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7日，身在香港的聂荣臻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得知周文雍、陈铁军和何穗成被国民党反对派枪杀于广州红花岗刑场，顿时悲恸不已。
在这个新闻当中，还附上了一幅“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之前的合影”，照片上写了这样一段对白：
“我们两人过去在一块工作，一直没有结婚，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
聂荣臻感慨万千，只是说了一句：“他们两人那是刑场上的婚礼”。
随后，聂荣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邓颖超当场泪如雨下，痛哭不已。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曾经多次提到这段周文雍和陈铁军的“这段绝恋”，称他们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并且号召剧作家把这段故事演绎出来。
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于1905年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宝顶村，十七岁的时候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中共广东省党团组织的创建地，被誉为“红色甲工”。
在学校学习期间，周文雍不仅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懂得了“想要推翻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旧封建制度，就必须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5年春天，此时的周文雍已经担任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团支部书记，经过别人介绍，他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之后，广州也随之发生了“四·一五事变”，导致熊雄等一大批革命党员或者被捕，或者被杀。
不仅如此，中共广东省委和工会的领导机关均遭到破坏，就连周文雍也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名单”。
然而，尽管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周文雍依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广州与国民党反对派展开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任命周文雍担任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联系广州市的各个工会党支部。
周文雍内心深知，想要积蓄革命力量，筹建党的秘密机关，就必须要长期在广州潜伏下来，首先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场所。
可是，周文雍跑遍了广州的好几条街道，却没有一家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他。
周文雍
当时，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专门下发文件，对于租房有着严格的规定，一般需要铺保或者拥有家属才能租房。
对于年仅二十二岁、孤身一人的周文雍来说，他没有铺保，更没有家属，所以租起房来才会如此艰难。
因此，周文雍迫切需要一位“家属”一起租房，以家庭的形式来掩护身份。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二十三岁的女性共产党员陈铁军临危受命，她假扮成周文雍的妻子，一起在广州租房潜伏了下来。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于1904年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华侨糖商家庭，她自幼聪慧好学，从小就被父亲送往新式学校里面学习，从而接受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陈铁军
1926年4月，为了躲避家里安排的婚姻而跑到广州求学的陈铁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把“陈燮君”改为陈铁军。
陈铁军之所以改名字，她认为，既然选择参加革命，就必须要有钢铁一般的意志。
陈铁军身上的这种意志，正是周文雍急需寻找的“革命伴侣”，让她伪装成自己的妻子，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1927年8月，周文雍和陈铁军以“假扮夫妻”的身份搬进了位于广州拱日路上的一间出租屋，同行的还有一个伪装成女佣的姑娘，她就是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
租房的时候，周文雍和陈铁军自称是“刚从美国旧金山回来的”，从而瞒过了房东。
在这个精心伪装的家里，陈铁军协助周文雍把失散的革命同志重新联络起来，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周文雍的工作非常繁忙，在陈铁军的默契配合和多方协助之下，中共党组织在广州的秘密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线很快就建立了起来。
1927年11月1日，周文雍组织三十多名工人，发起了一场示威游行活动，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将他们关押在了广州的一座监狱里面。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陈铁军焦急万分，她马上与党组织进行联络，一起探讨营救周文雍的具体措施。
好消息是，虽然周文雍与三十多名工人关押在了一起，但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
坏消息是，关押周文雍的这所监狱戒备森严，想要采取劫狱的方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铁军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那就是“让周文雍吃辣椒”。
于是，陈铁军利用探监送饭的机会，在饭里加了大量的辣椒，他还叮嘱周文雍说：“你把这饭吃了以后，千万不要喝水，会让你看起来像发高烧，到时候才能把你营救出去！”
果不其然，周文雍的脸色通红，如同高烧一样，嘴里不停的呻吟着，甚至还说起了胡话。
见此情景，狱友急忙喊来了警卫，说周文雍患上了伤寒病，要赶紧把他带出监狱，否则会传染给大家。
监狱的医生早就已经被党组织收买，还帮周文雍开了一份“患有严重传染病”的虚假病历，建议警卫赶快把他送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警卫担心传染病蔓延到整个监狱，只好同意把周文雍送往广州市公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为了防止周文雍逃跑，国民党反对派专门在医院的大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一天二十四小时进行日夜监视。
然而，党组织早已制定好了营救周文雍的计划，利用警卫换班交接的机会，把周文雍用白布单包裹起来迅速背出了医院，然后坐上提前准备好的汽车逃离。
在陈铁军的悉心照料之下，周文雍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
看到陈铁军对自己的悉心照料，以及为革命事业日夜忙碌的身影，让周文雍非常感动。
久而久之，尽管周文雍和陈铁军之间产生了一种爱情的火花，但是为了党组织交代的革命事业，他们只能把这份感情深深埋藏在心里。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军事理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心使用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匆忙从武汉赶往广州，他的任务就是发动广州和广东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暴动。
在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身边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配合之下，张发奎为了对付李济深和黄绍竑的军队，把广州城内的主力几乎全部调往前线，仅仅留下第四军教导团和第四军警卫团的一个营留守广州。
不仅如此，张发奎还让叶剑英负责广州的城防事务。
张发奎
叶剑英则以“广州城坊空虚”为由，又把第四军警卫团扩编了一个营。
1927年12月6日，张太雷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决定发起广州起义，由叶挺担任总指挥，叶剑英担任副总指挥，周文雍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聂荣臻担任广州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
周文雍指挥分散在广州郊区的兵工厂加班加点的赶制炸药和手榴弹，为即将到来广州起义做好准备。
由于张太雷要求起义军在脖子上系一条红领带，以此作为广州起义的标志，陈铁军就组织妇女们制作了数千条红领带。
除此以外，陈铁军还秘密印刷和宣传广州起义的传单，带领妇女们把红领带分发到每支起义军的手里。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三点三十分，随着第四军教导团的一声枪响，正式拉开了广州起义的序幕。
随后，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的两个营、以及工人赤卫队共约五千余人，分为东路、中路和南路，分别向广州城内的各个战略要点发起进攻。
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之后，直到拂晓时分，起义军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城，包括广州的制高点观音山（如今的越秀山）和广州市公安局。
在兴奋之余，周文雍找来了一条巨大的横幅，亲笔写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七个大字，并将其悬挂在广州市公安局大门口，意味着广州工农革命政权和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广州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大城市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革命政权，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
早上六点，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由苏兆征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由叶剑英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兼广东省委军委委员，由周文雍担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
由于苏兆征长期在苏联从事革命工作，在他没有回来赴任之前，暂时由张太雷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晚上十二点，经过分析局势，眼看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主力即将赶回广州，为了避免起义军全军覆没，叶挺提议应当马上放弃广州，撤退到广东沿海的海丰和陆丰。
叶挺
但是，叶挺的提议却遭到了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强烈反对。
1927年12月12日，在驻扎广州的美国领事、日本领事、法国领事和英国领事的帮助下，张发奎麾下的三个师和驻守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迅速向广州反扑而来。
刚刚建立起来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再次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起义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究还是寡不敌众，而张太雷也在这次战斗当中不幸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为了保存起义军的实力，叶挺不顾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和批评，选择听从聂荣臻的建议，于12月12日夜里下达了“起义军全部撤出广州”的命令。
由于没有通讯设备，命令不能及时传到给各支起义军，致使部分起义军依然坚守阵地进行抵抗。
1927年12月13日清晨，随着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他们攻占了观音山之后，向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发起进攻，起义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撤退。
经过三天时间的浴血奋战，这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进入广州城内后，随即开始了一场残暴的屠杀行动，他们四处抓捕脖子上留有红色印记的起义军。
不仅如此，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认为，起义军大多都是从外地来的，只要说话不是广东口音，一律抓捕起来杀掉！
仅在12月14日至12月19日期间，国民党反对派就抓捕和杀害了5700多人，致使广州城内尸横遍野，还有许多尸体被扔进了珠江里面，鲜血染红了整个珠江江面。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抓捕，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叶挺、聂荣臻、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等人，全部陆续撤往香港避难。
而陈铁军和陈铁儿马上把关于广州起义的文件烧毁，随后乔装打扮离开广州，撤向香港。
由于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不幸牺牲，中共中央任命李立三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奉命来到香港重建广东省委。
李立三
在香港重建广东省委的同时，李立三决定把遭受破坏的广州各级党组织尽快恢复起来。
当时的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大批抓捕起义军，应该派谁前往广州重建各级党组织呢？
经过挑选，李立三认为，可以利用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情人身份”作为掩护，这样他们在开展工作起来也更加方便，于是决定让他们两人前去广州。
接受任务之后，周文雍和陈铁军立刻乘坐轮船来到了广州西壕口码头，他们在工人和农民当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听说他们又回来了，重新燃起了大家继续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导致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秘密据点暴露，他们两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
庆幸的是，当时陈铁儿从阳台翻进邻居家里，从而躲过了一劫。
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监狱中，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逼迫周文雍和陈铁军交待，用尽了残酷的刑罚，例如，用铁针扎指心，坐老虎凳、放飞机等等......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周文雍和陈铁军已经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尽管如此，他们两人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出关于党的半点秘密。
在监狱的墙壁上面，周文雍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绝笔诗》：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驱为群裂。”
眼看大刑用尽，还是无法让周文雍和陈铁军屈服，无奈之下，国民党反动派只好将他们两人判处死刑。
在临行刑之前，周文雍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跟陈铁军拍一张合影。
国民党反动派答应了这个要求，他们把周文雍和陈铁军身上血淋淋的衣服脱了下来，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在拍照的时候，周文雍和陈铁军坦然从容，眼神中透露着坚毅，正是他们心中怀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所以才在生死关头依然能够保持从容不迫。
周文雍和陈铁军
1928年2月6日，这一天正是农历的元宵节，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赴红花岗刑场。
面对红花岗刑场围观的群众，陈铁军大声呼喊道：“乡亲们，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的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周文雍和陈铁军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爱，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压抑在心底的那份真挚情感，直到临死前的这一刻才终于得到释放。
在围观群众的见证之下，周文雍和陈铁军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终于成为了一对真正的夫妻。
随后，随着几声枪响，周文雍和陈铁军中弹倒地。
而周文雍用尽最后的力气，顽强地用手支撑起上身，向围观的群众呼喊着：“同志们，革...命...到...底！”
这一年，周文雍年仅二十三岁，陈铁军年仅二十四岁。
跟周文雍和陈铁军一起壮烈牺牲的，还有另外一位革命烈士何穗成。
如今，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里面，有一座造型古朴稳重的八角亭，上方还有董必武题词的“血祭轩”，正是为了纪念周文雍和陈铁军这对“患难夫妻”而专门修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