短视，挽救红军的良机就此硬生生被博古给放走了。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毛泽东
王明统治下的“左”倾中央，左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竟然硬生生把好好的盟友给推到了敌人的一边。1932年3月，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王明就发表文章宣称，第十九路军将领不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而是这次战争的敌人。12月，以“左”倾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以及文章，强调福建派及其领袖只不过是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
而蒋介石自福建事变发生后，心里七上八下，生怕第十九路军和红军会联合起来对付他。等他发现第十九路军并没得到红军的支持后，就决定亲自飞往福建指挥剿灭第十九路军的战事。蒋介石的5万大军一进福建，第十九路军所辖的5个军就有4个军倒向蒋介石，蒋光鼐和蔡廷锴等领导人不得不亡命香港，福建事变就此落幕。
平息了福建事变，搞定了第十九路军，蒋介石再次集中兵力加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力度。1934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会议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的“左”倾路线，强调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其实就是指要反对毛泽东。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排位最末的第1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设立中央书记处，BG、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取消“中共临时中央”，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这次会议上，被“左”倾中央任命为红军主帅的李德作出了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几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前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相当于国家主席，张闻天相当于政府总理。开完会后，已经成为空架子的毛泽东以养病的名义来到瑞金南面会昌的文武坝。“左”倾中央仍嫌被架空的毛泽东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建议他去苏联休养。毛泽东说，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于是来到会昌。
就在会昌时，毛泽东得知前线传来广昌战役红军大败的消息，他痛心疾首又极为愤怒，因为他深知，红军如果由他来指挥，不会有此大败啊！可是，红军的指挥大权却掌握在BG和李德手里，他无能为力，只能静待时机。1934年年初，蒋介石采纳德国高参赛克特建议，实行堡垒政策，建了5000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给团团围起来了。
蒋介石的碉堡政策，就是要给“池塘修筑堤坝”，才方便“抽干池塘里的水，来捉池塘里的鱼！”2月，蒋介石剿灭第十九路军之后，就调集了四路大军，一面修筑碉堡，一面慢慢缩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东路军由闽北向闽西推进；主力北路军由北线向赣南推进，负责正面进攻中央苏区；西路军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由广东向北推进。
独揽红军指挥大权的李德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主帅，他在他的“独立房子”里忙得很，忙着在地图前面指挥红军作战：他往往在大地图（从国民党部队手里缴获的）面前转来转去，一边抽烟，一边用红色蓝色钢笔勾勾画画，再用尺子量出距离，规定部队行军的进度和路线，不管部队行军要过山还是过河，反正就按地图上丈量的距离来规定部队行军的进度和速度。
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剧照）
BG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却对军事一窍不通，他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一直死命打压毛泽东，他在军事上无人可以依靠，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外来和尚”李德身上，就把红军指挥大权全权拱手让给了李德。只要前方来电，都迅速送到李德的“独立房子”里，翻译成俄文，并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
李德批阅并提出建议后，又翻译成中文，再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周恩来在军委或政治局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具体执行。可是，李德却是个“刻舟求剑”一般极为刻板的军事指挥官，他甚至连红军的一挺机关枪或者一门迫击炮该放在什么地方，都要在地图上作出规定。遗憾的是，这些地图全都是从国民党军那缴获的，很多根本不准确！
李德最擅长的是指挥正规军打阵地战，尤其是他比较擅长讲具体的军事课程，李德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些战术分析著作，让国民党军的将领们颇为钦佩。但他对于红军生存需要的和擅长的游击战却极为陌生，加之他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也是极为陌生，用苏联军事学院那套正规军事理论来指挥中国红军的作战，岂能不败？
蒋介石的德国高参赛克特和博古的德国高参李德，很快就在争夺广昌的战役中交手了！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如果按照毛泽东以往的对敌策略，他会放弃广昌，甚至放弃瑞金，诱使敌人深入再伺机歼敌。可李德蔑视这套打法，他认为高明的指挥就是要兵对兵、将对将地硬拼、死扛，所以，他命令在广昌严防死守。
国民党军要夺取广昌，红军要死守广昌，双方就此爆发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1934年4月21日，《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下达，要求，敌人已尽力采取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全力保卫广昌！命令署名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BG、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广昌城里随处可见红军刷的令人血脉偾张的大字标语：为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毋庸置疑，红军的这种作战方法正是国民党军求之不得的，国民党军11个师沿着盱江一面建碉堡，一面缓慢向广昌推进。BG和李德调集红军三军团9个师，死守广昌。
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真不知道他这自信是从哪里来的？红军的堡垒怎么和国民党军的堡垒相比？没有钢筋水泥，只能用木头架子，再垒上泥土。彭德怀一看这阵势就说这样搞不得，他认为在敌军的装备下，这些工事是不起作用的。固守广昌，只要几天，三军团这一万多人将全部毁灭，广昌守不住的！
可是，gs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彭德怀的话。很快，国民党军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用德国进口的山炮和重迫击炮轰击，步兵随后步步紧逼，每天推进一两公里，马上构筑工事，站稳脚跟后，第二天又把这些程序走一遍。从4月10日开始，打到4月28日，红军伤亡5500多人，广昌失守。
红军时期的彭德怀
包括彭德怀在内，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怨声载道。甚至有不少红军战士怒气冲冲地抱怨：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仗的！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红军遭此惨败，更加无比怀念前三次反“围剿”时，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次次大获全胜的快活日子！也正是广昌战役的惨败，让红军上上下下看清楚了没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了！红军内部这种强烈的情绪，为毛泽东后来遵义会议上的崛起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