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第5师师长谭温江身穿一身便装，偷偷来到了位于北平和平门外的琉璃厂，他走进一家名为尊古斋的店铺，准备售卖一批珍贵文物。
这家尊古斋的老板名叫黄百川，他在琉璃厂从事古董生意将近三十年之久，从而挣了不少钱财。
然而，没过几天，这件事情就传到了北平警备司令部那里，他们立刻派兵逮捕了谭温江和黄百川。
随着谭温江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士兵在对他居住的中国饭店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了几个箱子，箱子里面装满了珍贵文物。
通过专家们的鉴定，这起珍贵文物均是源自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里面的陪葬品。
此事一经传开，顿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就说明，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被人盗掘了，才使得这么多的珍贵文物流落民间进行售卖。
就在外界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件事情的同时，有人说，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盗墓贼干的。也有人说，这是一次具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军队干的。
很快，东陵被盗的事情就传到了溥仪的耳朵里，他感到非常震怒。
溥仪
虽然此时的溥仪早就已经退位，但他在位于天津的日租界内仍然存在一个名义上的“朝廷”，身边还聚集了一堆清朝遗留的大臣，他们经常对外界发生的事情进行探讨。
看到自己祖宗的陵墓被人盗掘，对于溥仪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耻大辱，他当即发誓要报仇。
身为东陵守护大臣毓彭虽然早已知道裕陵和定东陵被盗，但他并不敢向溥仪汇报，于是就跑到了北平进行躲避。
曾经担任清朝都统的衡永在北平得知这件事情以后，他并不能确定此事的真伪，于是写信向遵化县知事蒋起隽进行求证。
得到衡永的来信，蒋起隽不敢有一丝耽搁，他马上派人前往东陵进行查看，从而证实了东陵被盗的事实，并在回信当中写道：
“东陵此次惨案，发生在弟接印前数日，尤以乾隆、孝钦后陵为甚，尸骨狼藉，惨不忍睹。......乾隆及孝钦前后男女两英主与中国盛衰关系最大，此次遭劫亦最甚。不遭于外人之手，不遭于革命人之手，而遭于无知识、想发洋财的一群军匪之手，想冥冥中亦有定数耶？”
通过层层汇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得知裕陵和定东陵的地宫被洗劫一空以后，也是感到十分震惊。
面对这批震惊全国的案件，身为北平和天津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阎锡山必须要对外界做出一个交代。
阎锡山
于是，阎锡山马上采取措施，他一边命令时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派出一个营的兵力驻守东陵，防止陵园进一步受到破坏；一边下令对全国各地的警察局和海关检查站发出通电，严密监视可疑的嫌疑人和珍贵文物。
溥仪决定组建一支“详查筹办东陵被盗善后事宜小组”，前往东陵进行调查，成员包括辅国公载泽、总管内务府大臣宝熙、内阁学士耆龄等七十多人。
“详查筹办东陵被盗善后事宜小组”刚一走进乾隆皇帝的裕陵，就被眼前破败不堪的景象震惊住了。
关于当时裕陵地宫里面的场景，徐榕生后来在《东陵于役日记》当中这样记述：
“门内棺椁破碎颠倒，衾被散乱堆积，骸骨遍地皆是，混杂于泥水中。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是乾隆皇帝的，哪些是皇后的，哪些是嫔妃的。惨无人道的情形目不忍睹，笔难详述。”
孙殿英炸开的盗洞
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也好不到哪儿去，慈禧太后的遗骸侧躺在棺椁盖子上面，就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扒掉了！
裕陵和定东陵遭到如此大规模的盗掘，甚至连遗骸都不放过，现场惨不忍睹，简直就是一场人间浩劫。
8月7日，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四十六族皇室宗亲联名向阎锡山致电：
“万恳台端，迅电北平总部，务即拘传谭（温江）犯归案，严讯党羽，踩缉逸犯。”
8月8日，以溥仪的两位老师陈宝琛和朱益藩为首的75位清朝遗老，联名向阎锡山致电：
“合词切恳，严判已获重犯，迅即归案，迅究逸犯，务期悉数弋获，尽法惩治，以申冤愤。”
不仅如此，就连“北平文化临时维持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纷纷请愿，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一定要严厉惩办盗取东陵的凶手。
8月10日，由于外界呼吁“严厉惩办凶手”的声音越来越高，以及媒体对于“东陵被盗一案”的连续报道，国民政府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紧急成立了东陵善后调查小组，由刘人瑞担任东陵善后调查小组组长。
刘人瑞率领东陵善后调查小组来到了已经被盗掘的裕陵和定东陵，经过现场勘察，他们在现场发现了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亲自参与盗墓的许多证据。
东陵善后调查小组对守陵人进行了询问，根据守陵人的回忆：“七月的一天夜里，孙殿英曾经亲自乘坐汽车来过东陵一次，当天夜里就返回了，大约是来分配赃物的。”
在接受北平《新晨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刘人瑞公开宣布了这次调查的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自5月17日起，原驻扎在东陵孙殿英麾下的谭温江第5师第7旅，和驻扎在马兰峪的第8旅，一面彼此互相制造空气，声言对方即将盗掘皇陵。因此双方均严密戒备，形势异常紧迫，使附近居民不敢前去。一面则互相沟通盗掘，盗掘完毕后，孙殿英本人曾前往马兰峪分赃。将赃物分毕，然后各自散去。”
随着这份调查结果的公布，“东陵被盗一案”的事情真相似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根据东陵善后调查小组的实地调查结果，以及询问附近居民的所见所闻，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这完全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军队盗墓行动。
而作为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自然逃脱不了嫌疑。
由此看来，第十二军第5师师长谭温江或许不是这起盗墓事件的主犯，他可能是受到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或者第十二军其他高级将领的指使。
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彻查到底，查出幕后真凶，并且严厉惩治。
除此之外，天津的《大公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名为《孙殿英是盗陵主犯》的文章，将凶手直接指向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
迫于外界的压力，阎锡山于8月14日和8月15日连续发了两次公告，向外界表示一定会坚决惩办凶手。
由于牵涉的大多都是军人，根据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指示，决定在北平成立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专门负责审理此案，审判长由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担任。
11月29日，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正式成立。
除了商震担任审判长之外，还从国民革命军四大集团军里面各自选出一名高级军官担任审判员，他们分别是赵经世、邱山宁、周学海和李竞容。
随后，商震命令遵化县知事蒋起隽缉拿罪犯，但蒋起隽只能缉拿一些市井小偷，对于军人他并无权缉拿。
恰巧的是，北平警备司令部曾经抓获几名盗卖东陵文物的疑犯，其中就包括第十二军第5师师长谭温江，此时的他已经被孙殿英保释出狱，又重新被逮捕入狱。
剧中的孙殿英
对于这起盗掘东陵事件，媒体一直都在持续关注，而商震也是信心满满， 他还专门发布了一份公告：
“本会审对于陵案约分三步进行，一是调查人证，二是审问，三是公判。在第一步和第二步时期，案未侦实，应依法保守秘密，唯进行至相当程度，亦应酌情披露。俟界公判时期，当邀请诸君子惠然辱临，藉资鸿播。”
1929年4月20日，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在平津卫戍司令部进行了第一次预审，由于是在不公开的环境下审理的，媒体无法得知预审的结果。
此后，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又举行了多次预审，形成了长达十八卷的案件卷宗。
商震（右）
直到6月8日，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进行了最后一次预审，张岐厚和巴建功对于参与盗掘东陵的行为供认不讳。
然而，在对谭温江进行审讯的时候，他却不承认参与盗掘东陵，而是坚持声称：“我所持有的珠宝和文物都是通过剿匪而得来的！”
可是，面对张岐厚和巴建功的指证，谭温江做出再多狡辩也是徒劳的！
预审结束之后，商震和赵经世、邱山宁、周学海和李竞容等人在一起商量，草拟出了一份审判书。
除此之外，商震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道：“今天仍属预审性质，详情恕未便奉告，下星期二即开谈话会，将判决书审定后即送军法部请求执行军法会议之责，届时可告一结束，本案困难之点亦不在少，好在人证齐全，不难执行也。”
然而，就在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的多次预审当中，孙殿英却始终没有出庭。
那么，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为什么没有提审孙殿英呢？
在东陵善后调查小组组长刘人瑞的调查报告里，以及张岐厚的口供里，都把盗取东陵的幕后真凶指向孙殿英，是孙殿英下令炸开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根据这些人证和物证，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完全可以将孙殿英抓来进行审讯，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其实，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之所以没有审问孙殿英，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孙殿英利用盗取东陵的大量珍贵文物贿赂何应钦、戴笠等国民政府里面的高官，让他们充当背后的保护伞。第二，当时国民政府刚刚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孙殿英就成为了他们拉拢的目标。孙殿英的第十二军属于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战斗序列，一旦证实孙殿英是盗掘东陵的幕后真凶，那么阎锡山就会落下一个管教部下不严的骂名，他的脸上也将无光。
因此，阎锡山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作为审判长的商震则是他的心腹大将，必定会按照他的意思进行审判。
正是由于这样，在种种证据都在指向孙殿英的情况下，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才没有对他进行审讯。
在史料当中，记载了一位皇室宗亲的代表与负责法庭记录的文书之间的对话，足以证明孙殿英就是盗取东陵的幕后真凶：
“问：孙殿英现已叛变，审判长（商震）对于此案采取何种态度？
答：此案首要确系孙殿英，将来结果即宣告缺席判决。
问：谭温江起诉案真相否？
答：谭温江确系次要犯，近来谭温江在看守所内终日骂孙殿英骗他到案。”
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的预审结束以后，经过商震和其余四位审判官的反复商量，终于对这起案件拟定了一份正式的判决书，但却没有对外公布。
然而，从当时的媒体报道当中可以知道，判决书的大概内容如下：
“遵化县驻军勾结守陵满人，将顺治、乾隆、慈禧各陵盗掘，窃盗赃物。”
其中的“遵化县驻军”，当时除了孙殿英的第十二军以外，还有马福田的部队，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杂牌军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因此这种说法并没有直接指明是孙殿英所为。
此外，其中还提到顺治皇帝的孝陵，但孝陵并没有被盗掘，只是地面上的建筑遭到毁坏。
商震在判决书当中故意夸大案情，又对幕后真凶含糊其辞，或许是在故意替孙殿英开脱，同时分散外界群众对于幕后真凶的注意力。
根据当时的规定，北平陆军高等军法会及军事特别法庭拟定的判决书，需要送到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之后才能执行。
可是，当这份判决书在送样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就像石沉大海一般，再也没有了音讯。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推移，这起轰动全国的盗取东陵案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对于这种结果，最为高兴的自然是几位相关的涉案人员，除了孙殿英和谭温江以外，黄百万等几名被关押的古玩商人也被北平市总商会保释出狱。
而张岐厚、巴建功等几位被抓的第十二军士兵，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他们的结局，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他们很有可能也被释放出狱。
阎锡山
面对孙殿英盗取自己祖宗陵墓的行为，尽管溥仪恨之入骨，但他已经退位，手里没有权力，根本无法跟手握重兵的孙殿英对抗。
1930年5月，为了争夺北伐战争的利益，以冯玉祥、阎锡山为首的军阀势力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在中原大地的上空，史称“中原大战”。
孙殿英率领的第十二军本身就是属于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但他却是墙头草，经过一番利益上的考量，最终决定追随阎锡山对抗蒋介石。
早在之前，阎锡山就收到孙殿英试图投靠蒋介石的消息，一直对他有所防范。
然而，这次孙殿英公然对抗蒋介石，说明他并无心投靠蒋介石，阎锡山才消除了对他的防范之心，而且还把狱中的谭温江释放出狱。
蒋介石
尽管谭温江恢复了自由之身，但他已经对孙殿英大失所望，不愿再在孙殿英的身边效力，从此退出军旅生涯，来到天津生活。
此后的谭温江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关于盗掘东陵的事情，尽管其中的案情迷雾重重，但这件事早已被众人所知，成为了人们在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
在抗日战争期间，孙殿英曾经为团结抗战出过力量，但也有过卖国投敌的经历。
1947年，孙殿英指挥部队跟解放军作战的时候，在河南汤阴兵败被俘，他曾经策划盗取东陵的事情依然没有提及。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人民都沉寂在一片喜悦当中，大家纷纷开始迎接新生活的到来，而孙殿英盗掘东陵的案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作为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他们陵墓当中拥有众多的陪葬品，而且样样都是价值不菲，孙殿英从陵墓里面盗走的几十车珍贵文物，都去了哪里呢？
直到现在，孙殿英从东陵盗取的绝大多数珍贵文物，或者是流向海外，或者是不知去向。而他也由于这件事情，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还落下一个“东陵大盗”的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