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的苏区，国民党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少 70 万民众惨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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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他们在当地兴办村学，看似重视教育，实则传播封建迷信，以善恶报应、伦理纲常来诠释贫富差距，将剥削关系合理化，还竭力瓦解苏区群众的团结，激化民间矛盾，妄图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
国民政府察觉到统治危机后，在苏区设立绥靖区，试图通过弱化剥削、安抚民众来稳定局势，推行减租减息，打击土豪劣绅，宣扬合作互助。
但由于蒋介石依赖地主、财阀上位，绥靖区管理者多为地主阶级，旧制度不仅未被破除，反而被强化，保甲连坐制度愈发严苛，文化建设也依旧围绕封建纲常展开。基层地主以利益受损为由向中央索要补贴，绥靖区沦为福利指标和拉拢军阀的工具，民生政策大多不了了之，百姓所受剥削丝毫未减。
蒋介石
1936 年 6 月，江西南部山区，红军突然现身，打开地主粮仓分粮后迅速撤离。
村民起初不敢动用粮食，后来发现地主因惧怕游击队，剥削行为有所收敛，被抓去当壮丁的村民也因游击队伏击而得以逃脱。村民们由此意识到，红军是黑暗中的希望，于是开始自发为红军送补给，不少青壮年还加入了红军队伍。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发展不靠财阀权贵，能够坚定地走群众路线。
早期在敌占区打土豪分田地时，百姓分得的财物很快就被国民党夺回，百姓还会遭到残酷惩罚。加上敌人疯狂围剿，红军处境极为艰难，缺衣少食，甚至有人饿死，部分意志薄弱者还沦为叛徒。
但即便如此，仍有百姓、地下党和游击队家属冒险送粮，让游击队得以艰难存续。
1936 年，两广起义如平地惊雷般爆发，陈济棠、白崇禧与蒋介石因抗日主张的分歧而剑拔弩张。这一激烈的矛盾，竟意外地为深陷困境的南方游击队撕开了一道希望的口子，敌人对游击队的封锁出现了松动。
两广起义
陈毅当机立断，凭借着卓越的领导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迅速将散落各处、如星星之火般的游击队汇聚起来。
陈毅
在他的精心指挥下，游击队员们如同猛虎出山，以顽强的斗志和无畏的勇气，接连取得了几场关键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在群众工作方面，红军灵活应变，调整了策略。他们不再采取直接抄没地主家产的激进方式，而是巧妙地与地主周旋，适度地向其索要钱粮。这些来之不易的物资，一部分被分发给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苦百姓，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红军的关怀；另一部分则补充了游击队的给养。
同时，红军严正警告地主，必须减轻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否则必将再次登门 “拜访”。这一举措既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又避免了过度激化矛盾，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红军借此东风，在南方各地建立起多个游击区，群众纷纷踊跃支援，队伍也在不断壮大，革命的火种越烧越旺。
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凭借着权谋与手段，迅速瓦解了军阀之间的矛盾，随后便将矛头再次对准了游击队。他调集重兵，对游击区展开了更为严密的封锁，强行将游击区附近的百姓迁离故土，妄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大山被封禁，飞鸟难渡，但军民之间深厚的情谊却坚如磐石。百姓们冒着生命危险，以砍柴、采药等为掩护，将粮食、食盐、药品、报纸等重要物资巧妙地藏在竹竿、鱼篓甚至裤腰里，趁下山之际，悄悄放在事先约定的隐蔽地点，为游击队送去了宝贵的支援。
1936 年底，蒋介石再次增兵，对游击区展开了地毯式搜山，妄图一举消灭这支让他如鲠在喉的革命力量。陈毅、项英不幸被困梅林山区的山洞中，长达二十多天。
在弹尽粮绝、生死一线的绝境下，陈毅怀着视死如归的豪情，于 12 月 12 日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准备从容就义。
命运的转折总是如此奇妙，就在同一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军不得不匆忙撤围。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方的国民党军队并未放弃对游击队的围剿，反而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但游击队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灵活的战术和群众的支持，一次次化险为夷。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南方三年游击战才终于落下帷幕。
在这艰苦卓绝的三年里，红军在物资极度匮乏、装备简陋的情况下，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叛徒的出卖，始终坚守信念，在深山密林中浴血奋战。
他们的英勇抗争，不仅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为长征和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还积累了丰富的敌后游击战经验，为日后的抗日斗争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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