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为何失败？名将云集，却只坚守三天，叶挺受留党察看处分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等人的领导下，第四军教导团首先打响了第一枪，“广州起义”正式拉开了大幕。

随后，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的两个营和工人赤卫队共约5000余人，开始向广州的各个要点发起攻击。

起义军的武装力量共分为三路：东路、中路和南路。

东路由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和广州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聂荣臻率领，第四军教导团主力部队直指沙河，很快就打垮了张发奎留守在这里的一个步兵团。

叶挺

在俘虏敌人六百余人的同时，第四军教导团主力部队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然后，第四军教导团主力部队又歼灭了驻守在燕塘的炮兵团，并且协助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在广州市中心最为顽固的一个堡垒——广州市公安局。

在中路的战斗当中，第四军教导团的一部分兵力和工人赤卫队首先攻占了广东省政府，然后占领广州的制高点观音山（如今的越秀山）。

而在南路的战斗更为重要，警卫团第三营和工人赤卫队联合向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军械库等重要场所发起进攻。

徐向前把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分为两队，一队进攻芳村的警察局和保安队，另一队进攻佛山。

凭借在观音山等一些制高点上的成功布防，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城，广州起义进行的十分顺利。

12月11日拂晓时分，周文雍找来一条巨大的横幅，在上面写上了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

周文雍把这个巨大的横幅悬挂在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大门口，同时也意味着广州工农革命政权和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了，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

12月11日早上六点，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由苏兆征担任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由叶剑英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兼广东省委军委委员。

由于苏兆征长期在苏联从事革命工作，在他没有回国赴任之前，由张太雷暂时担任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

12月11日晚上十二点，在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二楼的指挥部里面，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通过分析当前的形势，叶挺认为，起义军经过一天的血战，已经伤亡巨大，一旦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广州，那么起义军将会无力抵抗。

因此，叶挺提出建议，起义军应当立刻放弃广州，务必要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主力部队赶回广州之前，撤退到广东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丰和陆丰（俗称海陆丰地区，如今的广东汕尾）。

张发奎

然而，叶挺的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强烈反对。

关于这场辩论的具体情况，聂荣臻后来在《聂荣臻回忆录》一书当中这样记载：

“既不懂打仗，而又非常主观的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当面指责叶挺是逃跑主义。而张太雷等几位同志不懂军事，只能听从诺伊曼的意见，并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

面对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指责，叶挺只好沉默不语。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强烈反对，而张太雷等人也不愿意放弃刚刚夺来的广州，叶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12月12日下午，在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催促之下，张发奎麾下的三个师和驻守在广州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从三面向广州发起反扑。

除此之外，驻扎在广州的美国领事、英国领事、日本领事和法国领事纷纷为张发奎和李福林提供帮助，英国派出两千水兵、法国派出四百水兵、日本派出三百水兵，封锁海上交通要道。

为了进一步压迫广州城内的起义军，张发奎命令莫雄率领一个团攻打观音山，随后第五军第15师第44团团长周定宽和第五军第16师第46团团长陆满，也率军赶来增援。

观音山是整个广州的制高点，又是从西北方向进入广州的咽喉要道，张发奎下达命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观音山！”

对于起义军来说，观音山也同样关乎着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生死存亡。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起义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观音山一度失守，又被起义军夺了回来。

看到观音山的惨烈战事，叶挺和叶剑英急忙赶赴前线进行指挥，同时命令教导团和警卫团的部分士兵，以及徐向前率领的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火速赶往观音山进行增援。

经过数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十几次冲锋，暂时牢牢控制住了观音山，还把红旗插在了观音山的山顶。

得知这个消息，叶挺和叶剑英总算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为了鼓舞士气，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要去西瓜园参加“群众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叶挺得知以后急忙进行阻止。

可是，叶挺没有能够阻止成功，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冒着战火，还是去了西瓜园参加大会。

然而，正当“群众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前来向张太雷汇报说：“不好了，国民党军队已经快要打到这里来了！”

见此情景，张太雷决定马上终止大会，疏散群众。

疏散完群众之后，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亲自前往战斗前线进行督战，当他们乘坐的汽车行驶到惠爱西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的埋伏。

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躲在座位下面，从而逃过一劫，但张太雷不幸中弹，当场身亡，年仅二十九岁。

张太雷

作为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太雷是第一个牺牲在战斗前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使得起义军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让本来就严峻的形势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开始陆续到达，形势十分危急，如果起义军再不撤退，很有可能将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

为了保存起义军的实力，叶挺不顾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和批评，他听从聂荣臻的建议，于12月12日夜里下达了“起义军撤出广州”的命令。

由于没有通讯设备，也没有通信员，聂荣臻只好连夜赶到广东省委军委，找到长期在广州开展工作的负责人黄锦辉。

黄锦辉在广州人熟路熟，聂荣臻让他前去通知工人赤卫队撤离广州。

随后，聂荣臻亲自前去通知教导团撤离广州。

可是，当时的叶剑英仍然在前线指挥战斗，他始终没有“撤离广州”的命令。

对于12月12日晚上的情景，叶剑英在后来回忆说：

“那一天晚间，当我从长堤巡视回来，到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时候，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楼上楼下也找不到一个人。我看到指挥部的桌子上面堆满了钞票，还有一些银元，但是我一块钱都没有拿，就赶紧撤退了。”

12月13日清晨，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的军舰的支援之下，此时张发奎的部队已经高于起义军数十倍，他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广州。

张发奎

上午九点，国民党军队攻占了观音山，随后朝着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和广州市公安局直扑而去。

下午三点，为了坚守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工人赤卫队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交战，由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撤退。

经过三天时间的浴血奋战，这场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仅仅建立两天的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所占领。

国民党军队进入广州城内之后，便开始一场残暴的屠杀行动。

让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向器重和信任的叶剑英竟然也会背叛自己，这让他愤怒不已。

在广州街头，随处可见国民党的士兵和军警，他们对城内的百姓逐一盘查，只要发现谁的脖子上有红色印记，立刻抓捕起来杀掉。

这是因为，“广州起义”的标志就是起义军的脖子上系一条红领带，巧合的是，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广州接连下了几场小雨，红领带上的颜色就留在了起义军的脖子上。

战斗结束之后，滞留在广州城内的起义军来不及清洗脖子上的红色印记。

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士兵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来辨别哪些人是起义军，致使许多起义军惨遭杀害。

陈郁当时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也是“广州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他在后来回忆这场屠杀的时候说道：

“许多走避不及和不愿离开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兵士，不管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都大批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枪杀活埋，甚至看见身上挂有红布带的人，以及剪短发的妇女，野蛮的国民党军队不加讯问，就地枪杀。”

除了抓捕脖子上有红色印记的人，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认为，起义军大多都是从外地来的，他下令说：“只要说话不是广东口音的，一律杀掉！”

当时，一批在校学生由于佩戴红领带，被国民党军警和士兵当成是起义军，从而被无辜杀害。

仅仅在12月14日至12月19日的五天时间里，国民党军警和士兵就抓捕和杀害了5700多人，广州城内尸体遍地，还有许多尸体被扔进了珠江，鲜血染红了整个江面。

一时间，整个广州都笼罩在了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当时参加“广州起义”的“飞蛾队”，是由教导团女生队、女生赤卫队员和女学生组成的，她们除了负责宣传和后勤工作之外，甚至还直接参加了战斗。

其中，来自四川的游曦就是“飞蛾队”中直接参加战斗的一个。

在“广州起义”爆发的时候，游曦身为教导团的共青团支部委员兼女兵班班长，她率领女兵班坚守在珠江北岸的长堤与天字码头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队渡江。

当叶挺下达“撤离广州”的命令之后，游曦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她带领女兵班始终坚守在天字码头附近作战，最终战死。

在“广州起义”殉难的烈士名单当中，还有五名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人员，他们有的是起义的参与者，还有的是起义的指挥员。

12月13日下午，位于广州沙面大街68号的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了起来。

根据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波赫瓦林斯基在后来的回忆：

“栅栏大门旁的武装士兵杀气腾腾，懂英语的人给我翻译，说他们要求打开关门，我试图和军官说话，他们对我是野蛮的豪叫，对准我的毛瑟枪和打开大门的命令，结果领事馆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小孩全部被捕，哈西斯等五人被杀害之前，还被游街示众，身上挂着“俄国共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们”的牌子。”

12月14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五位工作人员，哈西斯、乌科洛夫、波波夫、伊万诺夫和马卡洛夫被国民党军队杀害，还在广州四处散发五人被枪杀时候的照片。

就在这天，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苏联领事馆支持广州起义”为由，正式宣布与苏联断交，还把领事馆的其他成员全部逐出中国。

除此之外，就连将近两百名朝鲜人士和数十名越南人士，也加入了“广州起义”的起义军，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崔庸健。

历时三天时间的“广州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起义军一千多人撤退到了花县（如今的广州花都），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

工农红军第四师于1928年1月到达海丰，跟彭湃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二师会合，一同创建了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和士兵的疯狂抓捕，叶挺、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周文雍等起义的领导者，陆续撤退到了香港。

12月18日，由于张太雷的遇难，中共中央任命李立三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奉命前往香港重建广东省委。

刚一来到香港，李立三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之下，就对“广州起义”的几位领导者进行了严厉批评和处分，他指责说：“起义失败的原因是领导人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所造成的！”

李立三

而且，李立三还主持召开了会议，强行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并且上报给中共中央。

在这次会议上，李立三还对“广州起义”的几位领导者分别做出了相应的处分。叶挺身为“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他的处分最为严重，是“留党察看六个月”。

在香港重建广东省委的同时，李立三决定把遭受破坏的广州各级党组织尽快恢复起来。

当时的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军警和士兵大肆抓捕起义军，应该派谁前往广州重建党组织呢？

经过一番挑选，李立三认为，可以利用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情人身份，开展工作起来更加方便，于是决定派他们两人前去广州。

周文雍和陈铁军

然而，周文雍和陈铁军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最终还是暴露了身份，惨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

192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肯定了“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当中的深远意义。

周恩来在发言当中表示说：“李立三把广州起义定性为军事投机，这是不对的，对广州起义的几位领导人的严厉处罚，更是错误的！”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又派邓中夏来到广东，接任李立三担任代理广东省委书记。

叶挺

邓中夏刚一上任，立即纠正了“李立三之前对广州起义的错误评价”，撤销了对“广州起义”几位领导者的处分，并且妥善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问题。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英勇的起义，与前两次起义不同，起义军在“广州起义”当中摒弃了国民党的旗号，第一次公开打出“红军”的旗帜，建立起了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

尽管“广州起义”失败了，但这是一次光荣的失败，董必武曾经写下一首《广州起义三十周年纪念》，对这次起义做了高度评价：

“广州起义继南昌，旗帜鲜明见主张。

只有人民救中国，更无道路是康庄。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

岗上江花开满地，州年前事永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