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到隋唐，统治者往往会颁布一些抑商的法令。如：秦始皇在《琅琊刻石》中明确写道：“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为此，秦王朝强化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的官营垄断，严禁私商插手。同时，将原六国的富商大贾 12 万户从原居住的城市迁徙到西部地区，征发有市籍的商人和商人的子弟去戍边。

到了汉代，汉高祖刘邦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隋唐时期，统治者又重提汉初的贱商令，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对工商业者的车骑、服饰等作了严格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不准著黄等等。

宋太祖赵匡胤

但到了宋代，统治者却极为重视商业，不但没有颁布贱商令，而且还颁布了一系列“恤商”的法令，放松对商业的管制，鼓励商业的发展。同时在政治上提高商人的地位，抛弃了自汉代以来奉行的商人及子孙不能入仕的禁律。

那么，宋朝统治者为什么能够打破传统的束缚，重视商业呢？

首先，从宋朝统治者自身来看，赵匡胤是行伍出生，求学时代，不喜爱读书，因此对传统伦理与等级尊卑的关系不太关心，反而对国家利益比较看重，因此，在他和他以后的统治者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放得比较松，给予经济发展的空间比较大。

其次，从统治的客观需要来看，宋代由于冗官冗兵和对外赔款，导致宋代财政支出压力巨大。自宋仁宗庆历问开始，每年人不敷出都达300万缗以上，到英宗治平二年，财政赤字高达1570余万缗。宋王朝在正赋不能满足其统治需要的情况下，不得不重商以敛财，来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而也使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第三，从社会环境来看，唐朝中业以后，商品经济就逐渐繁荣起来，社会上和思想界重视商业的思想越来越多。如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南宋的著名功利学派思想家叶适更是说：“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直接否定了重农抑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