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公自小离家，四海漂泊，因此对家庭和亲人格外地重视、珍惜。

他与妻子卓琳婚后共育有五个子女，虽然孩子们长大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也都各有所长。

邓林是邓小平的长女，出生于1941年，正值中国华北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

因此在邓小平的五个子女中，她是年幼时吃苦最多的。

当时，卓琳生下她后就要转战，只能拜托老乡帮忙照顾。

两年后再回去接她时，孩子已经饿得皮包骨了。

即使回到了父母身边，忙碌的邓小平与卓琳也没有时间抚育孩子，邓林只能在延安保育院生活。

她是“公家”的孩子，虽然很少见到亲生父母，但在延安有许多叔叔阿姨的照顾。

像是“独臂将军”蔡树藩和他的妻子陈书莲，就是邓林的干爸、干妈。

1945年邯郸解放，那是她第一次跟随父母，到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去。

孩子们见了什么都新鲜，邓林却安安静静地盯着一户人家的油画看了很久。

卓琳见了便说：这孩子很喜欢画，将来要是能当画家就好了。

但邓林并不是从小学画的，在那个流动的岁月里，她没有稳定学习的机会。

从邯郸到南京，从上海到北京，她也要跟着父母随军行动，帮着母亲照顾弟弟妹妹。

直到和平岁月，她才能接受系统教育。

大学时，她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才正式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1967年，邓林从中央美院毕业。

1968年时，邓林赴河北宣化的部队中接受“劳动锻炼”。

她先是在造纸厂工作了半年，之后又去干农活。

工作多苦她都能坚持，真正叫她承受不住的，是军队的监管和频繁的政治审查。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她要比别人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她羡慕在农村的弟弟妹妹，更是想念他们。

一个月四十几元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她全都买了衣服、棉鞋还有罐头之类的，寄给弟妹。

好在她是天生的老实、坚韧，为她在艰难的日子带来了一层保护。

但因为年幼时的苦难，她一直体弱多病。

小妹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道：“邓林从小身体不好，是父母亲最担心的。”

从小到大，邓榕几乎没见到父亲给谁写过信，或是去拜托谁帮忙。

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他为了孩子们，尤其是邓林，多次给毛主席写信。

为了孩子们能生活得好一些，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能想到的、能帮到的，他都竭力去做。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写信，请求他帮助：

“我的大女儿邓林……她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回忆起那段艰苦、扭曲的岁月，邓林也只是为父亲感到不公，对于自己所受的苦难屈辱，却并没有什么埋怨。

之后的那些年，邓家也跟着邓小平在政治上的起起伏伏而颠簸。

幸好，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邓林也跟着一起回了北京。

生活稍微稳定了一些，她又有机会重新拾起画笔。

直到父亲重新回到政坛，在他的庇护下，邓林终于有了一片安静的天地来创作，继续她的画家生涯。

大儿子邓朴方出生在1944年。

战乱年代，他从小就随着父亲四处转战，经历了许多变迁。

尽管他是邓小平的长子，但在北京十三中学读书时，他总是很低调，很少有同学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处于困难时期，面临着内忧外患。

这时的邓朴方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当时有志青年一样，他也关注着国家的富国强兵之路。

于是他刻苦学习，最终以平均分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大学时的邓朴方立志做一名科学家，因此认真钻研学术。

可是大学快要毕业时，那场影响深远的“大革命”就爆发了。

事态愈演愈烈，他还没能想清楚这一切究竟是对是错时，父亲就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

子女们也因此被牵连，在学校受到批判和管制。

邓朴方因此苦闷不已，时常借酒消愁。

有一次，他和同学到颐和园后湖附近散步。

大概是因为喝了酒，他借着酒劲，把心中的苦闷和愤恨都说了出来。

邓朴方酒后吐真言，被造反派知道后，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进行专案追查。

他被关在北大东门外的一栋大楼里，逼他说出更多东西。

邓朴方知道，自己的言论影响的不仅是自己，很可能会被强加在父母，以及与他们亲近的老革命家身上。

因此在近五个月的监禁中，邓朴方什么都没有说。

造反派一无所获，就把他往绝路上逼，邓朴方无法忍受，只能以死抗争。

1968年5月，他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了这封绝命书，他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破窗而出，从三楼一跃而下。

但是因为被铁丝拦了一下腰，他翻了个滚，背部先落地，摔断了腰椎。

他被送到了北医三院，可也只是住院，没有做手术。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高位截瘫。

后来，邓朴方担任残联主席，拖着残病之躯为残疾人奔走呼号，争取更多保障。

邓朴方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但他也坦言，自己能走到今天，离不开父亲的背景。

“我不能说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

二女儿邓楠，曾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据说有一年周总理到邓家去，卓琳向总理介绍邓楠时说：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周总理便笑道：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

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也同医生这样介绍邓楠。

邓小平听了，只是笑而不语，可见他的认可与赞许。

邓楠只比大姐邓林小四岁，同样也是出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但好在那时卓琳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所以邓楠从小是跟在母亲和姐姐身边长大的。

邓楠自小聪明灵巧，跟着家属院里一群比她大的孩子们上学、玩耍，她总是那个领头出主意的。

她天资聪颖，孩子们同样都贪玩，她却总能在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卓琳见她很有学习天赋，便有意培养。

在母亲的引导下，邓楠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她也不负期望，实现了父母为她确定的目标，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邓楠在父母的培养下，那时已经算是家中的一位“小政治家”了。

她时常与父母交流这些问题，因此对政治很敏感，对形势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那时候，妹妹邓榕和她的想法对立，卓琳便打电话给邓榕，叫她不要和姐姐争论。

后来也的确证明，邓楠的想法是正确的。

兄弟姐妹们的年龄和思想都有差异，但邓楠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就使她在家中有了一定的权威，得到了家人们的信赖。

当时，哥哥都在外学习闯荡，姐姐醉心艺术，弟弟妹妹年纪又小，所以邓楠必须帮着母亲撑起这个家。

那时候，邓小平遭到批判，地位岌岌可危。

邓楠很早就知道了父亲的情况，所以每晚都会和母亲长谈。

卓琳信赖她的能力，也指望她能在关键时刻担起家庭的重任，因此对她从不隐瞒。

出现一些不祥的征兆，卓琳会第一时间告诉她，并教给她出现问题时该如何处置解决。

邓小平随后两次受难，母亲也无法和孩子们联系。

这时的邓楠已经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也如父母期待的那样，成为了家里的“总管家”。

家里还有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妹，可是中南海里不能住后，一家人连住处都没有，邓楠就带着姐妹们去争取房子。

家中经济紧张，邓楠就仔细规划资金安排，想办法攒出备用金来。

一家人想念邓小平和卓琳也无计可施，可邓楠却总能想出办法。

她到中办去要父母的工资，可一拿到钱就说工资不准，要见到他们的纸条确定才行。

工作人员就只能叫卓琳给她写个字条，虽然见不到人，但兄弟姐妹们至少能靠着一张纸条以慰思念。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们也要接受再教育。

兄弟姐妹们天各一方，因此邓楠总是频繁地写信。

收集大家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是催促大家给父母写信。

邓小平再度被软禁时，她和抄家的人据理力争，保住了住处。

三度复出时，邓楠已经结婚生子，也成为了党内成熟的国家干部，令父母自豪。

邓小平最小的两个孩子，是三女儿邓榕，和次子邓质方。

1970年，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

可见他与卓琳对小儿子和小女儿的疼爱。

邓质方和邓楠一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80年代初，他赴美留学，获得了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

而小女儿邓榕，却是知名度最高的。

她是父亲的“史官”，《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便是她所著。

文笔细腻，感情深厚，让大家对邓小平有了更深的了解。

邓榕和哥哥姐姐不一样，生在建国后的她，年幼时没有受过什么苦难。

无忧无虑长大的她，生性活泼，思想也总是很前卫。

她喜欢外语，在陕北插队时也坚持自学。

她在外交部工作过，在驻美大使馆当秘书，回国后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

仕途不错，但邓榕却没有走上政治之路。

父亲邓小平曾任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是残联主席，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姐姐邓楠是科技部副部长。

她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邓榕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懂医，又能应酬。

所以邓小平晚年时在外行走时，她总是陪伴身边。

邓小平在301住院那段时间，医生远远听着病房里的动静，就知道今天是是谁来值班探望。

大女儿邓林和邓小平一样，是不善言辞的人，她来了，病房里总是很安静。

父女两人静悄悄地做自己的事，经常是一个看书，一个打毛衣，谁也不打扰谁。

可以说邓小平的几个儿女，在这方面都与他很像。

但小女儿邓榕却完全不一样。

她爱说爱笑，见到姐姐们总是有很多话讲，也爱哄着老爷子说话。

只要她一来，病房里立刻就会热闹起来。

进入不惑之年后，邓榕决定写书，尤其是想写关于父亲的书。

邓小平了解自己的女儿，知道她常会有些新奇的想法，所以邓榕想做的事情，他一直都很支持。

于是，邓榕大量走访调查，再一点点向父亲核实，完成了一部关于邓小平生平的传记。

描写了邓小平的早年经历、革命历程，以及他的领导风格、家庭生活等方面，塑造了一个更全面、深入的邓小平形象。

参考文献

[1]武市红. 邓小平为子女操碎心[J]. 新湘评论

[2]邓榕. 我的父亲邓小平[M]. 中央文献出版社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邓小平与卓琳：相濡以沫五十八年——邓小平家人访谈录[J]. 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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