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央恢复六大局，宋任穷从二机部部长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负责东三省的党政军工作。

他的主要精力在地方，担任军区第一政委更多是挂职，并不参与日常工作，而军区政委赖传珠负责日常工作。

说到宋任穷与赖传珠可是老同事了，俩人不仅资历不分伯仲，而且都是正兵团级上将。但是俩人在战争年代都是政工干部，但工作侧重点不同。

宋任穷从抗战开始后，工作重心在地方，担任冀南军区司令、政委，以及解放战争时从野战纵队调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军区政委，安徽省委书记、南京市副书记等职。解放后，更成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

赖传珠不一样，战争年代从没有离开部队，而且一直抓军队工作，抗战时期担任新四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解放战争担任山野1纵政委，东野6纵政委、兵团政委等职。

解放后，赖传珠调任新成立的总干部部担任第一副部长。

1954年，各大局、大军区干部调动，宋任穷调去北京工作，担任三大副职，中央副秘书长兼中组部副部长、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哪个职务都不低，前两个都是老首长的副手。他之所以被调去总干部部，是罗荣桓的建议。

当时总干部部有两位副部长，四野出身的赖传珠，一野出身的徐立清。调二野出身的宋任穷来，也有平衡山头的作用，而且军队马上要实行军衔制度，工作量很大，而且他过去负责过干部任免工作。

他被任命为第一副部长，赖传珠也是第一副部长，等于说他俩并列第一副部长，但宋任穷排在前面。

从职务来说，宋任穷在解放战争时，挂职过华野副政委，解放后担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这或许是主要原因。

俩人在一起搭班子工作2年左右，完成全军授军衔工作后，1956年主动要求外调，本来打算去地质部，后改为二机部负责原子能工业，离开军队。

赖传珠在1958年调去北京军区担任政委，当时总干部部撤并到总政治部下辖二机部。1959年，沈阳军区军政调整，赖传珠调去沈阳军区任职。

相比之下，赖传珠比宋任穷早到东北工作一段时间。

1960年，俩人都在东北工作，一个抓地方，一个负责军区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