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病重，却多次拒绝和毛岸青见面，悲痛道：我不敢见他

1973年深秋，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虽已80岁高龄，却仍然坚持处理国家大事。当时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即便是在病重期间，主席依然关心着国家的方方面面，常常要求她读报纸和文件给自己听。就在这期间，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多次提出想要探望父亲，却每次都被婉言谢绝。对于一个儿子想见病重的父亲，这本是再普通不过的请求，可为何毛主席会坚持拒绝？当张玉凤终于忍不住问出这个问题时，毛主席沉默良久，才缓缓说出：＂我想见，可是又不敢见。＂这句看似矛盾的话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一个父亲会＂不敢＂见自己的儿子？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一、革命年代的生死离别（1927-1930）

1927年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一年的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至此大革命彻底失败。面对白色恐怖，共产党人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

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打破了黎明的宁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人率领二万余人的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队的开端，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就在南昌起义爆发的同时，毛主席正在湘赣边界地区组织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同志惨遭杀害。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毛主席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妻子杨开慧和年幼的孩子们安置在长沙老家。那时的毛岸青才4岁，尚不能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分离意味着什么。

1927年9月9日，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为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留在长沙的杨开慧也并未闲着。她一面照顾年幼的孩子，一面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为了掩护身份，她白天在一所小学任教，晚上则秘密联络同志，传递情报。每当夜深人静时，她常常会给远在前线的丈夫写信，讲述孩子们的成长，以及革命形势的变化。

1928年初，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消息传到长沙后，杨开慧的处境更加危险。国民党特务开始对她的行踪进行严密监视。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杨开慧不得不频繁更换住所，有时甚至要带着孩子们躲在地下室里过夜。

年幼的毛岸青就这样在惊恐与不安中度过了童年的初期。白天，他和兄弟们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在街上自由玩耍；夜晚，他们常常要在母亲的怀抱中，听着外面巡逻的脚步声入睡。

1929年，形势愈发严峻。长沙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杨开慧依然坚持工作，但为了避免暴露，她不得不将孩子们暂时送到亲戚家寄养。这一分离，对年仅6岁的毛岸青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这段时期，革命形势的险峻与家庭生活的艰难，给年幼的毛岸青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些经历，也为后来父子之间复杂的情感埋下了伏笔。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常常会回想起那些在黑暗中躲藏的日子，那时的恐惧与无助，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的烙印。

二、白色恐怖下的至暗时刻（1930-1936）

1930年的深秋，长沙城内风声鹤唳。何健为了打击红军根据地的发展，悬赏一千大洋缉拿杨开慧。10月24日黄昏，杨开慧在返回板仓老家的路上被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捕。

消息传出后，地下党组织立即采取行动，试图营救杨开慧。然而由于敌人严密布防，营救行动未能成功。11月14日，在长沙红星街公园，杨开慧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传到井冈山后，为了保护三个孩子的安全，党组织立即安排专人将毛岸青兄弟转移。经过一番周折，三兄弟先是被安置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党联络点。

在上海的日子里，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三兄弟不得不改名换姓，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生活。当时的上海虽然繁华，但对于这三个失去父母庇护的孩子来说，却充满了危机。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兄弟三人只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常更换住所。

1931年初，考虑到上海的形势日益严峻，党组织决定将三兄弟转移到苏区。在一个雨夜，地下党员化装成商人，将他们带上了一艘开往闽西的商船。然而，途中遭遇国民党军舰盘查，险些暴露身份。

到达闽西后，三兄弟被安置在瑞金的一所学校。这里虽然相对安全，但物资极度匮乏。当时的苏区正面临国民党的重重包围，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十分困难。即便如此，党组织仍然尽最大努力保护这些革命烈士的遗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为了保护毛岸青等革命后代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将他们送往上海，再设法转移到苏联。这次行动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安排了最可靠的地下党员负责护送。

从闽西到上海的路途异常艰险。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检查站，护送人员带着孩子们走了很多偏僻的山路。有时还要在荒郊野外露宿，靠当地党组织提供的有限补给维持。

1935年初，三兄弟终于抵达上海。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立即展开行动，通过各种渠道为他们办理出境手续。这期间，他们暂时寄住在一个地下党员开设的杂货铺里，白天帮工掩护身份，晚上则抓紧时间学习俄语，为即将到来的苏联生活做准备。

经过近半年的周折，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三兄弟终于获得了前往苏联的通行证件。1935年夏天，他们登上了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轮船。这一走，就是漫长的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这段最为黑暗的岁月里，毛岸青和兄弟们经历了生死考验。从长沙到上海，从闽西到苏联，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使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过早地体会到了革命年代的残酷。这段经历，也成为日后父子关系中难以愈合的伤痕。

三、父子重逢与新的希望（1936-1949）

1936年春天，在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毛岸青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信。这是父亲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后写给他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详细询问了他们兄弟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告知了党中央已经到达陕北的消息。

同年秋天，经过党组织的研究决定，已经掌握了基本俄语的毛岸青被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还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进步青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来信的频率明显增加。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依然坚持给远在苏联的儿子写信。信中除了询问学习情况，还经常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

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被迫疏散到塔什干。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岸青和其他留苏学生一起，参加了当地的防空值勤和后勤保障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对战争的残酷有了更深的认识。

1942年初，为了加强对留苏学生的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专门成立了留苏学生党支部。毛岸青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党员生涯。

1946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调回一批留苏学生回国工作。4月的一天，毛岸青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轮船。这一别就是整整十年，当年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1946年7月，毛岸青抵达延安。父子重逢的场面异常简单，没有太多的寒暄，毛泽东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苏联的情况。当晚，父子二人在窑洞里长谈，主要讨论的是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工作。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毛岸青被派往陕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他以普通干部的身份，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参与土地丈量和分配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体会到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

1947年底，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毛岸青被调到华北局工作，负责一些对外联络和翻译工作。他的俄语能力在这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党的对外工作做出了贡献。

1948年秋季，辽沈战役打响。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找毛岸青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即将胜利的解放战争后，新中国的建设问题。父子二人就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外交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望，党中央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毛岸青被安排参与一些涉外文件的翻译工作。在这期间，他见证了许多重要会议和历史性文件的起草过程。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在外事工作岗位上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建国后的外交使命（1949-1966）

1949年10月1日，毛岸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作为一名精通俄语的外事干部，他随即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主要负责中苏关系方面的事务。

1950年2月，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期间，毛岸青参与了多次重要会议的翻译工作。在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判中，他不仅担任翻译，还参与起草了部分外交文件。这次外交活动的成功，为他在外交领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胶着阶段，毛岸青被派往东北协助处理与苏联的军事援助事宜。在沈阳，他负责协调中苏双方的军事物资运输，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接待工作。这段时期的工作，让他对国际军事合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毛岸青被调回北京，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协助整理了大量涉及印度支那问题的档案材料，为中国代表团参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956年初，毛岸青随周恩来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期间，他不仅承担翻译工作，还负责与苏联方面的联络。这次访问恰逢苏共二十大召开，他亲历了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的重要时刻。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毛岸青被调往驻苏大使馆工作。在莫斯科的三年里，他亲眼目睹了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对立的全过程。期间，他多次参与处理两国之间的外交争端，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了贡献。

1960年夏天，苏联突然撤走在华专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毛岸青作为使馆工作人员，参与处理了大量相关事务。他协助整理了苏方违约的证据，为中方提出交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毛岸青被临时调往外交部亚洲司，参与起草对印外交文件。他的工作重点是分析苏联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为制定对印外交策略提供参考。

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毛岸青参与翻译了多份重要声明。这些文件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立场。

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升级。毛岸青参与了对越援助工作的协调，特别是在中苏两国对越援助问题上的交涉。他起草的多份外交文件，为中国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立场提供了有力论证。

这一时期，毛岸青还参与接待了多位来访的外国政要。他的翻译工作得到各方肯定，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无论是在重大外交场合，还是在日常外事接待中，他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

五、生命的最后岁月（1966-1975）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毛岸青仍在外交部工作。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他的工作环境日益严峻。6月下旬，外交部的造反派开始对外事干部进行批斗，毛岸青因其留苏背景和外交工作经历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1967年初，一份自称＂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外交部大院，指控毛岸青在苏联期间＂里通外国＂。这份毫无根据的指控迅速在机关内部传播。2月，毛岸青被停职审查，所有外交工作被迫中断。

同年夏天，北京街头＂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毛岸青被下放到湖南干校。在干校期间，他每天必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还要参加批斗会。这种高强度的政治压力和体力消耗，使他原本就不太健康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1968年春，毛岸青被转移到北京郊区的一个＂五七干校＂。在这里，他依然要从事农业劳动，但批斗的频率有所降低。期间，他多次申请回到外交工作岗位的请求均未获批准。

1970年，毛岸青的健康状况出现严重问题。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肺部疾病。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只能在干校的简陋医务室做一些基本治疗。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些了解情况的老同事曾建议让毛岸青参与翻译工作，但这个建议最终未能实现。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突破，他只能通过报纸了解。

1973年底，毛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终于获准住院治疗。在北京医院期间，他遇到了一些昔日的外交部同事。这些偶遇的交谈，大多局限于病情问题，很少涉及工作。

1974年初春，出院后的毛岸青被安排在北京一个干部疗养院修养。这里的环境虽然比干校好得多，但政治审查并未结束。他每周仍要参加政治学习，写思想汇报。

1975年3月23日，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毛岸青因心脏病发作被送入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去世，终年52岁。

他的葬礼异常简单，只有少数亲友参加。按照当时的规定，丧事从简，没有任何悼词。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生致力于外交事业的毛岸青，在人生的最后十年经历了命运的戏剧性转折。

这位曾经活跃在重要外交场合的翻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甚至连一份完整的工作总结都未能留下。直到1978年，他才被正式平反，恢复名誉。他的外交工作档案被重新整理，存入外交部档案馆，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份特殊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