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王晶导演的一部电影《金钱帝国》，描写了上世纪6、70年代，英国管制下的香港一段黑暗时期。里面关于香港贪污的描述并无夸张，当时香港各行各业的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金钱帝国》剧照

20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便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尽早获取公共服务，都被迫采取“走后门”的方法，而这种环境则助长了贪污的歪风。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入院前，要收取“茶钱”；消防队救火要收“开喉费”，收钱后才会救火，否则他们到达现场后只是站着不动，眼睁睁看着大火吞噬一切。

而警队更是贪腐的重灾区，单单在1963年至1973年十年间，香港警员贪污的总金额达100亿港币，约相当于2009年的5000亿港币。受贿的警员包庇黄、赌、毒等各种非法罪行。社会治安和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市民饱受贪污的祸害，却敢怒不敢言。

一些有识之士不忍看到香港的贪腐环境继续恶化下去，他们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打击贪污腐败行为。此时，“葛柏案”的发生，彻底改变了香港的大环境。

葛柏是英国人，技术职务是总警司，行政职务是香港警务处九龙区副总指挥官，实际主持分区工作。葛柏从警22年来，立功无数，曾获得港督和英女王嘉奖，身份地位十分特殊。

葛柏

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超过430多万港币的资产，而他入职以来，总薪金应为89.19万港元。警方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17条第一节，要求葛柏解释收入来源，并禁止他离境。但是1973年6月8日，葛柏却以警方证件进入机场禁区，避开出入境检查后逃回英国。

葛柏受贿的马脚早在1971年便已显露出来。当时加拿大有关部门对于一笔存在加拿大某银行的1.2万加元存款产生怀疑。这笔存款的户主名叫“卓柏”，身份是外交官，实际是香港的一名警察。加拿大方面将此事通报给香港，设在警署内的香港反贪污室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在与专案组斗了两年后，葛柏自知后力不济，便想出一个办法：提前退休。警务处意识到，只要他退出警界，专案组遇到的阻力便会减小，破案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批准他于1973年7月退休。葛柏立即着手转移财产，他为自己设计好的后路是去加拿大。

葛柏受贿并逃离香港的消息被报界捅出后，香港市民义愤填膺，纷纷上街游行，打出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那些长期呼吁要建立一个独立反贪机构的人也开始四处活动。

面对巨大的压力，时任港督的麦理浩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百里渠用很短的时间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建议改变反贪室因隶属于警察部门而根本无法独立侦查的局面，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实施更为严厉的反贪污法。

港督麦理浩非常重视这份报告，又在立法局会议上提议设立一个独立的肃贪机构。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廉署直属于香港总督，其它任何机构及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这就使得廉署拥有了很大的权力。

葛柏的档案被迅速从反贪室转至廉政公署，这是廉署的第一案。

1974年，从葛柏的寓所里被搜出三个账本。对账本进行分析后，专案组发现葛柏收受贿赂的范围遍及九龙、新界各区及离岛，涉及的单位达到3000余家，包括舞厅、妓院、麻将馆、鸦片档等各种黄赌毒馆所，受贿总额不少于430万港币，这个数字让办案人员惊呆了。在上世纪70年代，拥有如此巨额财富者，在香港也算是富翁了。

为了找到葛柏犯罪的人证，廉政公署花费了好几个月，希望有关人员能够出面指证葛柏，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就在此时，廉政公署得知湾仔警署一名华籍警司郑汉权曾向葛柏提供过2.5万贿款，便拘捕了郑汉权，经过一番激烈较量，郑汉权表示同意做廉署的污点证人。

正是凭着这2.5万元贿赂的证据，廉政公署向英国当局提出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受审。1975年2月17日，葛柏被押回一个多月后，香港维多利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最终，法庭认定葛柏受贿2.5万元罪名成立，判其入狱4年。

对于这样的裁决结果，普通的香港市民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就法律意义上而言，主审法官杨铁樑认为，这已经是香港法律史上一次不小的胜利。因为第一次因贪污罪将一名高官送入了监狱，在香港的反贪史上，开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先例，也为后来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反贪工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廉政公署的成立，对于香港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市民对贪污的态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积极的举报，孕育出一个廉洁的社会。据国际调查机构评定，香港近年来在亚洲地区的廉政程度一直位列前三名，也是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香港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内外，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