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卫立煌到东北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蒋介石在沈阳的军事会议上，除打算查办廖耀湘外，还决定成立东北“剿总”，决定在锦州成立冀热辽边区作战机构，联系华北东北两个战区。一月十七日发表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同时调我和范汉杰等为副总司令。卫于一月二十二日到沈阳视事。这时东北局势日趋严重，自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新立屯、沟帮子、盘山等地先后被解放军占领，北宁路的交通又告中断。解放军之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等纵队，正大举进攻辽西、辽南的国民党军。
在风声鹤唳中，陈诚于二月五日悄然离开沈阳。二月六日辽阳解放，十九日鞍山、法库等地解放，二十六日营口解放，前后开灭国民党军三个师，另有一个师起义。二十七日开原解放，同日聂荣臻的三个旅截断了榆关至锦州的交通。又据飞机侦察报告，解放军在沟帮子、盘山一带构筑坚固阵地，其目的显然是阻止沈阳锦州两地国民党军的会合，以便分割而歼灭之。
二月二十日前后，蒋介石派罗泽闿、李树正等到沈阳与卫立煌商量“放弃沈阳，以全力由北宁路打往锦州”的问题。卫立煌坚决反对，他认为放弃沈阳去打通锦州，中间要通过几道河流，和突破共军的几道阻击阵地，而当时国民党军的士气又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如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以扭转战局。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因此二月二十三日卫立煌派我与罗泽闿等飞南京转牯岭见蒋介石，把上述意见向蒋陈述。（解放后，卫立煌说：“我当时是企图保存实力，以待时局的变化。”）我到牯岭见蒋时，蒋说：“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可以策应你们，回去告诉卫总司令，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我当时对蒋说：“目前东北正在解冻，道路翻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行动不便。”蒋很不高兴地说：“北伐时，樊锺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到河南，你们连樊锺秀都不如吗?”我不得要领而返。不久，卫又派赵家骧、罗又伦二人到南京见蒋，仍坚持固守沈阳的意见。三月底，蒋召卫到南京当面研究这个问题。卫认为空运问题可以找美国人帮助解决。卫见蒋后，次日晨即和刘耀汉（刘是美军翻译，卫为了拉拢美国，争取美援，请刘任他的补给司令）一道去见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接洽援助问题。巴大维表示全力支持，并允许给卫装备十个师。卫见了巴大维之后，即去见蒋报告与巴大维接谈结果。蒋当时没有说什么。五月间，蒋召见赵家骧和廖耀湘时，蒋告诉他们，拟将沈阳的部队分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两部分，并表示将以廖指挥攻击兵团。卫对此案仍坚决反对。并说：“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廖因而对卫颇为不满。五月间，蒋又先后召见 沈阳防守司令官梁华盛及第七兵团司令官刘安祺等，显然是对卫有所防备。最后终于以杜聿明来代替卫指挥沈阳的部队。
总的说来，三月间东北战场情况更加严重了，三月十三日解放军攻占四平街，再一次歼灭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八师（被歼灭后再成者）。在四平街吃紧时，为了避免共军一小块 一小 块吃掉，决定放弃永吉，把驻守永吉的部队（第六十军）集结到长春来，以加强长春的防务。我和赵家骧到永吉部署了撤退行动后，立刻到长春指挥新编第七军迎接第六十军，以策安全。这次虽然是安全撤退，但辎重行李及后方部队仍遭到不少损失，对士气影响很大，悲观失望情绪更加普遍了。到此时为止，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大据点及其附近的少数中小城市。
三月上旬我在长春部署防务时，卫立煌曾有电给我，希望我留在长春，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并接替梁华盛的吉林省主席。我不同意。回沈阳后，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一定要我到长春负军政的责任。卫也再三劝我，三月中旬我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又由沈阳飞到长春去。
二 我到长春去时的种种想法
首先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初旬，我曾向卫立煌请假到北平治病，卫已同意。我拟乘此机会，脱离东北这个苦恼的环境。后来卫立煌认为我对永吉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人事关系也比较好，决定要我和赵家骧一道去部署永吉的撤退。这就打破了我离开东北的想法。当决定放弃永吉时，我曾主张同时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而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我对于蒋的这种看法，虽不敢表示异议，内心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明显，打了胜仗，不但长春可以收复，整个东北都可以占有；打了败仗，一切都完了，还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因此，这次要我负责固守长春，在情绪上我是有抵触的。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还有人建议继续由梁华盛负责，或与锦州的范汉杰对调。我也曾把这些意见和卫立煌谈过。卫认为，梁华盛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睦，不便指挥作战，范汉杰情况不熟，只有我比较合适。后来我又想：长春固然危险，沈阳、锦州同样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么?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打算，我认为有两个军（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为主力，加上地方部队，另要认真做好防御工事，利用时间整训部队，长春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再就解放军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长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沈阳、锦州，长春就成瓮中之鳖了。所以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把善后问题交部下去处理。这样，我不仅对蒋介石可以交代，就是对国内外的观感也比较好些，这是最好的前途。其次是战死或被俘（我当时认为，象我这样长期与共产党为敌的高级军官，被俘时也是凶多吉少），这是最坏的前途。
最后，如果共产党不杀我，给我作一个老百姓，我认为这也是好的。因为当时我确有这样的看法：就人民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情形看来，共产党是很有可能把国家搞好的。我能做一个太平之民，也就满足了。当时我对共产党的许多优点，如到处受到人民拥护，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很佩服。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不满意的。但我却这样想：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惟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三 守长春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我到长春后的作法，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食粮。”守备长春的兵力：两个正规军及兵团部所辖直属部队约六万人，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左右。根据持久防御方针，把长春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第六十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编第七军负责。除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利用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在中央银行区构筑核心工事。第六十军派出一部在东郊五、六里一带高地，占领前进阵地，新编第七军派一个师担任西门外飞机场的警戒。这时由各地挤到长春的游杂部队很多，为了巩固城内秩序，一律不准他们进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来找我要粮要钱时，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经调查，有许多是无兵司令，他们互相争夺部队，常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我将其中素质比较好的编成两个骑兵旅，使之参加市区防务。其余让他们在城外自生自灭。这些部队都是地主、流氓、胡匪凑成，军纪很坏，郊区人民被他们劫掠一空。
当时飞机场常遭到解放军由西北方面发射过来的炮弹所干扰。为了保持机场的安全，我决定由新编第七军抽出一个半师，第六十军抽出一个师，组成一个出击部队，企图把西北方面的解放军驱逐到炮弹射程以外，并乘此机会向四郊搜购粮食（实际是掠夺粮食）。虽然打出去三、四里路，粮食却颗粒未得。正打算在机场西北方构筑一道掩护阵地，不料在机场西南方担任警戒的新编第七军一个师，突然遭到袭击，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我看情形不妙，便将出击部队迅速撤回。接着解放军就占领了飞机场。我到长春未满两月，长春、沈阳间的空中交通就断绝了。控制机场的计划完全失败。我在长春几个月中，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只有上述的两次及以后试探突围攻击的一次。其余都是零星炮战及外围小部队的战斗。为了提高士气，加强团结，增强干部长期固守的信心，我成立一个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其内容，不外抄袭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办法。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以省主席的地位，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无形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后来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这个兵团之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便于维持生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并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此安定人心。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惟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有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我虽然有所取缔，因为怕发生意外，不敢操之过急。屯积居奇的粮食虽不多（当时也不可能有很多粮来屯积），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一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一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后来燃料也成问题了。我曾企图在东郊开采煤矿，在解放军的阻击下，当然没有成功。市内曾发生砍树木、拆房屋、挖马路（取沥青作燃料）准备过冬的情形。我虽有命令禁止，但在那种情形下，命令等于虚文。我当时的心情是很痛苦的，自知前途茫茫，又不能不假装镇静。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可是，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
四 被迫放下武器
十月初旬，解放军主力围攻锦州的时候，我曾抽出大约两个师的兵力，组织一次试探突围的攻击，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虽然有几里路的进展，却发现解放军的阻击力量很顽强，感到突围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又决定继续固守下去。几天之后，接到蒋介石空投给我和两位军长每人一封亲笔信，要我们设法突围。命令大意是要我们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他已令沈阳方面，派部队在路上迎接。我召集军、师长开了一次会，研究关于突围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撑些时日。我和各军长联名打电报答复蒋介石，说明不能突围的理由。
大约在十月十六日上午，又接到蒋介石要我们突围的命令，并警告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①”另外有一封亲笔信给我说：“倘再迟延，将不能等候矣。”我又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等开会。这时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患伤寒病，不能出席，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当天的精神很紧张，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借故匆匆离去。我虽然有点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到会的人都知道今天要谈什么问题，一个个愁眉苦脸。我在会上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后，即决定于十月十七日拂晓，遵照命令实行突围，并作了关于突围的部署。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我也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为了服从命令，早把生死成败置之度外。没有料到，当晚（十月十六日夜间）第六十军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向我报告说：“第六十军已决定今夜起义，”紧接着新编第七军也有报告说：“第六十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题。”我立刻打电话给曾泽生，电话已不通了。我立即命令新编第七军：“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并迅速对第六十军方面派出警戒。同时把这一情况电告卫立煌。十七日早，即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曾当时写了一封便信交副参谋长带给我，说明他已起义和起义的原因。我把这便信的内容电告了卫立煌。当天上午，我召集新编第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 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 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当天晚上，我到新编第七军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末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点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副军长史说是我在印度作战时的参谋长，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到兵团司令部去。当天夜间，忽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我还想劝他回来，他只是说：“有人和你讲话。”接着有一位自称姓刘的对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我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当空军向我联络时，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见还是停止轰炸罢。”
十八日早晨，新编第七军的参谋长龙国钧来见我，他说：“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我说：“你们的作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末，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当天下午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到了此时，我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来接我出去，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答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我还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我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他表示“来生再见”。当天夜里，我的司令部附近，仍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我跟着他们走。第二天一早，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了武器。他们为了把我从死亡的道路中挽救出来，真是熬费苦心。现在更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政策所起的作用。我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生之德!
我放下武器后，受到肖劲光司令员和肖华政委的热情接见，给了我优厚待遇。这是我最初所没有料到的，很受感动!可是我却对他们表示：第一、不愿广播；第二、不愿参加公开宴会。他们希望我为人民做点事，我却坚决要做老百姓。可见当时我的觉悟还很低。
全国解放后，我被安排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在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参加研究、讨论国家大事。今天我重新回忆辽沈战役的历史，一方面是供历史研究参考，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国共两党分裂和内战的历史不再重演。我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与当时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任职的程子华（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同志均是黄埔校友。我们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和分裂的历史，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东征和北伐取得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则带亲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国共分裂则使我们这些同窗学友成为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对手，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幸。对于国民党来说，每次同共产党合作，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和地位就大为提高；反之，则大为降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衷心希望在大陆和台湾的黄埔校友以及我过去的同事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以国家和民族大业为重，积极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为建设统一、文明、富强的中国做出贡献。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东北“剩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
此情况见本书第一章杜聿明文，第三章郑底笈文。
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营口起义。
命令（代电）原文参看本书曾泽生文。
管泽生未参加会议，他派多谋长徐树民出席这次会议。
十月十九日，新编第 七军放下式器。后郑洞国及第一兵 团司令部亦放下武
器。郑洞国离开伪满中央银行大楼的具体时间待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