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首辅：能力、条件卓越但时运不济的高拱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已近而立的高拱以二甲第十二名中进士，虽然殿试成绩不算好，但他在接下来的“馆选之试”中表现优异，被选为庶吉士。

注：馆选之试是指殿试结束从新科进士中择优录入翰林院的考试。不依据殿试排名直接选拔，是因为殿试的仪式性质更为浓烈（原则上会试上榜者全员录取），而且排名受朝堂高层所左右。

电视剧中的高拱

虽然科举基础优异，但是高拱的官运并不亨通，他在翰林院一蹲就蹲了近十一年，嘉靖三十一年，高拱迎来了自己的人生际遇。这一年裕王和景王同时出阁读书，虽然看上去景王更受世宗宠爱，但是裕王却有着先天优势，他年长景王一个月（两人此时均十六岁）。

注：明朝皇子出阁读书并不是说皇子此时才开始接受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身份和礼仪上的认可。这个制度也是嘉靖朝正式制度化的，因为世宗迷信“二龙不相见”，所以太子病逝后他就一直不再立太子。但是长时间不立太子既会导致朝堂纷争也不利于继承人的培养。世宗就采用了折中的办法，不立太子但按照太子的规格培养。令裕王和景王同时出阁读书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二龙不相见”而刻意为之，给裕王安排的讲师团队其实远强于景王。

高拱被指定为裕王的讲师之一（徐阶、张居正、陈以勤等也是裕王的讲师）。在担任裕王讲师期间，高拱将自己置于朝堂纷争之外，全身心地用于辅佐裕王。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和裕王建立了难得的友情和信任。

嘉靖四十年，世宗令景王出京就藩，这也正式确立了裕王继承人的身份。此后世宗也开始提拔裕王一系，为移交皇权做准备。嘉靖四十四年高拱升吏部尚书，四十五年经徐阶举荐入阁。

在徐阶看来，自己提拔了高拱，高拱应该感激并听命于自己。但在高拱看来，徐阶不过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之前阿谀迎奉世宗和严嵩，现在见皇权即将更迭又来迎奉裕王。

因此高拱不但不感激徐阶，反而处处与其对着干。很快两人就因为“值庐风波”而矛盾公开化，恰恰就是这个时候给事中胡应嘉的一道奏疏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

注：明朝中后期为了不耽搁突发、紧急的朝政，内阁需要阁臣全天值守。世宗在执政后期人不住在宫中而是在西苑，阁臣们都倾向于守在皇帝身边，因此为谁值守内阁引发了争论。

高拱为政非常不喜言官乱政，主张压制言路；而徐阶为政平和不愿意做出激荡之举，以免引火烧身，自然反对压制言路。胡应嘉在世宗重病期间上了一道非常暗黑的弹劾奏疏：

陛下近稍违和，拱即私运直庐器物于外。臣不知拱何心。

这种诛心之论高拱完全无法辩驳，是否有罪就看世宗自己怎么想了。好在世宗此时已经重病，没有精力去批阅这些奏疏，胡应嘉的弹劾才没引起更大的风波。不论事情原委到底如何，高拱是认定胡应嘉受了徐阶指使，而且想置他于死地。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世宗驾崩，就在高拱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徐阶又给了他当头一棒。徐阶伙同张居正私拟并发布了遗诏，通过遗诏徐阶把世宗痛骂一通，不但把自己迎合世宗的责任全部推掉，还将被世宗定罪过的官员全部平反并召回，一下子为自己获取了朝堂上下广泛的拥戴。

徐阶这一手让高拱怒不可遏，而且高拱也意识到徐阶并不打算让出位置而且还会排挤他。

果然，隆庆元年的京察中胡应嘉被评定为不合格，按照制度高拱自然要将他革职。但是徐阶却不同意，为此二人在内阁公开互骂。但是高拱还没来得及攻击徐阶，被徐阶庇护的言官们就一拥而上攻击高拱，穆宗只得让缺乏支持的高拱致仕避祸。

隆庆三年，穆宗找机会重新召回了高拱，为了方便自己的老师行事，穆宗让高拱以吏部尚书之职入阁。强势归来的高拱，直接就吓死了攻击过他的言官胡应嘉和欧阳一敬。

这无与伦比的威慑力，加上吏部尚书统摄群臣的实际职权（可以通过京察决定官员的去留），以及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皇帝支持，让整个朝堂都不敢再有人反对高拱。

终于大权在握的高拱，也开始了他的改革。

高拱将徐阶重新任用、提拔的官员全部斥退。此举除了是打击、报复徐阶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稀释被大官商世家把持的朝堂，他对应推行举人和进士并举的用人方针。因为科举虽然是面对全社会的选拔，但是最终能成为进士的大部分是官商世家子弟，而且他们互相之间还有联姻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此外高拱大力革新吏治，除了常规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之外，他对官员任职资格、选拔、回避、考核、赴任、请假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例如在各地建立人才储备库，实行公开招考人才的制度（例如会计类人才）；将吏部会推官员的秘密不记名投票改为公开；对于官吏的考核每月一汇总，年终再汇总，随时掌握官员的情况；对于被罢免的官吏，吏部也会公开罢免的原因等等。

可以说整个明朝在吏治上改革幅度最大的人就是高拱。在对外政策上高拱更是做出了颠覆性的改变。

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就断绝了与蒙古的朝贡互市关系，蒙古一直要求重启朝贡和互市，为达目的蒙古人采取了以战求和的策略。最大的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包围了北京，提出的和解条件就是重启朝贡互市。

明朝迫于无奈最终答应了俺答的要求，但是很快朝廷就以马价不公平为由再次停止了互市。隆庆五年，俺答的孙子叛逃到明朝这边，双方交涉时俺答再次提出了朝贡互市问题，明朝又陷入是战还是和的抉择之中。

高拱本人反对嘉靖一朝强硬、偏激的对外政策，他主张议和。但是朝廷上下一直视议和为宋朝“岁贡”一般的屈辱，因此不顾明朝的现实状况一味地反对。虽然这是事实，但是高拱更看重明蒙结束敌对之后的利益，光是每年节省的军费就不是小数目。

天下之事，以己求人，其机在人;以人求己，其机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于敌，其机在敌，故曰“讲和”。今彼求贡于我，则其机在我，直许之而已，赏之而已……

高拱不但给“封贡”找出了理论解释，对于反对封贡的反对派，他也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谁反对就赶走谁。就这样在高拱的主导下明蒙双方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敌对，这就是“俺答封贡”。

国画俺答封贡

对于边境问题，高拱也不是一味地求和，而是和战并举。利用和俺答的和平，将北线的人员和资源向俺答控制不了的辽东方向转移，并破格提拔军事人才。为了从地方到中央军事指挥得通畅，高拱也改革了兵部的人事制度，将兵部侍郎职位扩充到四人。以实现兵部侍郎可以专司一个地域的军务。

注：明朝地方总督均挂兵部侍郎衔，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隆庆五年，明军在辽东大败土蛮和建州女真的入侵，取得“辽左大捷”。从根本上扭转了皇朝在北疆的被动态势，“西虏纳款，东虏挫衄，无不筹画”，国威大振。

因为高拱成功地压制住了言官，因此他也制止了一些“军事文官”纯粹为了军功而挑起的内耗。

明朝中后期军权被文官所掌控，而派遣到地方统兵的全部都是御史（一般出任巡抚或总督）。这些“军事文官”不但可以管辖地方事务，因御史身份还能直接参与朝堂决策，因此地方上一出现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要求朝廷派军进剿。甚至为了能“进剿”，他们还会主动挑起兵胁。

隆庆四年，贵州水西发生“安氏之乱”，贵州巡抚上报朝廷说其叛乱，要求朝廷同意发兵进剿。高拱并不相信，他把贵州巡抚召回北京并监禁起来，同时派人去查。最后发现，就是这个贵州巡抚在当地压榨乡民，导致民怨极大；同时还使计挑唆了安氏内讧。（明朝很多土司叛乱的根源就是这个）

最后高拱法办了贵州巡抚，并派专员去调和解决矛盾，成功化解了一场大的兵祸。不说朝廷节省了多少军费开支，光是战争带来的平民伤亡就不是小数字。

在理财和内政方面，高拱有着与朝堂大多数官员不一样的见解。

有明一代，理学和社会价值观倡言君子不言利，这让科举出身的士人不愿做理财官，官场也普遍轻视“钱粮衙门”。地方转运使多是贬谪或考核不合格官员转任，户部的官员也为人所轻，升迁特别差。

而高拱明确指出：“《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足见古圣贤极重言利；后世迂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说，遂使俗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甚有误于国事，以致无为国理财者。”

他执政后即大声疾呼重视理财，并对理财官任用、升迁制度进行改革。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即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严重亏空的局面。据专家岳天雷统计，高拱当政的隆庆五年，相比徐阶当政的隆庆元年，岁入增长53％以上；支出减少42％以上。

高拱认为聚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桑弘羊式的，损下以媚上，国库虽充盈而民财刮尽；一种是刘晏式的，以养民为先，民富而国强。

高拱认为朝廷取财于民，所以朝廷富之前应该先让民富。只有民先富，天下才会安定。基于这种观念，高拱看清了困扰明朝的“倭乱”的本质，也明白了为什么嘉靖一朝严格的海禁非但不能消灭倭乱，反而让倭乱越来越大。

因此高拱也主张解除海禁，允许民间开展海外贸易。这样民间有了合法的贸易渠道，资助倭寇、海匪搞走私的人自然就会减少；朝廷也可以通过征税增加岁入。

在高拱的支持下，明朝重启市舶并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正式开始有条件的解除海禁，让部分民间贸易开始合法化，这就是“隆庆开关”。“隆庆开关”让倭寇失去了“海商”这一大助力，因此再也无力抗衡朝廷的剿杀。

高拱虽然学问高、能力强、建树也很多，但是他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和致命的。他自视甚高，仗着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高拱并不把旁人放在眼里。赞成和追随他，并他视为理所当然；反对和攻击他的，不论原由他一概都要排挤和消灭。

在内阁里他和前辈张璁、夏言等一样，把内阁视为自己的书房，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的存在。他的跋扈让殷士儋不惜对他拳脚相向，殷士儋自然也被高拱一脚踢出了朝堂。

高拱本就在做与天下为敌的改革，再加上他这种比较偏激的处事方式，又让他很快就和先辈们一样成为了“孤臣”。严重的是高拱本人似乎并不知晓（或者是毫不在乎），更严重的是他还得罪了一些“并不起眼的人”。

嘉靖一朝由于世宗本人的掌权方式以及个人倾向，世宗非常厌恶后宫和宦官势力，因此嘉靖一朝宦官和外戚们可以说是没什么政治影响力的。高拱似乎也染上了这个毛病，他非常看不上宦官，而且他也非常看不上女人。

在高拱入裕王府任讲师期间，高拱就很不待见裕王的妃子们（即后来的陈皇后和万历生母李妃），在高拱眼里她们不过是繁衍后嗣的工具人。虽然裕王的妃子们不敢表露出什么不满，但是不代表她们就不会在意。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病危，临终前握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高拱自然明白穆宗的意思，要求他继续执掌朝政并辅佐年幼的朱翊钧（明神宗）。

此时在一旁的张居正不但听出了上面的意思，也悟出了弦外之音。高拱不去，他张居正只能做木头人或者工具人。同样报有宏大志向，不愿意尸位素餐混日子的张居正决定效法徐阶搏一把。

张居正伙同太监冯保，私拟了穆宗遗诏。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诏书张居正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他怎么加盖玉玺让废纸变成不容质疑的遗诏呢？内阁成员是无论如何也碰不到玉玺的，冯保此时也不是管玉玺的（此时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孟冲）。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但是可以认为裕王妃在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时的李贵妃，应该是回忆起往日高拱对她的态度，认为高拱继续掌权不会待见她这个太后。所以她参与了张居正的计划，以嗣皇帝生母也就是未来皇太后的身份要求掌印太监盖的。

通过遗诏，冯保堂而皇之的参与进朝堂政务中（实际上也是后宫参与到朝政处理中）。而高拱完全被愤怒给冲昏了头脑，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只是想解决掉冯保。

这样高拱的结局就注定了。躲在暗处的张居正很快就抓住了高拱的另一个把柄，高拱在内阁说了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并以此向后宫的李贵妃和陈皇后告状称，高拱欲谋立藩王。

高拱这个罪名到底成立还是不成立，完全在于定罪的人信还是不信。此时可以给高拱定罪的人正是当年高拱瞧不上的李贵妃和陈皇后。往事历历在目，二妃怎么会觉得大权在握的高拱会对他们毕恭毕敬？于是二妃以皇帝的名义下达了圣旨：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的时代就这么戛然而止了，他实际主政的时间还不满三年。从时间上来看，高拱取得的成绩是惊人的，因为他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扭转了皇朝边政不举的不利态势；内政改革也同样卓有成效，既降低了民怨也增加了朝廷岁入，为后续张居正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时间上来说，高拱无疑也是失败的。神宗初年的后宫要求实际很简单，只不过需要一个不篡权并且能够稳定朝局和皇权的首辅，高拱这样的孤臣反而是是一个优选。

只不过他自己性格和行为方式，导致后宫无法信任他。所以高拱的垮台并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无可奈何的倒台，完全是他自己折腾的后果。这也让本可以辉煌的高拱革新，初生即夭折并淹没于历史中。

附录：

高拱和冯保的斗争很短暂，而且史书都是一笔而过，实际这个了解这个过程后可以让人对明朝的政治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

高拱以吏部尚书的身份上奏皇帝，宦官不能干政并请求朝廷予以制止。然后高拱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对这份奏疏做了票拟，大致意思就是内阁也认为依照祖制宦官不能干政，需要对应处罚。然后高拱将票拟附在奏疏上，并上呈皇帝朱批。

高拱当然知道此时是冯保在代替十岁的神宗朱批，但是他早就预判了冯保的“朱批”。古代政治也讲究颜面和台阶，上级即便是不同意下属的意见一般也不会直接反对，而是用委婉的言语来暗示自己的态度。例如不知所云的批复，意思就是皇帝不想这件事有什么结果，也就是不想处理。

冯保就是这样批复了“知道了”。但是高拱就需要这句话，因为他可以把这句话强行解释为“我要按祖制处死干政的宦官，皇帝知道且同意了”。

本来奏疏传回高拱手中，冯保就死定了。高拱对自己的手段也非常得意，于是就在内阁说出了那句名言“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他的本意是指这种票拟朱批制度，幼年皇帝无法真正行使皇权。但是张居正也可以效仿他，把这句话强行解释为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