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作者：刘小川
在上一节，我们讲述了鲁迅以笔为戎，通过小说和杂文启迪民智、唤世救国。由此，我们也看得出，鲁迅的骨头很硬，挺直了腰杆要和黑暗的世道搏斗到底。
那么，在这一节中，就让我们近距离来看看鲁迅骨子里的这份倔强。
硬到骨髓里
很多人很喜欢美国的海明威，觉得他是硬汉的代表。一句“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让他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偶像。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坛也有自己的“硬汉”，那就是鲁迅先生。
刘小川说，鲁迅先生硬到骨髓里去了。 这话说得很是公允，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鲁迅先生的一生，那“硬”字再贴切不过。
很多人提起鲁迅先生，就会想到他那张刚正不阿、硬气十足的脸。两道粗眉、一撇胡子，像隶书的“一”字一样，浓墨重彩地写在脸上。头发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立着，每一根看起来都是那么地桀骜不驯。最让人移不开眼的，则是他那双坚毅不屈的目光。这张脸非常地鲁迅，朱自清第一次见到鲁迅，就觉得，“看了他的脸，就好像重读了一遍《呐喊》的自序。”陈丹青只是看了看鲁迅先生的照片，就惊叹鲁迅先生的长相，非常地文如其人，“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
鲁迅先生不仅仅长得很“硬”，生活习惯也和“硬”字息息相关。他的夫人许广平曾对萧红说：“周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背向权势的鲁迅
不过，最让人熟知的，还是鲁迅先生的硬骨头。毛泽东这样评价道鲁迅先生，“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背向权势”，一生都不肯和黑暗腐朽的当权者同流合污。
辛亥革命时期，鲁迅发现，革命只是一副假象，新政府的首领不过是剪了辫子的封建者。对此，他痛心疾首，写文章针砭时弊，与权势者站到了对立面。那时绍兴城一度盛传，新政府的首领要派人暗杀鲁迅。鲁迅母亲十分担心，让他到乡下去躲躲，可鲁迅却不走，不仅不走，夜里还打着灯笼上街，并在灯笼上写上大大的“周”字，怕敌人不知道是自己。
后来鲁迅受蔡元培赏识，调到教育部，成了部委的公务员。手中有了权力，找他的人也就多了起来。如果鲁迅想在官场中谋个前程、搭建个利益网络的话，其中会有很多机会。可鲁迅对这些毫不在意，他实在是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
后来，鲁迅名声大振，更成了世人追捧的对象。初到中山大学，学生、老师、富人、名流等来者不断。国民党的头面人物陈公博、孔祥熙、戴季陶等人，也纷纷请吃饭，送礼物。高官来访，前呼后拥，鲁迅却始终淡淡的。请他赴宴的阔人们排着队，他不耐烦，在门上写了四个浓墨大字——概不赴宴。如此宣言式的拒绝，中国知识界百年唯一。连蒋介石想见鲁迅，鲁迅也拒而不见。
这些达官显贵们，鲁迅先生是不感兴趣的，哪天突然感兴趣了，那说明鲁迅要写文章揭露他们的丑行了。对一个思想者来说，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是不可想象的。鲁迅也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接受各种身份标签，他将这些通通视为“捧杀”。在鲁迅的词典中，“阔人”是个贬义词。
后来蒋介石把屠刀挥向广东，在广州搞“四一五”大屠杀。中山大学半夜被包围，几十个进步学生被军人抓走。鲁迅对当局者失望至极，愤然辞职。面对校方的上门挽留，鲁迅站在门内，对着门外说：“周先生不在家。”
之后他决计离开广东。即使一年几千块大洋的工资，他也不屑一顾。鲁迅在北京、在广州、在上海，从来不与高官巨贾交游。拒绝权豪如此彻底，不容商量，不带一丝苟且，在历代大文豪中是绝无仅有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东三省。蒋介石的一句“绝对不抵抗”，导致东北长期沦陷。1932年，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态度鲜明地和国民党当局站到了对立面。这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的记恨，第二年的6月，民盟总干事杨铨就国民党被特务暗杀。据说，鲁迅当时也已被列入暗杀名单。但他毫不畏惧，仍旧高调地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那天，他没有带钥匙，直接表明了赴死之心。
之后，炮火时常威胁着鲁迅的寓所，迫使他几度出走。他们一家十个人挤在一家书店的楼上，席地而卧，在寒冷中度过了36天。郁达夫等人到处找他，找到他时，鲁迅开玩笑说：“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之后，鲁迅决定不再躲避，也不搬家，他写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以杂文救世的硬壳战士
鲁迅的硬，更体现在他的文章里。鲁迅曾对好友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种种黑暗，这黑暗的根原，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所以，战士鲁迅拿起他的战斗武器，对朽烂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他的杂文涉及非常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有人在评价鲁迅的作品时写道：“最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虽然是他的小说，但鲁迅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究其原因，无疑因为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更加适合于鲁迅的战士本色和中国社会的迫切要求。”就像郁达夫所说，鲁迅的杂文如投枪、如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他先后用了一百四十多个笔名，打一枪换个地方。像个伟大的战士一样，迂回作战。
鲁迅尖锐地批判统治者：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
鲁迅尖锐地批评中国的人性，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鲁迅还拿自己开涮。他在《灯下漫笔》里写道，在袁世凯执政的晚期，纸币突然发生了挤兑风潮，“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当他把一包现银拿在手中，心里感觉欢喜时，突然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最后，鲁迅感叹，古往今来，我们的时代不过只有两种：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刘小川说，鲁迅是位伏尔泰式的中国作家。他一生都在关注国家的命运、关注贫苦又愚昧的民众。人间一切邪恶，他都横眉冷对，用文章对它们进行猛烈地抨击。可事实上，他比谁都爱这个国家，他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哪怕被同时代的人攻击、威胁，他也笔耕不辍，从未放弃战斗。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身为中国的脊梁，就要挺直腰杆，就要敢于和那些时代的糟粕决裂，敢于抨击社会中的黑暗和不公，敢于为这个国家奔走呼号。而鲁迅先生自己，就是这样的“中国脊梁”。
鲁迅的硬，也有盲点
鲁迅一身硬骨，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一种决绝的态度。但这点在刘小川看来，却是鲁迅思想中的盲点，觉得鲁迅先生反封建也有反过头的地方。而这主要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把汉字、汉语视为民族衰弱的病根；二是烧毁祖父的日记。
先说这第一桩。鲁迅对汉字和汉语一向不满，他把汉字、汉语视为民族衰弱的病根。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譬如你觉得这屋子太暗，想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说愿意开窗了。所以，鲁迅认为，要进行社会改革，要推倒旧文化，就干脆把汉字汉语都推倒重来。
刘小川认为，这是鲁迅思想中的最大盲点。鲁迅生长于旧文化旧风俗，呼吸着“旧空气”，他是鉴别“旧文学”的一流高手，“旧体诗”的造诣也很高，他的文笔更是得益于“旧文学”的滋养。所以，鲁迅与旧，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纠缠。“旧文化”、“旧文学”滋养了他，他却忽视了那些文化中的精华，只想着全盘否定。我们虽敬爱鲁迅，但也要正视他思想中的不足。
第二桩事就是烧毁祖父日记。前面我们提到，鲁迅祖父科举出身，本身也是满腹经纶。和古代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有写日记、写随笔的习惯。祖父临终前发着高烧，还坚持在记日记，一直记到了临终前一天。那些日记堆起来，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堆，字迹工整，一本一本线装得很好。
看得出，这是祖父极为珍视的东西。但当鲁迅回故乡卖祖屋，却将这些日记一把火全烧了。在鲁迅眼里，这些不过是封建糟粕。可刘小川觉得，鲁迅祖父的日记，肯定有很多家庭、官场、科场、社会的记录，很有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一把火烧掉，实在是可惜。
但瑕不掩瑜，不完美反而更让鲁迅变得真实。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鲁迅身上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让他出现在任何场合，都会显得卓尔不群。背向权势的他，自身携带强大的气场。这就是一身傲骨、一身硬气。这是属于鲁迅的独特的气质，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最缺少的精神气质。感谢鲁迅，以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为那个黑暗的时代，带来了思想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