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往今来的战例中，战斗精神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攻必克，守必坚，踏敌尸骨唱凯旋。没有任何一支萎靡不振的军队可以打胜仗，无精打采的士兵甚至没有在战场上生存的机会。《投笔肤谈·达权》主要论述的是把握战斗节奏、适时随机应变，但在开篇中首先强调了战斗精神的作用，并将此作为审时度势、通达权变的基础。

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第50军负责围攻掩护美军撤退的英军第29旅。该旅是英军中公认的佼佼者，曾参加诺曼底登陆，是名将蒙哥马利麾下的王牌部队。战斗中，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不畏生死，提着爆破筒、扛着炸药包，与英军坦克展开一场意志与钢铁的殊死较量。其间，班长李士禄甚至扛着炸药包只身闯入敌坦克群，一人炸毁3辆坦克。最终，英军遭到重创，其第29旅皇家坦克营成为迄今为止被志愿军歼灭的最大建制的坦克部队，而且是被只有轻武器和炸药包的步兵消灭。

第50军也一战成名，成为志愿军里响当当的一支队伍。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志愿军第50军的前身是国民党军第60军，属滇军序列，是蒋介石眼里的杂牌军。因战斗力较弱，曾被国民党军戏称为“六十熊”。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第60军战场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此战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同志开怀大笑：“这支部队在蒋某人手下是‘六十熊’，到了人民军队里，就变成了‘五十凶’，美军在他们面前也只能吃败仗！”

从起义部队到英雄劲旅，战斗精神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何理解、培塑和发扬战斗精神，令其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是我军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战斗精神的作用是激发战斗力。战斗精神就像催化剂，能够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例如，秦朝末年的巨鹿之战中，赵国被秦军包围，求救于楚国。项羽率20万楚军救援，迎战秦国30万人马。楚军渡过漳河后，项羽命士兵携带3天干粮，然后凿穿渡船、砸碎锅碗，以此表明有进无退、死战到底的决心。楚军士兵在此绝境下，反而激发出不畏生死的强大斗志，在项羽的带领下，以一当十、拼死冲杀，经过连续9次冲锋，大败秦军。巨鹿之战不仅解了赵军之围，而且使秦军从此一蹶不振。

除“破釜沉舟”外，古今中外战史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如韩信“背水一战”、朱元璋“采石弃船”等。从能量运用的角度分析，这些战例表明，士气、斗志就像是“催化剂”，能够使士兵在短时间内激发出更强的“战斗能量”，使得兵力、战力相对较弱的部队，在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的情况下拥有比对手更强的战斗能量，进而战胜强敌。这也是在发起战斗前，指挥员往往要对所部进行“战前动员”的原因所在。

战斗精神的支撑是坚定的信念。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第60军由于缺少信念支撑和思想武装，犹如一盘散沙。加入解放军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这支军队被注入了灵魂，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信仰。曾经怯懦畏战的士兵，变成了勇敢无畏的猛士，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这也是我军历史上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前仆后继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将自己视为军队集体的组成部分，在关键时刻坚决服从全局利益，宁可牺牲小我，也要完成任务、成就大我。这种思想层面的“同频共振”，使得每一名士兵都能在上级命令下全力以赴、视死如归，将整体战斗力发挥到极致。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

战斗精神的土壤是官兵平等。官兵平等，是身份被认同和找到归属感的一种体现。解放战争中曾出现这样一个群体——“解放战士”，他们是在作战中被俘虏后志愿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军战士。这些“解放战士”在国民党军中被嘲讽为“狗熊”，到人民军队中则变成了顽强勇敢、不畏牺牲的勇士。如一等英模路新理，被国民党抓壮丁参军后多次当逃兵，经常说“吃谁的粮，就给谁干”。加入解放军后，经过我党的教育改造，他在宜川战役中英勇战斗、立下大功。

原因在于，我军在接收“解放战士”后，通常会以班排为单位组织“诉苦大会”，战士们倾诉起入伍前被地主恶霸欺压的苦难生活，讲到动情处往往会放声恸哭，其他人也会产生强烈共鸣、纷纷落泪。此时，不光“解放战士”，所有官兵都在情感共鸣之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融为一个真正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所有人获得了归属感、认同感，在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中结为亲密战友。

战斗精神的保证是“支部建在连上”。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使得美军将中国军队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碰到的最强硬的对手”，以至于美军西点军校学者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反复提及一句话：“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怕的是中国军队毛泽东化。”而中国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坚持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基本原则和组织架构密切相关。党与枪是头脑与四肢的关系，支部与连队是神经与肌肉的关系。“坚持党指挥枪”确保军队有方向、军人有信仰；“支部建在连上”则确保党的思想深入贯彻、党的意志坚决执行。这一精巧结构背后的总设计师就是毛泽东同志，这也是美军畏之如虎的“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重要原因。（转自《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