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当区委书记
1940年的夏末秋初，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是不寻常的时期。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同志率部南下，开辟苏北根据地，支援北上的新四军。八路军主力过来，痛歼了盘踞在宿迁的国民党顽固派常备第6旅鲁桐轩部，沉重打击了常备第7旅王光夏部，苏北的形势一片大好。坚持反共的顽固势力纷纷躲避，用老百姓的话说"把枪插起来了"。各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
就是在这个时候，苏皖区党委紧急抽调人员。我、惠兆民、丁敬波3人被分别抽调出来，与时任苏皖区党委第三地委书记的杨纯同志一起，参加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我们3人被同时分到了泗阳县工作。
泗阳县委书记孙川仁对我们说：惠兆民到4区，丁敬波到5区，我到比较偏远的6区，都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工作关系自己联系。我只知道我要联系的是将担任区长的刘永安和两个党员的名字，要到一个叫蒋宣的家中去找。但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只好又回到县委所在地向孙川仁汇报。孙川仁书记说，"那就暂时不要去了，另行分配工作吧。"这时，惠兆民说："你哪也别去了，就到我们4区当区委书记吧，我协助你。"丁敬波则要我去5区，负责区队指导员的工作。两个老同学的热情，使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决断，等着县委的安排。不管怎么说，又回到家乡附近开展工作（距我家二十多里），需要联络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并争取把我的家人带出几个参加抗日。我请了假，骑上脚踏车回家。
我先去了穿城附近我的一个亲戚张大姑家。张大姑的丈夫张希曾，是当地的士绅，他的两个女婿都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官员。但他本人是有声望的。正巧，他的一个女婿在家。我们互相都知道底细。他说："你们共产党行啊，我们把枪都插起来了。"又说，"我参加八路军，你要不要？"我知道他讲的不是真话，就笑着回答："你带120个人来吧，给你当连长。"他的媳妇、我的表姐悄悄告诉我："你走吧，他身上带着枪呢。"
我回家看望了父母，又找我的大哥陈绍山和丁小舅舅等人，希望他们能出来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但陈绍山当时不在家。不过没多久，他就出来参加了抗日政权的工作。我这次回家只带回来一个叫杨金中的小伙子，他跟着我参加了革命。
不久，县委确定我任泗阳县4区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惠兆民同志任区委委员。
4区是基础工作比较好的区，有个120多人的区队，但成分比较复杂，党员算我在内只有两人。我明确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一是要扩大党在抗日工作中的影响，二是要抓好武装力量的组建和巩固，特别是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把支部建在连上"。我先把区委的6个委员召集来，每两个委员去一个排做工作。我自己则与战士同吃同住，深入细致地做党的工作。仅仅一个多月，就在这支队伍里发展了30多名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使部队士气高涨，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很稳定。
区队的连长姓徐，叫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绰号叫"徐豁子"。这个人曾经当过土匪，但为人还算耿直，我也努力做他的工作。按规定，连长不能骑马，但他一直骑着，就批准他骑。允许他喝点酒，杀猪时吃猪肝，一点点地做他的工作。后来，4区区队整建制上调到县独立团，以后编入淮海2支队4团，成为一个主力连队。姓徐的连长也继续当他的连长，表现得还不错。
严酷的斗争
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艰巨复杂和反复性，不到两个月就表现出来了。1940年10月，八路军主力南下支援苏中，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乘机反扑，来势十分凶猛。
一天，我在区委所在地接到五纵队三支队七团政委李浩然通知，说黄克诚司令有指示，国民党部队57军从泗阳过境，我党同57军有统战关系，可否代表县政府慰问一下。当时我们知道，驻扎在山东的国民党57军是张学良旧部，和我党关系尚好。但57军也是奉了蒋介石、何应钦的命令，向正在黄桥地区进行反顽斗争的我军主力靠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苏北地区斗争的复杂性。我怀着急迫的心情，带着3个人，买了慰问品和两口猪，向小裴庄57军一个团部赶去。心想得快去快回，不能耽搁。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顽固派头目王光夏向泗阳各区大肆反扑的事件。那天，我急匆匆地赶回区委驻地刘围子，情况已经很急迫了。王光夏的骑兵离区委、区政府所在地只有2里路。区队为了等我没有撤退。我命令一个排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另两个排向外转移。但敌人也狡猾地分出一股骑兵，企图兜击消灭我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我们突出了包围。
突围以后，一个噩耗传来。5区区委书记丁敬波、区长曹光振率领区队60余人，在敌人突然袭击时，英勇抗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战斗，寡不敌众，丁、曹以下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曹光振同志是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派来担任区长的；丁敬波同志是我的表亲，苏皖抗日军政干校的同学，又共同被派到泗阳县工作，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不幸遇难，使我感到震惊，也深深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酷性。
王光夏的这次反扑，暴露了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性和真面目。他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的得力干将，顽军常备第7旅旅长，长期盘踞在泗阳周边一带，阻碍我党力量的发展。他的这次反扑，也确实使泗阳县遭到很大损失。县区武装力量中，有的没经过什么战斗就丧失了战斗力。其中，县独立团减员超过了40%。
不久，县委决定将4区区队整建制上调到县独立团，充实县基干武装力量。在向我通报这件事时，县委书记说，你们这个区队是保存最完整的，也较有战斗力，把它调出来吧。我说，调出去可以，给我留一个班，再恢复一个区队。我实在舍不得这个区队调走。在这黑云压城的日子，我和他们曾一个星期里连打三仗，每仗都取得了胜利，彼此十分信任。这一年的年关，我带着留下的一个班潜入到5区交界一带，又扩充了40多人，组建了第二支区队。仍然按照建军先建党的思路做巩固发展的工作。40多个从未当过兵的小伙子生龙活虎，很有一股冲劲。顽固派在泗阳4区委任的头目绰号叫朱三瞎子，5区的头目叫董贤伯，手下各有一支队伍。敌我双方在根据地的斗争相持了一年多，经常发生战斗。他们还纠集土匪、小刀会等组织反对我军，制造事端和麻烦。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4区的区委、区队经受住了考验，沉重打击了顽固派势力，平息了小刀会等组织的事端，也度过了1941年十分严重的春荒。4区区队逐渐成长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力量。
1941年的皖南事变以后，进入苏北的八路军主力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并成立苏北军区，黄克诚为师长（司令员）兼政委。这年秋天，鉴于顽固派头目王光夏不断地挑衅我军，与我为敌，新四军陈毅军长调集兵力，亲自指挥了泗阳县西北的程道口战役，基本消灭了王光夏部主力。至此，苏北地区较大规模的反顽斗争告一段落。
反日伪军扫荡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成了华中日伪军的眼中钉，特别新四军军部等首脑机构长驻苏北，更引起日伪势力的不安。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日伪反动势力不断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当时，苏北根据地划分为两个区：一个是淮海区，一个是盐阜区，各辖9个县。我所在的泗阳县属淮海区。日军驻华中地区的第17师团等部，自1942年11月起，突然对淮海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当时，我已从泗阳县4区调到6区任区委书记兼游击队大队长、教导员。
扫荡虽然来得突然，但我们还是从内线得到了情报，敌人企图合围我淮海区地委、军分区等机关，打击我主力。11月中旬的一天，我带着6区区队和县独立团各一个连约二百人，携两挺机枪，悄悄地埋伏在八集南一段道路旁。有内部情报说，伪军一部从众兴镇（泗阳县城）出发扫荡，我想集中力量敲他一下，打击一下敌人扫荡的气焰。那天一接火，枪声就十分密集。从机枪声中我判断出敌人不是伪军，而是日军，兵力还不少。这样的敌人我们不能硬打。部队伏击了敌人后，就撤进交通沟，让这一股日军进到了八集。战斗中，我们毙伤了一些鬼子，自己也有伤亡。有5个伤员藏到八集村老百姓的草垛子里，敌人搜查了，没有找到。这次伏击，迟滞了敌人行动2个多小时，使在泗阳一带活动的行署、地委、军分区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日伪军对淮海区的大扫荡，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上半年，实际上进行了半年多，形势很紧张。在6区设有两个日军据点，一个在八集，一个在八集北的运河渡口。我率领区队，坚持在六塘河到运河间与敌周旋。发动全区力量，切断敌人的交通。所有的公路都被截断，所有的路旁都挖了交通沟，有的还不止一条，做到"有路皆沟，无村不通"。这一带是沙土地，对我们破坏敌人的交通也非常有利。
当时，坚持在淮海区的主力部队是3师10旅的两个团。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已经采取了"主力地方化"的方针，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四个支队（支队大于团）。活动在泗阳、宿迁一带的是2支队，泗阳县独立团编入2支队4团。在中心县委、2支队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紧密配合开展反扫荡的斗争。
回忆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与曾任2支队5团团长的张竭诚和政委晁福祥第一次相见的往事。
那还是我在4区任区委书记时，顽固派王光夏派兵袭击6区，把6区刘永安区长抓了去并押赴刑场，我想中途伏击再抢回来，就带着区队去设伏。但那一次没有成功，敌人的力量太大。撤回来时，碰上了我军的两个侦察员。我一看，不认识，就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回答："是10旅29团的，刚调过来。"又说："我们团张参谋长就在那边。"我一听是新调来的主力，就说："看看去。"在一个小村子里，我见到了时任29团参谋长的张竭诚同志。他告诉我，他奉命与宿迁县委书记晁福祥同志会合，到那一带去开展斗争。张竭诚同志那时很年轻，给人一种精干利索的印象。没多久，晁福祥同志也来了，我们也是第一次相见，一起谈了很久。以后，我调到10旅去工作，在东野2纵队和39军工作，张、晁二人都曾任过我的领导，一起度过了长时间的战斗岁月。
再回到淮海区反扫荡斗争中来。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和采取"梳式"密集扫荡的鬼子经常打遭遇战。一次，我们和2支队4团共同行动。我带区队走前边，4团一部走后边。这一带主要道路的左、中、右一般有三条大交通沟，我们运动时敌人不易发现，也破坏了道路。走着走着，前边侦察员报告，发现了鬼子。这伙敌人也利用交通沟悄悄运动。我立即下令转移到右侧交通沟去。没走多远，又遇上了鬼子，看来，敌人兵力不少。由于是拂晓，敌人始终没发现我们，区队全部悄悄绕了过去。但绕到敌人后边，我一想，不行，4团还不知道呢，就下令打，给4团报信。一阵排子枪打过去，吸引了敌人轻机枪、掷弹筒的回击。但不知道为什么，4团一部还是被鬼子包围了。仗打得很激烈，我们积极地侧击、配合，打了小半天，4团才突出包围，但受到不小的损失。
在日军向运河边推进过程中，曾把据点设到了徐渡，有一小队鬼子携两具掷弹筒据守。这对我们开展反扫荡斗争十分不利。当天晚上，我们就组织了袭击，搞得敌人不得安宁。经过两次袭击，敌人不得不撤回到八集，没有在徐渡站住脚。在泗阳6区半年多的反扫荡斗争中，我和区地方武装，在群众的支持下，与淮海2支队紧密配合，采取伏击、奔袭、困扰等游击战法，与日伪军打了50多仗。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无日不打仗。战斗的频繁程度，是我过去未遇到，以后也少有的。虽然都是些小仗，但丰富了战争经验，对我是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到了1943年夏季，日伪军对淮海区的扫荡被有效地遏制，根据地基本恢复到了扫荡前的状况。
从泗沭总队到新一团
我调到泗沭县总队任副总队长是在1943年的10月。在此之前，曾调到泗阳县7区工作约半年。泗沭县是泗阳县和沭阳县各一部分的合称，共辖5个区，处于淮海抗日根据地西靠运河的重要地段。
在调动的前后，我得了一场大病。由于长期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居无定所，饮食无序，即使只有22岁的我也有些吃不消了。先是浑身无力，后来心脏活动也不正常了，一躺就是一个多月。好在县总队设有一个小小的卫生所，加之同志们关心照顾，我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加强县总队一级的武装力量建设，是苏北党委和军区的部署，是执行"主力地方化，地方主力化"方针的深化，也是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当时任淮海第2中心县委书记和2支队政委的石瑛同志找我谈话，说本来准备调你去宿迁加强工作，但看来泗沭的工作也需要你，你抓武装还是有经验的。我去泗沭县总队任职时，总队还只是一个架子，仅有两个不满员的警卫连，不到200人，主要职责是管民兵。实事求是地说，在斗争中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日伪力量被不断地削弱，原先频繁担负战斗任务的各区队级地方武装，有些渐渐没有多少仗可打了。这给了加强县总队建设，统一开展武装斗争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时，我去找石瑛同志，希望仍改行回来做政治工作。我觉得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我的特长，也有利于县总队的发展、扩大和部队巩固。不久，我被任命为泗沭县警卫团（县总队改称）政治处主任。到1944年夏，泗沭县警卫团已经扩编为10个连队，近1000人。经过军政整训，部队战斗力不断提高。团政治处在这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记得庄安之同志当时任政治处技术书记（相当于秘书），经常和我在一起工作。后来，庄安之同志一直在老部队工作，离休前任第39军政治部副主任。
1945年春，苏北的抗日斗争进入反攻阶段，日伪力量被迫据守在几个孤立据点，根据地基本连成了一片。这时，3师兼苏北军区奉命组建一支机动部队﹣﹣由淮海2、3支队组建独立旅，南下皖江支援新四军7师。长期坚持在宿（迁）沭（阳）泗（阳）地区的老部队2支队调走了，需要组建一支部队接替其位置，发挥其武装力量的骨干作用，于是，淮海军分区新一团应运而生。组建新一团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准备的。10旅兼淮海军分区参谋长张克辛、政治部副主任雷克鸣率司、政机关人员到各县总队进行了普遍检查，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有战斗经验的连队。新一团第一任团长肖志松，来自主力部队8旅22团。政委晁福祥是宿迁县委书记兼5团政委。副团长陈大海是红军干部，不久由王林夫接任。参谋长王潭是10旅的侦察科长。我任政治处主任。政治处的干部也做了加强，其中副主任兼组织股长朱道凤也是一位红军干部。三个营的军政主官都进行了重新配置，其中3营营长臧公盛、教导员高克和我在这支部队共同工作了多年。新一团的部队有4个连是主力部队抽调来的，分别来自淮海一支队一、二、三团各一连，军分区警卫营一个连。沭阳县总队调来2个连，而我们泗沭县总队编进去4个连。1945年4月12日，新一团在泗阳县杨柳庄正式组建。那一天春风和煦、红旗招展，全团官兵显得非常有精神。从此，这支部队作为新生的主力部队，在10旅的编成内，赴东北、战辽沈、克锦州、打天津，转战大半个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朝鲜，几乎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一团组建后进行了一段整训，真正参加战斗是1945年9月打淮阴。淮阴是苏北重镇，又称清江，由伪军潘干臣部9000余人长期盘踞在此，与日寇狼狈为奸，人民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淮阴战斗是一场预先有准备的攻坚战。当时，新一团随10旅28团担负淮阴东门攻击的二梯队。一天，我在阵地附近遇到了同在泗阳战斗过的战友刘浩东，他在28团1营任教导员，邀请我去主攻部队1营看看。在那里，我见到了1营营长张峰。他满怀信心地给我们介绍主攻部队准备情况，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还不能预想，几年后我就和张峰同志在一支部队的领导班子里共事，从师的军政主官，到军的军政主官，一直到大军区的领导岗位一直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淮阴战斗经我3师10旅、师特务团、兄弟部队的周密准备，自9月6日下午打响，经激烈战斗，一举突破城垣，攻入纵深，不到两个小时就基本结束战斗，击毙了潘干臣，全歼了守敌。我率新一团2营投入战斗，仅俘虏就抓了500多人。这是新一团首次参加的较大规模的正规攻坚战，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淮阴战斗和几天以后进行的响水口战斗，是新四军3师主力在苏北地区进行的最后几次战斗，也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北的最后几次战斗。
我还清楚地记得鬼子投降、抗战胜利消息传来时的情景。那一天，部队执行战斗任务，正在过一条小河。河岸上，10旅旅长刘震和几位旅首长都在。忽然，骑兵通讯员飞马赶到，把一封电报交到首长手里。刘震旅长凝神细看，突然，他大声地下达命令："部队停止行动！"接着，又十分激动地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当时，我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在苏北，我生活了24年，其中后6年是在革命队伍和战火硝烟中度过的。我忘不了养育我的这块土地；忘不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属。记得我参加八路军后，父母不放心，我父亲奔波百里，到皖东北去找我，见我在八路军中一切都好，才打消了劝我回家的念头，忘不了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苏皖抗日军政干校，我的老师同学，特别是长眠在这里的丁敬波等革命烈士，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和参加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某部和他们的负责人孙象涵、李浩然、沙风等（这支部队后来编入人民解放军第21军）;忘不了和我一起坚持苏北革命斗争的领导、战友和乡亲，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坚持苏北斗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建设苏北的那些战友们。我永远怀念我的家乡苏北！
【陈绍昆（1921~2020），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宿豫区）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苏皖抗日军政干校学员、训育干事，八路军苏皖纵队随营学校分队长、中队长，泗阳县4区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泗阳县6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大队长、教导员，泗阳县7区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教导员，泗沭县总队副总队长，泗沭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3师10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新编第1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淮阴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15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6师348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39军116师政治部主任、117师副政委、115师政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副部长，第39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冶金工业部革委员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