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看似偶然。

其实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84年10月的一天，上海监狱里的一名在押犯写了一份检举材料，总共只有15个字：”我听张某某说，有个女青年被糟蹋了。“

在押犯在写检举材料时特别强调了一点，她只是听说，详细情况一概不知，但关于张某某的情况知道一些，她是卢湾区某服装店的女营业员。

于是，这份检举材料被迅速转到了卢湾区公安局。

根据在押犯提供的线索，庐湾区公安人员很快找到了女营业员张某某。张某某证实，在押犯所检举的确有其事，但她也只是听那个被害的女青年说过，具体情况并不知道。

公安人员问，你能提供那名被害女青年的具体情况吗？

张某某点了点头，随后说出了被害女青年的姓名和住址。

找到这名被害女青年后，公安人员先做思想工作，要她不要有精神负担，接着便请她详细讲一讲遭侵害的经过。

被害女青年含泪哭诉说，那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她陪一位玩得好的女伴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那个地方她从未去过，只依稀记得女伴带她上了26路无轨电车。在离徐家汇不远的地方下车后，左拐右弯，走进一条僻静的弄堂，来到一幢楼房。舞会是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大约20来平米。舞伴全都是陌生人。大家跳了一阵子，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邀她上楼，起初她不愿意，但那个男青年不依不饶，她摆脱不掉、稀里糊涂地跟着他来到了四楼的一个房间。之后，一个30多岁的男人就上来了，并且反锁了房门······

公安人员问，那个20多岁的男青年和30多岁的男人，有什么特征吗？

受害女青年说，跳舞时，听到有人喊那个20多岁的男青年叫”小鸽子”。那个30多岁的男人，胖胖的，戴着眼镜。

公安人员又问，你记得走进的是哪条弄堂，那幢楼的门牌号是多少吗？

受害女青年掩面痛哭，一个劲地痛苦摇头。

公安人员理解受害女青年的心情，也许是痛苦抹杀了她的记忆。之后，公安人员陪同受害女青年登上了26路无轨电车。在离徐汇路不远的地方下车后，受害女青年领着公安人员朝前走，慢慢地，她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找到那条弄堂，锁定那幢楼之后，公安人员随即走访了当地的里委干部。里位干部证实，那幢楼房里的确经常举办“家庭舞会”，附近的邻居曾反映过，每当那楼里举办舞会时，楼前总是停满了摩托车、自行车，许多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经常玩到夜里三四点。

根据这些线索，公安人员继续朝下挖，并且很快查明：这幢楼二楼的住户，叫陈冰郎；四楼的住户叫陈小蒙。他们是高干子弟，兄弟俩，父亲是上海颇有声望的高级干部陈其五。舞会是在陈冰郎的房间里举办的，而女青年受害的场所则在陈小蒙的房间。当时，陈冰郎尚未结婚，陈小蒙虽已结婚，但他当时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住校，妻子一直住在婆婆家，所以二楼、四楼都空着。

案情挖到这一步，确定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是否就是施暴者，就成了最为关键的环节。

公安人员将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的照片拿给受害女青年辨认，受害女青年一眼就认出，胖胖的戴着眼镜的陈小蒙，就是向她施暴的罪犯之一。

那陈冰郎是不是引她上楼的“小鸽子”呢？

受害女青年肯定地说，他不是那个“小鸽子”。

鉴于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的身份比较“特殊”，加之案情还有深挖的必要，公安人员没有立即对陈小蒙、陈冰郎两兄弟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小鸽子“身上。

经过一番大范围的摸排走访，公安人员在某菜市场找到了一位曾到陈家跳过舞的女营业员。这名女营业员告诉公安人员，她认识“小鸽子”，他真名叫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的工人，平常跟许多女青年都有来往，因为姓葛，大家都习惯叫他“小鸽（葛）子”。

掌握了这条线索，1984年11月24日，公安人员决定对“小鸽子”收容审查。

在审讯室里，面对预审员威严的目光，凌厉地追问，“小鸽子”经过短暂的挣扎，彻底垮掉了。

他交代说，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是高干子弟，有身份又有条件，无所不能。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羡慕，深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两个朋友而庆幸，所以情愿受他们利用，经常以各种理由，骗女青年到他家跳舞。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好像自己的路子粗了，本事也大了，即便惹了事，犯了罪，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政府也不会管。

除了交代和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的交往过程，“小鸽子”还交代了一个重大内幕，他们这个犯罪团伙，除了陈家兄弟俩，还有胡晓阳、陈丹广，康也非，尤其是胡晓阳，他爸就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

案情越滚越大，考验正义的时刻到了。

陈小蒙的鼻子很灵敏。

“小鸽子”刚被收容审查，他就嗅到了风声。

1984年11月26日，陈小蒙从上海给正在广西南宁出差的单位领导，《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挂去了长途电话。

在电话里，陈小蒙告诉总编，他打听到广州有一套录像设备，价格很实惠。他准备飞一趟广州，替编辑部商购这套设备。

很显然，这是陈小蒙暂避风头的诡计。

总编听到这个说法，很明确地说，这件事还需要商量，等他回来再说。

陈小蒙很失望，正要挂断电话，总编在电话里问，你是在编辑部挂的电话吗？

陈小蒙撒谎说，我在新华社挂的电话。

总编说，那请你找一下张同志。

陈小蒙撂下电话，过了一会儿，拿起电话应付总编说，张同志出去了。

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十分钟后，总编忽然接到张同志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在电话里，张同志说，陈小蒙在家里给我挂电话，说你有事找我······

总编听了，顿时对陈小蒙产生了怀疑，他不说是自己在新华社吗，怎么又跟张同志说在家里呢？

对于陈小蒙的异动，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掌握得一清二楚，负责监听的侦查同志还发现，陈小蒙除了从家里给总编挂电话，还给正在深圳的同伙胡晓阳打了一个长途。陈小蒙告诉胡晓阳，小心点！上海公安已经动手了！

通过这两个电话，卢湾区公安人员判定，收容“小鸽子”已经打草惊蛇，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陈小蒙很可能溜走。

事不宜迟，卢湾区分局领导严正表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尽快搞清案情，严肃处理。

意见上报到卢湾区政法委员会、市公安局，批示很快传达下来，对陈小蒙、陈冰郎等人立即进行收容审查。

11月30日，公安人员兵分两路，执行拘捕陈氏兄弟的任务。

陈小蒙没有料到公安会来得这么快。这一天晚上九点，当公安人员敲开门时，陈小蒙站在原地，脸色煞白，半天没有动弹。

陈小蒙的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丈夫犯了罪，见公安要带丈夫走，她还上前客气地说，今天有些晚了，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再谈吧，好吗？

公安没有当场揭穿陈小蒙，直接将他带走了。

几乎同一时间，另一路公安人员来到某专科学校，拘捕了正在那里”进修“的陈冰郎。

让公安人员感到震惊的是，陈氏兄弟刚被押到卢湾区公安分局，有消息灵通人士就打来了电话，要求对陈氏兄弟多加”关照“。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能量？

原来，陈氏兄弟的后面还站着背景更加深厚的胡晓阳。

对于胡晓阳的问题，在拘捕了陈氏兄弟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毫不含糊，当场撂下狠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人不抓，还要我这当公安局长的干什么！排除一切干扰，严格依法办事，继续组织力量，抓紧突破！“

胡晓阳很狂，自始至终，他不相信上海公安敢来碰他。

1985年1月23日，上海公安得到消息，胡晓阳已经登上飞机，随同到深圳参观的父亲一起回上海，准备在上海过年。

上海公安了解到，胡晓阳在上海，基本不在家里住，而是常住在衡山宾馆。于是，从这一天的下午一点开始，离康平路只一箭之遥的高级宾馆——衡山宾馆，即处在了公安人员的密切监视之下。

然而，让公安人员感到困惑的是，在随后的近三十个小时里，确定已经返回上海的胡晓阳却没有出现在衡山宾馆。

难道是他又得到了内部消息，躲藏到其他地方去了。

考虑到这次抓捕绝无走漏风声的可能，公安人员决定继续埋伏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

24日晚间7点，当夜幕再度降临时，公安人员发现有一个穿着防雨面料滑雪衫的男子，从一辆轿车里跳出来，径直钻进了衡山宾馆。

经过辨认，此人正是胡晓阳。

考虑到晚间进出宾馆的旅客较多，公安人员决定晚间十点敲门抓人。与陈小蒙的反应不同，当三名公安人员出现在面前，并且出示收审证时，胡晓阳显得十分轻松，当被戴上手铐时，他甚至扬言，上海的拘留所关不了他三天。

在审讯室，公安人员首先要求胡晓阳交代自23日以来的行踪。

胡晓阳嚣张地说，23日晚上，他在静安宾馆吃的晚饭。晚饭后，又去上海宾馆打牌去了。牌打够了，又坐小轿车，到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厦跟朋友吹了一夜的牛。吹累了，就回衡山宾馆吃饭睡觉来了。

好一个八十年代上海滩的”衙内“，三十几个小时竟然连逛了四家高级宾馆，可想而知，他的生活有多么的骄奢腐败。

胡晓阳落网之后，仅隔了两天，该犯罪团伙另一成员康也非，在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落网；剩下一个陈丹广，因为他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船员，当时正在海上航行，上海公安只好给他预留了一副手铐，1985年2月15日，”清河城“号远洋货轮在上海浦东高庙刚一靠岸，陈丹广就被拷走了。

从1984年10月间的那封只有15个字的检举信开始算起，短短四个月，陈小蒙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全部落网，消息传开，舆论震惊。

但上海人议论最多的还是陈小蒙。

因为他太典型了。

他的堕落太灭绝人性、不可思议了。

要讲陈小蒙，首先要讲他的父亲陈其五。

陈其五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的身份，投身革命。陈其五的本名叫刘毓珩，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刘少奇派他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由于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风云人物，国民党对刘毓珩这个名字很熟悉，于是刘少奇要求他改名换姓，以适合做秘密工作。其五这个名字，是刘少奇亲自给他取的，他的母亲姓陈，为了纪念自己的革命生涯，后来他一直沿用陈其五这个名字，子女后来也都姓了陈。

抗战时期，陈其五先后担任过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1942年9月，在豫皖苏边区的洪泽湖畔，陈其五与爱人结婚，主婚人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

陈小蒙的母亲后来曾跟儿女们回忆，我与你们父亲举行的是革命的婚礼，只花了两元边币，请大家吃了顿面条，吃了几个梨而已。把高梁秆子铺在床板上，把两个铺盖卷放在一起，就算是新房了。

解放战争时期，陈其五先后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那时候，第三野战军的通令、布告、《拂晓报》的社论，大多出自陈其五的笔下。尤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12月，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是他起草的。后经毛泽东审阅，做了几处修改，此文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广为流传。

1949年在上海解放的枪炮声和秧歌、腰鼓声响成一片的胜利时刻，陈其五的次子呱呱落地，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孩子就是陈小蒙。

1950年代、60年代初，陈其五历任上海要职，主管文化宣传教育，一帆风顺。那时候，陈家是典型的革命干部家庭，父亲艰苦朴素，子女奋发向上。

陈小蒙的母亲曾讲过，在她的子女中，陈小蒙是最聪颖的，从小就喜欢写作，一家人曾对他寄予了厚望。

1962年，13岁的陈小蒙曾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我在东海前线》的散文，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与热血。

“前沿阵地到了。这儿就是祖国的大门，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一到这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儿的一切多么严肃，多么紧张啊！对面就是敌占岛屿，它离我们只有两千米，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落下过多少美国炮弹，曾经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光荣地献出他们的青春。前线，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名字啊······”

然而，人间正道总是沧桑的。

1963年，陈其五遭到罢官，随后陈家从康平路搬出，来到了上文受害女青年提及的那条弄堂——那幢房子本是一位花匠住的，陈家一家三代十来口人，搬进来后拥挤在两间屋子里，陈其五夫妇住在二楼，岳母带着孩子住在四楼。

此后，陈家经历了漫长的长达十八年的苦难。

外婆患急病，无人救治，死了；妹妹樱桃，被人粗暴地从四楼推下，瘫痪多年后也死了；爸爸被关了起来；妈妈在扫马路；哥哥被分派到辽宁；大嫂在安徽；大姐在新疆；妹妹在湖北；弟弟陈冰郎在江西农村插队；陈小蒙自己也是一样，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畔的虎林接受“再教育”。

拥抱苦难，与苦难达成和解的人，重见天日，会变得高尚而悲悯。

仇视苦难，对苦难耿耿于怀的人，一旦摆脱，会变得丑陋而卑鄙。

陈小蒙似乎属于后者。

1972年年底，父亲的境况有所好转后，陈小蒙从黑龙江调到了安徽，在合肥工业大学“生产指挥部”当工人，当采购员。

然而，对于命运的这股春风，陈小蒙的内心却是不领情的，他认为命运对自己依旧不公，他应该回到上海去。

为了摆脱不公，年近三十的陈小蒙开始发奋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上大学。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陈小蒙那里，这所有的发奋都成了他后来宣泄的借口。

1978年，陈小蒙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候，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他自认为已将不堪回首的过往狠狠地踩在了脚底。

1979年，陈小蒙在那条弄堂里结婚了，因为家中困难，没有钱，学过木匠的弟弟陈冰郎自告奋勇，为哥哥打了一套简朴的新婚家具。

1981年，历经苦难，陈其五终于“官复原职”，重新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就在这个时候，陈小蒙开始了可怕的剧变。

他认为自己再不是贱民。

肆无忌惮的优越感成了他体内的毒液。

对于自己的堕落，陈小蒙认为是从认识胡晓阳开始的。

1981年春节，陈其五为了争取重新工作，主动去拜访了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胡晓阳的父亲。这一次拜访，陈其五带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儿子，陈小蒙。

父辈谈着革命，谈着工作，两个所谓的“高干子弟”又在谈论什么呢？

很悲哀。

他们谈论的全是女人。

陈小蒙后来在亲笔供词中，这样写道：“我认识胡晓阳。那时，胡晓阳经常请我喝酒，同我谈玩弄女人的经历······渐渐地，我觉得他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实惠，甚至比我深刻。现代社会已越来越开放，人的思想也解放了，男女之间不应再固守那么多的封建信条。······我很羡慕他的经历，觉得自己以前30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认为他已经享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有了胡晓阳的引导，陈小蒙随后结识了“小鸽子”葛志文。葛志文寻花问柳已久，身边竟有一本女青年的花名册，为了巴结高干子弟，他总是骑着摩托车，将一个个女青年送往陈家参加“家庭舞会”。

陈小蒙在供词中说，父亲官复原职后就搬回了康平路，弄堂里的那幢房子就成了我们寻欢作乐的天堂。那个地方，父母不来，单位不知，邻居不管，我们尽可以为所欲为。

更加卑鄙的是，陈小蒙在寻欢之时，竟然将他的文学才华派上了用场。每当侵害一名女青年，他都会饶有兴致地将过程记录下来。胡晓阳也有肮脏的“爱好”，每次犯罪，他都会给女青年拍各种照片。

前前后后，遭他们侵害的女青年有五十多人。

更可悲的是，就在陈小蒙堕落成恶魔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查出肺癌，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984年7月12日，陈小蒙的父亲因病到烟台疗养，陈小蒙的母亲陪同前往。

不料，在烟台，陈父的病情急速转危。

这时的陈小蒙已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记者，在父亲病危之时，他竟然趁机占领了父母在康平路的住所，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大跳”黑灯舞“、”贴面舞“。

康平路是什么地方？

那是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领导人居住的地方。仅隔一层楼板，他父母家楼下住的便是当时上海人民检察院院长。

回想起这可耻的一幕，陈小蒙后来在自供状中说：“我失去了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最可贵的东西——道德和良心。“

1984年9月4日，陈小蒙的父亲，一位历尽劫波的老革命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

张爱萍闻讯，写下了饱含深情的悼诗：

常忆当年同战场，

文思横溢士气扬。

凶邪压顶志犹壮，

革命一生永流芳。

可叹的是，这位老父亲、老革命，至死都不知道两个儿子的恶行。

一贯戴假面，这是陈小蒙另一个既可耻又可恨的地方。

他蒙蔽欺骗了太多的人。

陈小蒙的罪行彻底败露后，《民主与法制》的同事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他们眼中，”陈小蒙为人特别随和、谦卑。见到年纪稍大一点的同事，言必称‘老师’，一点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味道。他的衣着非常的朴素，穿来穿去，就那么两件中山装。而且他的谈吐特别文雅，从不谈及乱七八糟或者有关女人之类的事情。“

殊不知，这才是社会上最为可怕的”两面人“——这种人头戴浩然巾，刻意把脑后遮住，只露出一张正面，却把那丑恶的另一面掩藏了起来。

人格的分裂，一半是因为纵容了欲望，一半是因为亵渎了荣光。

陈小蒙忘却了太多本该铭记的苦难，辜负了太多本该珍重的期望。

1985年10月1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小蒙一案提起公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于1985年11月4日至9日进行了审判。鉴于此案的性质，审理没有公开。

1986年2月20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位置发布消息：昨天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强奸犯、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的罪行，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他们执行死刑的命令，并将这三名罪犯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据说，陈小蒙被枪决的那一天，上海各种报纸很快就被抢光了。

几天后，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陈小蒙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