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人。张居正和他的前辈李东阳颇为相似，上苍在给了他一个寒微出生（军户）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一个聪明的头脑。2岁认字，5岁入学读书，10岁通六经正义，说他是神童也不为过。
如果不是爱才的湖广巡抚顾璘担心张居正成为早夭的“仲永”，故意“阻挠”了一下，张居正完全可以早一科在13岁的时候成为举人，追赶一下杨廷和的纪录（12岁中举）。但是此次功名却给张居正带来了灾难。
少年中举的张居正引发了和他同年的辽王朱宪㸅的妒火，朱宪㸅以为张居正庆贺为名，强行给王府护卫张镇（张居正的祖父）灌酒，把张镇给活活灌死。这件事即在张居正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也让张居正明白了权势的重要。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会试上榜，并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刚刚步入朝堂，张居正就亲眼目睹了权势斗争的凶险。内阁首辅夏言在与严嵩的争斗中失败，被斩首弃市。不过此事并没有吓退张居正，反而让他坚定了获取至高权力的决心 – 当你的权力最大时，你就可以保护你自己。
闷不作声是等不来权力的，张居正在两年后做了一次尝试。他上《论时政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朝廷现在的问题，这五点分别是宗室骄纵、不能任人唯贤、官吏因循守旧、九边防备松弛、朝廷用度不足，同时也简要表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通过这道奏疏可以看出张居正的为人和心机。张居正虽然向往权势，但是他和传统士大夫一样怀有一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同时张居正也刻意地回避了世宗以及严嵩一党的主要问题，这样即便谏言不被采纳，也不会治罪于他。
做出政绩之前要先保全自己，或者说张居正认为不能保全自己是无法做出政绩的。因此他不会像于谦、海瑞、杨继盛、沈链那样，做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低头弯腰的直臣。
最后通过这道奏疏（世宗和严嵩都没有理睬），张居正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时和势”都不利他，再评论朝政除了给自己引来祸端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当下唯有静待时机。从此终嘉靖一朝张居正再未上一道奏疏（例行的庆贺除外）。
年轻的张居正像个老油条一样，早早明白了低调和蛰伏的重要性。这与和他同科，刚烈的杨继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说张居正苟且保身也好，说他蛰伏待机也好，这就是张居正的为官之道。
此后张居正就开始他的“自我放逐”，不论政事，潜心修学。到了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以养病为由，开始休假并四处走访、游山玩水。不过在此期间，张居正也通过走访更进一步地了解皇朝的问题，并思虑解决的方法。
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荆州府题名记》张居正
张居正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和年轻时的严嵩一样“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不想和严嵩一党同流合污。二是以退为进，不给自己打上政治标签，为自己保留从政的腾挪空间。因为张居正很清楚严嵩早晚是要退下去的，他拥有时间这一利器。
张居正也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为自己的将来打下基础。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以死谏的方式弹劾严嵩。杨继盛被下狱论死罪后，杨继盛的众同僚好友纷纷奔走为他求情。
平昔予同志辈若王继津、徐望湖、王凤洲、杨朋石、杨毅斋、龚全山、孙联泉、应养虚、杨北渠、吕文川、李默斋、李鹤峰诸公，为予奔走救解。
《杨继盛自书年谱》
不过一个重量级人物并没有表态，这个人就是杨继盛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为此张居正专门写了封千字长信嘲讽徐阶。这看上去是不稳重且控制不住情绪的“愤青”行为，实则不然。
首先张居正自己不去弹劾严嵩不说，他之前还帮助严嵩起草过不少马匹表章，例如"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泽，同万物以生辉，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称贺"；"臣等明尘密勿，夙荷生成，念岁月之既多，感宠恩之愈厚"。
其次我们不说张居正有没有能力救杨继盛，他自己也没有公开为陈继盛伸冤或者求情，所以张居正根本没理由去指责徐阶。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因为嘉靖三十一年，裕王和景王同时出阁读书，徐阶为裕王任命讲师和侍读的时候没有选张居正。张居正希望在不得罪严嵩的同时让徐阶明白他是站在严嵩对立面的，目的就是为自己以后铺路。
因为他清楚徐阶虽然在迎合严嵩，但他绝对不会主动拉严嵩一党的人上位，而且一旦有机会，他会毫不留情的清理严嵩一党。
注：出阁读书是世宗弄出的一种制度，因为世宗迷信“二龙不相见”所以太子病故后他就不再立太子。为了防止争夺继承权引发朝堂震荡，世宗就用出阁读书的方式来代替册封皇太子。裕王年长景王一个月，从明朝的祖制礼法来说景王继位一点机会也没有。
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徐阶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并任命其为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张居正的机会不在于可以亲近未来的皇帝裕王，因为裕王已经被他的老师高拱给“俘获”了。
张居正的机会在于，徐阶正式将张居正拉入了自己的团队，原因也是高拱。和裕王保有良好关系的高拱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听命于徐阶，而且高拱觉得裕王登基后自己应该领导徐阶。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驾崩，徐阶也等来了自己的机会。他召来张居正，要求张居正与他一起拟定“遗诏”。对于徐阶来说此举很凶险，因为不和未来皇帝、内阁、后宫商议就拟定遗诏势必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但是对于张居正来说，这无疑于天上掉馅饼。太子、内阁就算不满也会优先去找徐阶的麻烦。所以他怎么可能拒绝？张居正也凭借这个机会成为了朝堂大员，真正地掌握了权势。
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阁，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明史·卷二百一十三》
进入内阁后张居正依旧保持低调和蛰伏，对于朝堂政务并不过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高拱和徐阶的争斗，更多的也只是在一旁静静观望。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会将自己的权势闲置不用，和辽王朱宪㸅的仇，他始终都没有忘记。
很快就有御史弹劾辽王，在张居正的操纵下，朝廷掌握了朱宪㸅“谋逆”的罪证。最后朱宪㸅被废为庶人，禁锢高墙，辽王的爵位也被废除。辽王冤不冤？只能说辽王和张居正的祖父一样，至少在张居正看来权势之下无冤屈。
隆庆三年末被徐阶挤出朝堂的高拱，强势回归，以吏部尚书的身份重新入阁，成为了事实上的内阁首辅。对此张居正选择继续低调和蛰伏，不过张居正在和高拱的相处中掌握了高拱的致命弱点 – 看不起女人和不男不女的人。
在高拱还在裕王藩邸做老师的时候他就瞧不上裕王的妃子们，觉得她们只不过是生育工具而已。至于宦官那就更不用说了，高拱将他们定义为“奴才”，都不愿意正眼看他们。
既然张居正认为这是高拱的弱点，他自己自然就要搞好与这两者的关系。张居正在裕王府时就和冯保搭上了线，并通过冯保和裕王世子的生母（李妃）搭上了关系。裕王登基之后，张居正和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
不过这些关系并不能撼动高拱的地位，因为高拱背后有穆宗无条件的支持。张居正只能继续保持低调和蛰伏，等待机会。在此过程中，张居正偷偷拉了被高拱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徐阶一把。但是张居正明白，这次能救，下次不见得还能救；徐阶有自己来救，自己以后落难有人救么？只有获得至高权力才能真正安全。
注：徐阶致仕后，海瑞和蔡国熙抓住徐阶大量侵占土地的问题不放，他两个儿子被判充军后也不放过。张居正通过陈三谟罢免了海瑞和蔡国熙才把徐阶保下来。
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张居正的机会来了。虽然穆宗临终前拉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但是高拱并没有从上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张居正乘机伙同冯保私拟了“遗诏”，打了高拱一个措手不及。
紧接着利用高拱和穆宗妃子们（皇后和太子生母）的间隙，告了高拱一记黑状“欲谋立藩王”。这事儿放在别人身上李贵妃和陈皇后可能不会相信，但是搁高拱身上她们俩就不敢不信，因为高拱一向就瞧不上她们两个女流之辈。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此时内廷大佬冯保是张居正的铁杆盟友，代表皇帝的李太后又很信任张居正，至此张居正走到了权力的巅峰并执掌了朝堂。
关于张居正的改革，早已被传讲了几百年，并不需要复述。虽然张居正改革的成绩很大，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神话他的改革。
首先，张居正的改革基本都是延续前朝的制度。
清丈天下田亩，这几乎是所有想有所作为的皇帝、首辅、权臣、权阉都会做的一项工作。著名的“一条鞭法”也不是张居正首创，这是嘉靖十年由著名的“佞臣”桂萼总结前朝经验后提出来的经济改革方案。
消减宫中用度，这项甚至都不能被称之为改革。这一直是外朝文官和内廷争执的焦点，能不能消减无非就看哪一方更为强势了。而张居正被神宗忌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源自这个问题。
考成法负责任的说最终成了一项“坏政”。考成法是以明孝宗的“实征册制”为基础演变而来，但是张居正为增加朝廷税赋，过于“激励”官员。地方官员们为了获得更好的考核成绩，纷纷不顾地方实际情况，盲目提高地方税赋计划，为实现计划而加重对平民的盘剥，搞得民怨很大。
这是典型的没有考虑具体执行而让“善政”变成了“坏政”，就和当年的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一样。或者说张居正并没有真正把平民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张居正不如杨廷和。
注：杨廷和为了恢复战乱地区的生产，效仿“青苗法”允许农户向朝廷借贷粮食。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借此盘剥农户和贪腐，杨廷和规定这种借贷不需要偿还利息，并要求借贷和还贷由不同官员负责，并均需上报户部勘合，以户部核验的“凭票”为依据。
所以张居正改革在革新上不如实现了“俺答封贡”和“隆庆开关”的高拱。至于十年改革的成绩“粮可支十年，积银四百万两”，这个可支十年没指定范围，就不讨论了。积银四百万两就真的不多了，这也就明朝一年的军饷钱，打起大仗来还不够。
“张居正改革”之所以出名，更多的在于它持续的时间。实际上两千多年来各朝各代改革失败的原因都不是改革的策略本身不够高明或者先进，而在于无法推动或者坚持下去。因为改革有两大难，一是触动了旧派利益，需要冲破他们的阻扰；二是需要监督和修正新法在实际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不然变法自己就会把自己整崩溃。
对于第二个问题张居正的选择是灵活使用之前的成功经验，降低难度。对于第一个问题，张居正则是使用他的权势，反对者往死了整治。没办法，不成为权臣不可能改革。
当然这是一件费力且不讨好的事情，而且是在刀锋上跳舞，一旦出了差错可能就粉身碎骨了。但是也没有必要把张居正吹捧成为国为民不顾一切云云，张居正绝对没有这个觉悟，他不是于谦也不是海瑞。
说两个例子，张居正为朝做宰辅，他的父亲可是横行地方、鱼肉乡民。张居正别说管，连劝谏也没有过。如果您硬要认为张居正不知道，我也不反驳什么了。张居正返回故乡为父治丧时坐的轿子，排场大到路过的不少州县需要专门扩建道路，不然无法通行。
这是一心为国为民的人干的出来的事情么？
张居正为什么不躺平享受荣华富贵而是要与天下为敌搞改革，原因前文已经提到了，他有一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他这么做单纯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和以往绝大多数雄主、权臣们一样。
这些人为了实现理想会克制自己的某些欲望，也不惜与天下为敌。但是你不能说他们是为了天下苍生，因为苍生不过是他们实现理想的工具。这也是“天下亡百姓苦，天下兴百姓亦苦”的真正原因。
最终张居正凭借自己的气运和能力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不过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注：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师（死前九日晋）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谥“文忠”。当年神宗下令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并抄家。长子被逼自尽，家眷在等待朝廷查抄时被圈禁家中，最终大半活活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