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最悲伤的一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三位伟人在这一年里相继离开了我们。

第一个离开的，是三人中最为年轻的周恩来总理。他为革命事业和全国人民奋斗了一辈子，晚年因为积劳成疾不幸罹患癌症。但在从发现癌细胞直到逝世的将近4年时间里，面临国内外日益复杂的局势，周总理毫无惧色，始终坚持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初衷。

特别是在处理与毛主席的关系时，他为了顾全大局，用最合适的方式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支持。面对有可能夺走他生命的一场手术，他不忘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大喊，“我始终忠于党和人民”，令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

下面，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52年前，看看周总理是如何度过他人生中最后岁月的。

一生最强大的敌人是癌细胞，革命生涯始终在与病魔作斗争

著名作家顾保孜的纪实文学《周恩来的最后600天》，用周总理从1974年6月起直到1976年1月逝世的这段时间命名。但事实上，自从1972年5月发现癌细胞开始，一代伟人周恩来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用顾保孜的话来说，“癌细胞是周恩来一生中遇到的最凶恶、最强悍的敌人。”

诚如此言。周总理一生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从红军长征到抗战八年，一路浴血奋战走来，病倒了休息几天就又爬起来继续主持工作。建国后身为国家总理，政务工作比从前还要更忙碌，但他始终不辞辛苦，为新中国的正常运转把好关。

其实，周恩来的身体早就已经发出了警告。1965年，医生发现他患有心脏病，毛主席就已经对他说过“少看一点文件，工作量减少一些”，还提出请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以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但67岁的周恩来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依然坚持高强度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每天只睡4-5个小时，甚至毛主席一度强制要求他休息，这才作罢。

然而岁月无情。当时钟走到1972年，周总理已经是一位74岁的老人。当年初，他就已经发现自己出现便血的病象，同时身体迅速消瘦。医生劝他要全面检查，他还说：“你们先等我忙过这一段，再去检查，再说查出癌症又能怎么样？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这么忙下去多久？”

5月18日，经京津沪三地著名专家联合诊治，确认周总理患的是膀胱癌。专家们不敢怠慢，立刻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比周总理年长5岁，当时身体状况也不佳。当展开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单时，“他的眼神里失去了光芒，眉头紧缩”——这是汪东兴同志的回忆。毛主席当即指示叶剑英、汪东兴等同志，与邓颖超取得联系，领导医疗组的治疗工作。

周总理的生命力极度顽强。在邓小平复出前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开始频繁尿血，但依然坚持工作，直到1973年3月邓小平确认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才同意接受膀胱手术。

确诊癌症两年后，也就是1974年2月，四届人大会刚刚闭幕，周总理就病倒了——他每天便血不止，气力虚脱，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病情恶化的速度比此前快了很多，这让同样重病在身的毛主席也非常揪心，躺在病床上的毛主席当时眼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但还是费劲地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主席的关切让周总理很是挂怀。3月20日，手术治疗后不久，周总理就拿起笔，颤抖着给主席写了一封信，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病情，还通过病情回顾了他们共同的革命岁月：

“......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我40年前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底，长征路上的周恩来在松潘草原上病倒了。医生为他确诊为“阿米巴痢疾”，该病在当时的死亡率极高，只有脓液从化脓部位与肠道接触的地方穿孔，经肠道排出体外，患者才有生还的可能。

由于长征路上艰苦的医疗条件，开刀做肠道手术几乎意味着100%感染，医生根本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经过联合会诊，医生决定保守治疗，也就是寄希望于周恩来的身体素质，通过服药以及冰敷等疗法，尽量让脓液派出。

就是这样的危局，周恩来居然挺了过来——艰难苏醒之后的他，通过肠道排出了大量脓液，成功转危为安，并很快恢复了工作。

想必毛主席读信时，也想到了这段往事，很难不红了眼眶。

但今时不同往日。当年的周恩来还不到40岁，年富力强加上身体素质好，所以恢复快。而如今，已经76岁的周恩来，身体正在一点点被癌细胞吞噬......

带病会见外宾却依然保持乐观，手术前自证政治清白

翻阅党史资料，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1973年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活动达到了巅峰，出席外交场合的次数陡然增加。

众所周知，我国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从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其他外国国家元首及政要纷纷踏上我国的土地。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拜会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东方巨人。

根据统计，从1974年6月至1975年9月，周总理光是在北京305医院住院期间就会见了65批外宾。因为要接受化疗，周总理在承受身心巨大痛苦的同时，体重急剧下降，最瘦的时候只有61斤。但即便身体状况如此不佳，周总理在会见外宾时，依然会把头发梳得干净整洁、一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

他时常跟外宾调侃自己的身体，还问对方介意不介意痰盂的摆放位置，对方非但不介意，反而对他更加敬重。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来访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维尔德茨。他与周总理也是老相识，得知周总理已经不在西花厅办公，他专程来到305医院拜访周总理，还向他转达了了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良好祝福。

只不过，看到当年那位风度翩翩的大国总理、“东方美男”，如今瘦成了皮包骨，维尔德茨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周总理的病情，谁知周总理自己却调侃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不日将会赴约。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说这句话时，他的目光依然明亮，病魔改变了他的容貌，却无法夺走他的风度。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维尔德茨折服。

这次会面规定时间原本只有15分钟，但维尔德茨还想多询问一下关于我党的情况，以至于最后耗时将近半个小时。周总理回应了对方的关切：“请务必转达齐奥塞斯库先生，罗马尼亚不必为了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此时我们正在经历困难时期，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很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是敢于斗争的！”

临别之际，维尔德茨还希望周总理能有机会再次访问罗马尼亚，周总理的眼中闪烁着泪花：“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是个美丽的城市，我为自己不能再次访问那里感到遗憾啊！”

这次会面不到半个月，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就要接受他确诊癌症之后的第四次大手术。手术开始前，邓颖超、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等人都来到手术室门口等候。

然而在手术前要注射术前麻醉剂的时候，护士们突然发现周总理不在床前，而是把自己反锁在了卫生间里。护士们急忙向邓小平等人报告情况，邓颖超则在卫生间门口敲门，周总理也不回答。

“哎，他又在写东西...”邓大姐无奈摇头，自言自语。

邓小平有点不祥的预感，他猜测总理是在写遗书。尽管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但谁也不希望周总理的生命终结在这次手术台上。

一个小时后，周总理从卫生间走了出来，拿着一份记录稿，上面有自己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

原来，他写的并不是遗书，而是为自己50年前的一段历史做证明：

当年，国民党方面为了造谣污蔑他，写了一篇《伍豪启事》。众所周知，周恩来有个化名叫“伍豪”，那是他还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起好的化名。国民党方面为了挑拨离间，故意说伍豪不忠于我党，还贪赃枉法，用词十分恶毒且无所不用其极。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几年的一些所谓“造反派”，拿着这样一件子虚乌有的事，给周恩来的政治生涯泼脏水，认为他是党内所谓的“投降派”，要把他打倒。

周恩来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他没有后代，也不置家产，晚年又忍受了很多反对派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他都不在意。然而，他唯独不能忍受别人对他政治生命的无端践踏。所以，他依然要申辩，依然要澄清一个根本不需要澄清的事实。

1972年我党的一次整风会上，周恩来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严正地为自己的政治清白做申辩。

其实周总理根本不需要申辩。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去世时，亿万国人为其送行，“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故事，就是人民对他的认可——这是后话。

看到周总理坐上了推车，邓颖超和邓小平才放了心。政治局的同志们此时已经在走廊里跟总理一一握手完毕，周总理却突然叫住了护士，低声耳语了几句，护士立刻向邓小平站立的方向喊道：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

邓小平连忙跨步上前，一把握住了总理的手。周总理睁大了眼睛，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大声地说：

“小平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好，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啊！”

听完这话，邓小平低下头抿了抿嘴，使劲点了点头，以回应总理对自己的认可。身边的政治局同志，都清楚地听到了周总理的这番话。

随后，周总理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他的脸颊已经变形，青筋暴起，邓颖超连忙跟身边的汪东兴说，要他把这句话报告给毛主席。

直到说完这句话，周总理才同意让护士把自己推进手术室。手术历时5个小时，周总理凭借顽强的生命力挺了过来。但医务人员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无法根治。邓小平当即指示，让医疗组尽一切努力为周总理“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给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亲笔信，去世前一刻仍不忘照顾别人

1975年10月，中央安排医疗组为周总理做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手术，自那之后，周总理就再也没有从病床上下来过。尽管他大部分时间意识还清醒，但他自己非常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赴约马克思之前，他有一些事情还放心不下。

妻子邓颖超一直陪在他身边，他很安心。那个让他放心不下的人，是毛主席。

因为已经82岁的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同样不佳。在周总理动大手术的前后，毛主席也历经了白内障等手术，效果还比较成功，让毛主席得以“重见天日”。1975年8月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当时还能坐轮椅的周总理甚至还陪伴在毛主席的手术现场外，直到手术成功后才放心离去。

周总理与毛主席，主要是通过书信来进行沟通。而我们能查阅到的二人最后一次书信往来，是在1975年6月16日晚间。当时周总理刚刚进行完化疗，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下61斤体重的他，强撑着病体坐起来，用颤抖的手拿起笔，给毛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内容简要介绍了他的病情与手术情况，并请主席放心。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良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我与四位政治局常委通知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十五日夜以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仍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早治疗眼病，必能有效......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年整整四十年，得主席循循善诱，十分感激......祝主席日益健康——恩来。”

写完后他还不放心，又给时任毛主席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好睡好的时候，念给主席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 1975.6.16 22时半。”

即便自己的身体已经如此糟糕，他依然在为毛主席考虑，不要牵扯他太多精力。他只希望主席在状态良好的时候，再得知自己的消息。

但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挂念着他。我们前文提到的几次手术，毛主席都是知情的，而且医疗组在动手术前后，是必须要跟毛主席汇报的——这是必经的程序。

1976年元旦，周总理进入了弥留之际。他已经很难开口说话，但还让机要秘书和警卫每天给他读报，播放新华社的广播。元旦那天，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写于1965年的两首词，分别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以及《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很喜欢这两首词，还让秘书多次给他念，听到高兴处还会轻微地笑一笑。他的笑也给病房里的所有人带来了欢乐的气氛，让大家感到轻松。

1月6日，陷入昏迷的周总理醒来，他示意身边的医生靠近自己，用仅有的微弱声音询问身边的医护人员：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医生答道：“没有大的变化，您别担心。”

“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言毕不久，又昏迷了过去。

据周总理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回忆，总理在弥留之际曾经嘱咐她，自己去世时身上穿的衣服，必须要佩戴带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主席头像像章。这是周总理的习惯，也是因为这枚像章十分特殊。其他的像章，要么就是单独的毛主席头像，或者单独的“为人民服务”。而周总理的请求，也能看出他与毛主席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态度。

他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和人民，忠于自己毕生奋斗的革命事业。

1月7日晚间11点左右，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他的主治医师吴阶平主任和医疗组守在他身边。他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向吴主任传达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更需要你们......”

即便自己即将去面见马克思，弥留之际的周总理，仍然在为他人考虑。吴主任顿时眼眶发红，在场的医务人员无不垂泪。周总理还用尽全身力气微微摇了摇头，示意大家不要难过。

死去的人不会难过，活着的人才真正痛苦。与穷凶极恶的癌细胞斗争了几年，他终于要解脱了。

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周邓纪念馆，珍藏着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很多生活用品。其中，在“十里长街送总理”展厅门口的展柜里，有一块手表，是周总理生前经常佩戴的，上面的时钟定格在了9点57分——那是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总理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刻。

那一天日月无光，江河孤影。整个神州大地陷入了巨大悲痛。电台广播播报着周总理的讣告，大街小巷传遍了哭声。

从1月7日上午开始，周总理的病危报告就不断传到毛主席的病房里。毛主席用颤抖的手拿起一份份报告，眉头紧锁，不时闭上眼沉思。

8日下午3点左右，值班护士小孟来给毛主席读报，这是她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但由于周总理去世，除了当日报纸外，还有一张讣告清样。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考虑再三后决定，让小孟在主席精神良好的时候念给他。

小孟忍住泪水先读了一些报纸上的内容，随后带着哭腔低沉地读到：“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

躺在床上的毛主席没有说话，一边听一边闭上眼睛，泪水从脸颊淌下。

一起风风雨雨陪伴了近50年的战友，先一步离开了他。几天后的周总理追悼大会，毛主席因为全身浮肿而无法参加，警卫人员在为他念悼词时，毛主席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放声痛哭。

根据周总理的遗愿，他的骨灰没有下葬至八宝山，而是分成四等份，分别撒在了北京市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以及山东黄河入海口。

后来邓颖超回忆说：“人们可能更能认同入土为安，但我们两个不这么认为。虽然他的肉体不在了，但他的骨灰撒在土里可以当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在他临终时想到的还是死后如何为人民服务，我支持他的行动，而且死后也会和他一样。”

周总理的生活秘书赵炜也这样说：“从感情上大家也许不能接受，有的同志还认为用骨灰做肥料对周总理不太尊重。我却不这么看。这是周总理自己的原话，而且这也表现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破除封建思想和移风易俗中所作的开拓性贡献。”

国人在纪念周总理的时候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这盛世如您所愿”，就像作家顾保孜在《周恩来最后600天》的题记中这样说道：

“周恩来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活着将生命交给最为崇高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长眠时把骨灰撒在祖国大地，化作忠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把一切都留给了我们。”

这段话，可能是对于周总理一生最好的评价。

参考资料：

[1]顾保孜.毛泽东周恩来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情谊[N].新浪新闻,2010-12-14.

[2]凤凰资讯.周恩来逝世前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N].历史记事,2006-12-27.

[3]孟红.毛泽东听周恩来讣告及其悼词时涌出泪水[N].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04-16.

[4]环球人物.“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N].上观新闻,2023-01-08.

[5]顾保孜.他从没有离去 我写《周恩来最后600天》[N].北晚在线,2021-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