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临死不看中医”的佳话实为误传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引文：误诊就是误诊，将西医的误诊掩饰起来，这只能说是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的面子，实在是与真正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的

权健风波愈演愈烈，不可避免地波及了中医药。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消息，中医药管理最近就如何落实中央精神，整治打着中医旗号的养生保健服务乱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打着中医旗号的养生保健服务乱象，早就该下猛药了。如果能进一步厘清关于中医药的各种混乱信息，则更应该是一个利好。

中医药是祖宗留下来的一笔财富，什么时候，中国人对这笔财富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

要么大肆浮夸，要么一笔抹黑，总在两极摇摆，近代名人与中医纠缠的糊涂账是一个教训。

一

民国时期就在争论要不要取消中医

要不要取消中医？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

西学东渐以来，反对中医的声音便不绝于耳，尤其因为一些名人的参与，使这一事件的影响早已超过了单纯的医药界。

受过西方科学文化洗礼的近代名人中，在黄大拿印象里少有人支持中医，诗人、翻译家梁宗岱先生是一个罕有的例外，他不仅力挺中医，更身体力行，坚持采药、制药，为人治病。

而相反的例子则简直不胜枚举：鲁迅因家庭早年的伤痛，对中医堪称深恶痛绝；胡适说中医治病“没有科学根据”，偶尔请一位名中医治了一回病，结果言人人殊，他自己的说辞也前后不一，几乎成为一桩扯不清的公案。

以口无遮拦、喜欢“放炮”著名的傅斯年，当年为了通过“取缔中医”的提案，更差点和反对者动武！

他们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中医？固然由于有人（如鲁迅）曾经深受中医师误诊之害，但更重要的，则应推原到教育背景，傅斯年一句话说得甚为到位，“我是宁死不请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中西医的优劣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注定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因为要让双方都举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似乎都不太难。

就现代中国人而言，不必讳言生病时更多的是去看西医，但并非没有西医师感到挠头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大拿为失眠所困扰，请教了本地权威的西医师，他们都很诚恳地说，除了“安定”药片，西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后来服了几副中药，按中医师所教慢慢调养了一段，居然霍然而愈。

不必凭什么高深的学理，单以经验而论，大概就会明白，中西医都不是万能的，虽然目前西医强势一些，但有些病，中医药疗治可能更具效应。

如果非要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坦率地说，那是过于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毕竟中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其中肯定有一些经验性的东西是自然合乎科学的。

二

讳言西医误诊就是科学态度？

然而近代一些名人为什么偏偏要非常决绝地反对中医？这实际上是近代以降“唯科学主义”思潮君临中国的一个结果。

傅斯年曾经认为，在哈维发明了血液循环之后，还要把人的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简直是对人类知识的侮辱。

傅斯年们就这样用一把“科学”的尺子丈量，觉得中医的理论完全说不通，到处是骗人；为了维护“科学”的神圣地位，他们甚至还会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来。

就拿庸医误诊来说吧，中医会有，西医同样会有。鲁迅父亲被中医误诊，这种椎心之痛是见诸先生的很多文章的，而被西医误诊的名人并非没有，梁启超就是一个。

梁启超当年在协和医院割掉一肾，不久就弃世，系误诊无疑，可是梁先生至死都没有说过当时协和与主刀医生的一句坏话，后来还有人写文章赞扬他以免给反对西医者口实的苦心，夸奖这种“科学的态度”。

其实这哪能叫科学的态度呢？误诊就是误诊，将西医的误诊掩饰起来，这只能说是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的面子，实在是与真正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的。

无独有偶，向来不信中医的胡适曾请中医师治病，后来他几乎连这一事实都要否认，罗尔钢先生分析胡适的心态时说，他认为中医不科学，而中医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

“矫枉过正”，也许这是探究近代名人与中医的关系时常要浮到脑际的一句慨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矫枉过正”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上，他们激烈的“反传统”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

孙中山“临死不看中医”？

说到近代名人与中医的糊涂账，不能不提到孙中山先生。

曾经位居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等要职的王世杰，身后留下了两大册日记。其中记载了孙中山和中医的纠葛。

1964年11月1日，因为本月是孙中山诞辰，媒体采访王世杰，请其介绍孙中山的优长之处，王世杰强调，中山先生最难为他人企及的优点就是“信仰坚定”。论据呢？

王世杰日记记载：“可由彼于临终前在协和医院时，拒绝孙夫人及李石曾诸人推荐中医陆仲安为之治癌一事显示出来。”

称赞孙中山先生信仰坚定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王世杰提供的“宁死不看中医”的论据却未必成立，因为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因肝癌而辞世，王世杰并非随侍人员，其论据只能得自传闻。

幸好当年作为随侍人员的邵元冲也留下了一部日记，查阅《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孙中山由协和医院手术至逝世这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当时的著名中医陆仲安是个多次出现的名字，2月20日，“午前晤陆仲安等，知孙公疾无大变动”，23日，“十一时归，晤陆医生，询孙公之疾”，25日，“午前晤陆仲安医生，谓孙公疾殊属棘手，又谓旧历二十二日宜加注意，……闻之忧痛”……

两相对照，事实真相一目了然。

其实平素不相信中医的孙中山于病危之际没有拒绝陆仲安，完全是人情之常，丝毫无损其伟大，也不能得出与“信仰坚定”相反的论断。王世杰为什么偏要坚信一个传闻，并将其作为孙中山“信仰坚定”的证明？

首先不能忽视王世杰个人因素。王世杰原属中医药的坚决反对者，其长教育部时在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对中医药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后来陈立夫接任一反前议还曾遭到他的严厉批评。

王世杰自己对中医药恶感甚深，牢不可破，于是遂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了。

其次当然应该考虑前述的时代背景。

因为这两个因素，“孙中山宁死不看中医”的传闻经过王世杰等人的传播，为什么会成为佳话，是否已很好理解？

当然，前贤自有其深切命意和良苦用心，不必苛责。

只是时代前进到了今天，的确是国人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取更加平和、理性、客观态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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