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咸丰二年（1852 ）十二月三十日，咸丰帝下旨，让湖南督、抚张亮基、潘铎与在籍侍郎曾国藩共同处理湘省练勇之事。

1853年，太平军由广西杀进湖南时，清廷又令两湖督抚劝谕地方士绅兴办团练，协助官兵围剿“长毛”。此时，京官曾国藩因其母病逝回原籍守制（丁母忧）。同年十月，曾国藩再次接到咸丰帝的上谕，要求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犹豫了几天后，在好友郭嵩涛的极力劝说下，曾国藩启程赶赴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湘军志》载， 曾国藩抵达长沙时，张亮基已经将各县练勇调至省城，有新宁勇、浏阳勇、泸溪勇、辰州勇、宝庆（邵阳）勇等，随后张亮基迁升湖广总督，将新宁勇、泸溪勇带至武汉，辰勇、宝勇则交由满人塔齐布编练，实际上由曾国藩直接训练的只有湘勇，也即日后大名鼎鼎的湘军。

曾国藩最初招募并带往长沙整训的勇丁只有1080人，大都是宝庆、湘乡、新化一带的“黑脚杆农夫”，分为3营，中营由最早在湘乡练勇的生员罗泽南管带，左营由王錱管带，右营营官是邹寿章。到当年夏天湘勇已经扩充至8营2700人，罗泽南率3营1000人赶赴江西战场，王錱则率1营300多人开往衡山、桂东、兴宁一带镇压会党武装，邹寿章带领1营到浏阳守卡，防止太平军由赣入湘。这样，曾国藩身边只留下新招募的新化勇1000多人了，由他亲自进行严格训练。

湖南民风彪悍，“匪徒” 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杨率太平军从广西捣入湖南 后，原本遍地都是的天地会（曾国藩在奏折中写成“添弟会”）会众大多投了太平军，并随之而去，然而会党余众还没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红黑会”等江湖社团，名目繁多。这些人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譬如东南部的衡州、永州、郴州、桂阳，西南面的宝庆、靖州，山高地偏，皆是匪徒“卵育之区”。《曾文正公家书（书札）》卷二说：

“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 ”。

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以霹雳手段，方可“显菩萨心肠”。他见这几年发匪、会匪、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惩治他们，才能彻底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饱读圣贤书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风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长沙办理团练时，还组织市民，编成街团，凡遇到形迹可疑之人或所谓的游匪，便立刻捉拿审讯，对那些结伙抢掠的，一旦坐实，便用巡令旗，将其正法。他还在寓所设立审案局，派两名委员坐镇，负责搜捕歹徒或“会匪”，并严加讯问。对平常的混混、地痞，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用严刑峻法吓阻坏人，才能让老实、善良的百姓平平安安地谋生度日，才可保一方安宁。

彼时在《曾国藩家书中》这类私人信件中甚至也出现了连篇累牍的“杀人”指令，如：

“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指太平军），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狝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余......严缚匪党,动与磔死（凌迟）”.。

他还对审案局负责官员刘健德 、严良浚说：

“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

在清廷的默许支持下，曾国藩大开杀戒，对各地的会党或抢匪进行大肆镇压。

最初的太平军主要是两部分人马组成的联盟军，主力部分是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会众，另一部分是洪大全节制的天地会会众。太平军北上路经湖南时，吸引了很大一批天地会会众随其一同杀入湖北、江西、江苏等省，但留在湖南的会党武装仍有着不俗的实力。尤其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湖南各地群众纷纷扯旗反清，斗志分外高昂，群众斗争的烽火遍及湘南和湘西南各地。因太平天国领导层重视不够，太平军攻长沙失利后迅速离湘北进东下了，没来得及联络这些举兵响应的同盟军，才使曾国藩有机会将各地会党起义逐个击破。请看史载：

咸丰二年冬季，浏阳的会党首领周国虞、邓万发、曾世珍等领导的忠义堂暴动被江忠源率领的新宁勇给残酷镇压下去了。周国虞、曾世珍、邓万发等会党头目被捉拿后一律被剜目凌迟。

咸丰三年正月，湘抚骆秉章、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派张荣祖率绿营、湘勇千余人开赴攸县，将洪利父子领导的会党暴动镇压下去，擒斩洪利父子。

同年2月，曾国藩派刘长佑 、王錱、李辅朝等将领率数营湘勇南下常宁，将白沙堡农民暴动武装悉数剿灭，杀戮甚惨。

旋又派张荣组带勇到宜章、桂东、临武，与从广东阳山、江西大庾流窜来的农民暴动军作战，几番激战，将这两股外省流入的所谓“游匪” 镇压了下去，首领皆被擒斩。

天地会首领曹戭、李跃在衡山发起暴动，拥众万余，曾国藩派刘长佑、王錱率湘勇将这支会党武装剿杀殆尽。

三月，曾国藩派张荣祖、夏廷樾带勇将湘南永兴、安仁等地的天地会暴动武装镇压下去，杀戮甚多。

曾国藩在咸丰帝的支持下，绕过湖南官场，撇开一切法令条文和司法机构，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意抓人、杀人，至于严刑拷掠、逼供，更是家常便饭，这位饱读诗书的“三不朽圣人”，在近代史上开了一个最恶劣的先例。清末时有学者指出：

“就地正法之制开于湘乡（指国藩），秦、隋之暴所未有也。不经法司而可以杀人，则刑部为虚设，而民命如草芥也。淫刑已成，惨酷已极，彼尚不肯奏改于贼平之日，而谓其不得已之苦衷可以告天地，质鬼神，其谁信之”？

细究前因后果，感觉这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到咸丰三年三月，经过曾国藩的铁血镇压，湖南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清活动比之前收敛了许多，遂使曾国藩能腾出手来率湘勇出省与太平军作战。

正因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杀戮政策，曾国藩才得以声名远扬，但他得到的似乎并不是对其十分有利的好名声，因此，在咸丰三年初夏之时，曾国藩到处给友人以及臣僚写信，为自己的惨酷镇压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以求得他人理解，平息对己不利的舆论。

曾国藩疯狂的“剿匪”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湖南境内的会党以及农民起义终于被平定了。而曾国藩自己也因杀人如麻而被人称为“曾剃头”，意思是杀人就和剃头一样简单，既形容他杀人很轻易，又表明他所杀的人和被剃掉的头发一样多。因此，《清史纪事本末·湘军陆师之编制》里面有一句话，可谓言简意赅 ：

“一时谤议四起，至有曾剃头之称” 。

“曾剃头”这个绰号并不好听， 对此，曾国藩也是早有预料的，因为他早就在写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过，即使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之人，他仍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以，对“曾剃头”这一含有揶揄、之责之绰号，他也是不敢拒绝，欣然笑纳了。此后，“曾剃头”这三个字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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