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经我后期上色处理的珍贵影像，忠实记录了1939年8月至194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腹地展开的那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远征。作为学社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田野考察，同时也是其最后一次系统性的古迹调研行动，"川、康古建筑调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帧摄于1936年的珍贵影像，记录了中国营造学社两位学术巨擘刘敦桢（下）与杨廷宝（上）在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前的历史性合作。
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金刚宝座式塔，这座始建于永乐年间的佛教建筑，其五塔并峙的独特形制、须弥座上的梵文雕刻以及密檐式塔身的精密比例，为研究明代藏传佛教建筑本土化提供了绝佳样本。刘敦桢在《中国建筑史》中特别指出："此塔将印度窣堵坡形制与中国传统楼阁式塔完美融合，堪称多元文明互鉴的典范。"
这帧摄于1939年的珍贵影像，将中国建筑史学泰斗梁思成先生定格在雅安高颐阙旁。画面中，梁思成背对镜头俯卧在东汉石阙。
这座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的石阙，其高达6米的仿木结构建筑、重檐斗拱的精妙组合以及阙身上的荆轲刺秦浮雕，不仅是研究汉代建筑艺术的活化石，更是破解《考工记》"三材"制度的关键实证。
这帧摄于1939年9月20日的历史影像，将中国建筑史学泰斗梁思成先生定格在重庆北碚缙云寺的飞檐斗拱之下。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的重要一站，缙云寺这座始建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佛教名刹，其大雄宝殿的抬梁式木构架、清代重建的三重檐歇山顶，以及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为研究西南地区宗教建筑演变提供了珍贵样本。
这帧摄于1939年10月31日的珍贵影像，将中国营造学社在白崖崖墓考察的历史瞬间定格成永恒。画面中，梁思成（左）手持蔡司测绘仪俯身观察墓道结构，当地向导杨枝高（右）立于崖壁裂隙处指引方位。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中最具挑战性的田野作业，白崖崖墓群的勘察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座开凿于东汉永平年间的大型崖墓，其纵深达15米的多室结构、仿木结构的石质斗拱以及墓室内的宴饮乐舞浮雕，为研究汉代建筑形制与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实物。梁思成在当日的考察笔记中特别标注："此墓前室斗拱采用'一斗三升'技法，与山东孝堂山祠形成南北呼应，足证汉代建筑模数体系已具全国性特征。"
杨枝高作为熟悉当地地形的向导，在考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带领学社成员穿越荆棘丛生的山崖，发现了隐藏在藤蔓中的第七号墓室——这座从未被记载的"三室一厅"结构，其石质藻井上的二十八星宿浮雕，为研究汉代天文观念与建筑艺术的融合提供了全新视角。
这帧定格在1939年11月28日的历史影像，生动记录了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之一刘敦桢先生在梓潼文昌宫考察时的学术剪影。画面中，刘敦桢身着粗布长衫，伫立在文昌宫前檐下。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的重要节点，梓潼文昌宫的考察具有特殊学术价值。这座占地逾千平方米的建筑群，其九开间重檐歇山顶的独特形制、精妙绝伦的藻井斗拱以及罕见的明代建筑彩绘，为研究西南地区建筑演变提供了珍贵样本。
这帧摄于1939年12月7日的珍贵影像，将中国营造学社两位学术巨擘梁思成（左）与陈明达（右）在广元千佛崖前的学术探索定格成永恒。画面中，梁思成俯身持经纬仪测量龛窟标高，陈明达则立于唐代大佛足下专注记录造像题记，两人的身影与千佛崖的雄浑崖壁在嘉陵江畔的薄雾中交织。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中最具文化震撼力的一站，广元千佛崖的考察具有双重学术价值。这座开凿于北魏、兴盛于唐代的佛教石窟群，现存龛窟400余个、造像7000余尊，其"一佛二弟子"的典型组合、唐代双窟并列的特殊形制，以及窟檐建筑的仿木构特征，为研究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与建筑演变提供了罕见样本。
这帧摄于1939年12月13日的珍贵影像，将中国建筑史学泰斗梁思成先生定格在苍溪烟崇寺的飞檐斗拱之下。
这座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禅宗寺院，其单檐庑殿顶的雄浑形制、七铺作双抄双下昂的复杂斗拱结构，以及保存完好的唐代壁画，为研究中国早期木构建筑提供了罕见的实物标本。梁思成在当日的考察笔记中写道："烟崇寺斗拱用材之硕大，铺作层之完整，堪称巴蜀唐代建筑的活化石。"
这帧摄于1939年12月27日的珍贵影像，将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渠县沈府君阙前的学术探索定格成永恒。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的重要成果，沈府君阙的测绘具有双重学术价值。这座建于东汉延光年间的子母阙，其高达6.45米的仿木结构石质建筑，不仅是研究汉代建筑形制的活化石，更是破解《考工记》"三材"制度的关键实证。
这帧定格在1939年12月28日的历史影像，生动记录了中国营造学社两位青年才俊莫宗江（左）与陈明达（右）在渠县赵家村西无名阙前的学术探索。画面中，莫宗江俯身持平板仪测绘阙身浮雕，陈明达则立于三层台基之上专注记录铭文。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中最具挑战性的田野作业，赵家村无名阙的勘察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座建于东汉建安年间的仿木结构石阙，其子母阙形制的独特组合、枋头层叠的斗拱造型以及阙身上的车骑出行浮雕，为研究汉代建筑艺术与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实物。
这张定格在1940年1月4日的历史影像，捕捉到中国营造学社三位学术巨擘在南充西桥的珍贵瞬间。画面中，刘敦桢先生（左）目光如炬地审视着这座始建于宋代的石拱桥；莫宗江（中）与梁思成（右）置身桥洞之下，正以专业仪器丈量着券拱的弧度。
梁思成（中）、陈明达（左）、莫宗江（右）考察南充桥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的重要节点，南充西桥的测绘具有特殊意义。这座历经七百年风雨的古桥，其独特的五孔联拱结构与红砂岩石质，既体现了巴蜀工匠的智慧结晶，也为研究西南地区桥梁建筑演变提供了实物标本。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中特别提及此次考察，称其"为破解古代石构建筑营造法式提供了关键实证"。
这帧摄于1940年1月8日的珍贵影像，将中国营造学社青年学者陈明达在蓬溪宝梵寺的考察场景定格成永恒。画面中，陈明手持蔡司显微镜观察梁枋彩绘。
这座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明成化二年的佛教建筑群，其大雄宝殿的九脊殿形制、七铺作斗拱组合以及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西方境》，为研究明清时期宗教建筑艺术提供了罕见的实物标本。如今，宝梵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然在嘉陵江畔静默伫立。
这帧摄于1940年1月18日的珍贵影像，将中国建筑史学泰斗梁思成先生在大足北山佛湾的学术探索定格成永恒。这座始建于晚唐景福元年的佛教艺术宝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正以最原始的姿态等待着现代学术的唤醒。
作为川康古建筑调查中最具震撼力的发现，大足北山佛湾摩崖造像的勘察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梁思成艰难跋涉至此时，这片绵延500米的崖壁上，86窟龛窟仍掩埋在藤蔓荒草之中。
这帧摄于20世纪40年代的珍贵影像，将中国建筑史学泰斗梁思成先生定格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室中。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流亡地，这座由东岳庙改造的营造学社工作室临时研究机构，见证了梁思成在油灯下完成《中国建筑史》初稿的艰辛历程。
此次调查首创性地将现代建筑学的测绘技术与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传统建筑领域，运用经纬仪、平板仪等专业工具建立起三维数据模型，为中国地域性建筑研究确立了现代学术范式。在随后的数年里，这些浸透汗水的田野记录如同建筑史学的基因链，不断填补着《中国建筑史》的空白章节，使这部学术巨著从粗粝的骨骼逐渐生长出立体丰盈的血肉。
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沧桑的影像时，看到的不仅是褪色的老照片，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山河破碎中守护文明火种的学术勇气。他们用双脚丈量历史，以匠心重构记忆，在西南的群山深谷间，为中华文明的建筑谱系写下了承前启后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