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反腐二三事，那些你不清楚的腐败以及反腐

明太祖朱元璋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对历史上诸皇朝得失的总结，对官场“腐败”是深恶痛绝。为了惩治腐败，他将御史台改组为“都察院”，大幅度扩编了御史队伍，并赋予他们不受官品限制核查并弹劾天下官员的权力。

注：都察院编制上主要是增加了“巡查御史”。明朝在行政上将整个皇朝划分为十三个道，都察院在每道设置十名左右的巡查御史，他们日常就在所属的地区核查官员情况。

洪武一朝，这些御史们也为太祖的反腐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太祖在御史制度上却留下一个漏洞，天下的官吏由御史们核查监督，御史们又由谁来核查呢？原则上皇帝可以核查，不过皇帝的精力和时间也不是无限的，起码继任的成祖是没有精力理会这些。

所以官员们很快就发现了逃避督查的办法，把御史们也拉下水就行了。下了水的御史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被动的等待官员们来收买了，而是主动出击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向官员们索贿。因此太祖朝被打压至近乎绝迹的“腐败”，在永乐一朝迅速地死灰复燃。

当时京师的高级酒楼生意异常的火爆，各种宴会整夜不停。官员们互相宴请、招妓作乐，甚至竞相攀比奢华。以朝廷规定的俸禄，很多官员的年俸可能都不够一桌酒席，那么钱从哪里来，就是众官员心照不宣的事情了。

明仁宗在即位诏书中也明确地向腐败宣战：

凡有贪污官吏，蠹政坏法，作弊害民，诏书到后，不即改悔，仍前贪虐者，廵按监察御史即拿问解京。

只不过仁宗短暂的寿命让他不得不将这个问题扔给了他的儿子明宣宗。宣宗继位后也愈发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腐败不但腐化了官场、官员，而且已经开始直接危害皇朝了。

从永乐一朝耗费朝廷巨资也无法平息的交趾叛乱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朝廷派往交趾布政使司的官吏贪腐并残酷压榨交趾当地民众，激化了矛盾。

宣宗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打贪官们的保护伞 -- 御史，对于御史他决定先抓他们中的典型，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最高长官）

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观私纳贿赂，而诸御史亦贪纵无忌。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

刘观的贪腐在永乐朝就已“享誉”朝野上下了，刘观还制定出了明朝贪腐的标准套路。刘观本人从不直接出面收受贿赂，反而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他的儿子刘福则打着老爹的旗号到处收贿、索贿，不从的就交由他老爹“处理”。

宣德三年六月，宣宗放出风声要整治刘观并将刘观贬出督察河道。不少御史为了在皇帝面前邀功，纷纷落井下石，上疏弹劾并揭发刘观的贪腐，这正中宣宗下怀。

宣宗任命顾佐接替刘观的职位，并根据刘观的罪证顺藤摸瓜，一口气挖出了四十三名贪腐的御史。然后顾佐率领焕然一新的都察院，对朝堂上下进行了一番清洗，扭转了永乐以来吏治败坏的局面。

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宣宗又在制度上给御史们上了一道枷锁。规定都察院选拔御史，需要由推荐人将候选人的名单、履历等上报吏部审核，一旦该御史日后出了问题，推荐人和审核人也要一并问罪。

提到明朝官员们的贪腐手段，很多人想到的是“折色火耗”和“淋尖踢斛”，实际上官员们还有更为高效、安全的方法 – 报灾并为民请命。

注：“折色火耗”和“淋尖踢斛”指的是官员们在收税过程中以收缴、运输税物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为由多收的税赋。

具体方式就是地方官员在收完当年的税赋之后并不急着上缴给朝廷。当朝廷催收的时候，官员们就以受灾了、民生艰难等等理由向朝廷申请赋税减免。这样即可以为自己博取“为民请命”的美名，一旦朝廷同意了减免，那么减免的部分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落入自己的口袋。

甚至于运气好的时候，朝廷不但会免了赋税还会发放钱粮赈济。既然“父母官”为百姓们争取来了赈济，那么“父母官”们和百姓一起“分一分”赈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史籍里常看到朝廷收到地方上报灾情的奏疏，第一时间并不急于赈济反而坐视贫民饿死的原因。不是朝廷不在乎他们的死活，实在是被忽悠的次数太多了，不先花时间核实一下，就会成为冤大头。

明孝宗为了打击这种行为，推出了新的征收制度 – 实征册制。这个制度就是以当地的鱼鳞册（明朝的土地田产管理册）为基础，制定出每年税赋征收计划。

地方在八月前向朝廷上报当年的预计征收计划，九月份做出记录每一个纳税户的实征册，十一月开始征粮并按户填册，十二月将实征册上报朝廷。朝廷会核对计划册和实征册，有出入的会要求地方官员解释，解释不清的就得追责了。

这个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官员谎报或利用灾情贪腐的难度，即提高了朝廷的收入，也抑制了恶劣的贪腐状况。

其后张居正的《考成法》实际就是对这个制度的一种“改良”，只不过《考成法》过于偏向考虑朝廷收入，导致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人为的抬高征收计划，从而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当我们谈论到贪官时，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忽略刘瑾这个名字，甚至不少人认为刘瑾是超越了和珅的历史第一贪官。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刘瑾当政时期他热衷的一项重要工作是 – 反贪。

刘瑾刚主政的时候和其他官员一样收着下属官员们的“常例孝敬”，但是他的幕僚张彩告诉，以他的身份这么干，非常的傻。因为那些官员们会打着孝敬刘公公的旗号在下面狂捞、海捞，捞到的钱大头自己拿，小头给刘瑾并让他背锅。

自己居然成了下属官员们捞钱的工具，这刘瑾怎么可能忍，怎么可能不打击报复他们。于是刘瑾就开启了他轰轰烈烈的反贪事业。

刘瑾反贪并不是一味的蛮干，他创造性的整出了一个让贪官们叫苦连天的方法 – 查盘。

地方官员们为了贪腐必然会做假账，而做这种假账的惯例就是把亏空、漏洞往前任身上推。这么一任推一任，即便是朝廷发现了问题，但相关官员早已不任上甚至是人都已经亡故了，无法追查核实之下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久而久之，官员们贪腐就公开化了，把贪腐变成账目上的亏空。而亏空的责任不是前任的，就是前任的前任的，反正跟自己无关。这确实是个难题，但是刘瑾把球又踢回给了官员。上任交接就得自行理清账目，接下了账目锅就得你自己背。

不过明朝中后期的官员们不但敢贪腐，他们也并不惧怕被抓。因为官员们贪腐之后都会转移并藏匿财产，一是为了遮掩罪证防止被查抄，另一方面则是即便自己被抓获下狱，贪来的钱财还在自己“手中”。

这样即使被抓，自己的家庭和子孙还是得到了实惠。而且也可以用这些钱来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为自己减刑、减罪，甚至拿钱直接为自己赎罪(明朝很多罪行允许用钱直接抵罪)。

所以往往贪赃官吏被查获，查抄这些官员得来的“家产”也并不足以填坑，朝廷挽回不了多少损失。不过对于刘公公来说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家产不够就让子子孙孙服劳役接着赔，赔完为止。

刘瑾这一招，一下子就让这些贪官们的“自我牺牲”以及藏匿财产没有了意义，某种程度上说还坑害了自己的子孙。刘瑾这招虽然简单粗暴，但是对于贪官的震慑性非常大。

即便是刘瑾倒台，他的这个反贪方法也一直被朝廷的名臣所沿用。例如其后的张璁、夏言、高拱等，都使用过这个方法，不但惩治震慑了贪腐，也为朝廷追回了大量被贪墨的财税。

可以说明朝的“嘉靖中兴”和“隆万中兴”，也有刘瑾的功劳。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太祖之后各朝虽然在反贪手段上不再那么残暴，但是通过制度的一些调整实际上也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绩。而贪腐本就是因制度而产生的恶象，也只有制度的变化才能真正遏制和消除。

只不过古代皇朝固有的人治，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臣子一朝政令，让政策无法延续并良性改进反而总是被动中止，从而导致代代反贪但是实际成效却基本是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