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水浒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具浪漫主义的奇幻世界，这种奇幻色彩来源自于对非现实世界的建构。作者把神仙、星宿、魔君、天师等神话人物加入小说，描绘了大宋朝波澜壮阔的百年史。书中描写康乐富足的大宋朝是缘于神仙星宿的下凡，书中这样描写

这仁宗乃是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皇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位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

仁宗朝经过三登之世，进入太平盛日，盛的极点正是向衰转化的开始，魔君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在小说中，魔君也是大有来头。他们是被历代天师镇锁着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一共一百单八个魔君。这些魔君并不是纯粹的“恶”的代表，而同样是居于紫府仙境的仙人，只因“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

施耐庵通过罗真人之口道出了李逵本是天杀星的真实身份，于无形中透露出天机：其实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都是天上的星宿。佛教中人鲁智深是一个有慧根的人。虽然他视酒肉贵比生命，也因醉酒而扰乱山门清静，但五台山主持却独具慧眼，说他“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时下钢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静。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

事实亦是如此，他所救助的人都是受人欺压的弱女子，却从未破色戒：常食酒肉，却远比食素的和尚更加“心诚”。作者还把梦境、谶语、天象、谚语等先验情节写入小说中，更是其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小说的神奇玄怪的氛围愈加浓厚。

梦本是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在小说中，梦已经具有了某种预示未来的作用。晁盖、吴用、刘唐等七人合谋劫取生辰纲，刚好应验了梦见北斗七星坠入房屋，不仅如此，泛起的白光又应验了白日鼠的加入，使得整个劫取生辰纲的过程光怪陆离，神奇莫测。

另外，谶语则是一种预示未来的短语，在小说中，鲁智深“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迁，遇江而止”的佛偈如同一个无形的手，指引着鲁智深一步步走进命定的人生。“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思维逻辑，当天上星相出现某种变化时，它相对应的人间也会出现某种变动。

在小说中，宋江被发配到江州牢城营，天象也就随之显现为“罡星照临吴、楚”更为神奇的是，街市小儿谣言“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也同时预示了宋江即将祸乱江州。作者把这些玄妙的先验情节引入到故事情节当中，为小说营造了一个奇幻的氛围。

前面已经叙述了小说对于神话世界的建构为《水浒传》营造了一个奇幻的氛围，作者制造这样的氛围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偏好，而是意欲借助“神”来证明人的行为的正义性。尤其是小说的楔子部分，它可以称得上是大宋朝的史诗。

它叙述了自太祖武德皇帝开国以来百年的历史，追忆了“天下太平”、人民富足康乐的盛世局面，极具浪漫主义的奇幻色彩。作者的意图是在阐述天道循环的历史观念，即，治：星宿下凡；乱：魔星下界。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重新书写。

整个楔子都是贯穿着天道循环这一红线来进行书写的。楔子在一开篇即历史被放置于治与乱的循环往复之中—由“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的残唐五代的乱世转入治世。仁宗朝经过三登之世‚进入太平盛日，盛的极点正是向衰转化的开始，用楔子中的话说就是“乐极悲生”，于是生出一场瘟疫。历史同样不可阻挡，魔君的出世也是早已经注定好的了。无论历代天师如何添加防护措施，也不能阻止“遇洪而开”的命运，其实一切早己安排妥当，只差因果机缘。

小说的开篇选择了一个神话故事，与之相对应，小说的结尾选择了一个梦境作结。梦境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梦中的世界，一个是文本的现实世界。在梦境中，卢俊义张开眼看匾额上大书“天下太平”四个字，可见，梦境中是治世，而暗语现实为乱世。这一关节的设计秉承楔子而来，两者相互勾连，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构成了一个圆形结构。它一个有别于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情节的外结构。小说的内结构是对故事的叙述，是形而下的描写：小说的外结构是对故事作形而上的探讨。

这样一来，小说结构看上去严整精密，天衣无缝，而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在小说结尾的梦境中，梁山好汉全部获罪斩首，这样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一梁山好汉的结局会是死亡。梁山好汉的死亡结局也就于无声中称颂了文本现实世界的盛世清平，这样的情节设计翻转了原有的梦境与文本现实相对应的治乱关系。作者的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实在高明，既完好地收束了小说的结尾，又不失时机地向着统治者投去了诌媚的微笑。

事已如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重新书写历史的目的性。神化的大宋江山与为神仙所指引的宋江并不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对头，而是殊路同归。所谓“去邪归正也只不过是以死谢罪的代名词。这也就完全否定了此前在小说中对于梁山英雄好汉的一切夸饰和赞扬。因为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只有一个道德败坏的“贼”，而不存在好“贼”与坏“贼”的区分。

施耐庵为顺应潮流地设计了这场谋杀着实花费了一番心思。神仙角色的设置帮助他们炒作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使得这群“不法之徒”的形象既高大，又让人感到害怕；同样，这场剿灭背叛的行刑演出也就既引人同情，又足以震慑众人。在宋江虔诚信笃地服下毒酒的瞬间，看客们心惊胆战，暗自庆幸自己“思想越轨”的劫后余生，在背后则掩映着统治者诡秘而又灿烂的微笑。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无疑已经起到了统治者需要的教化功效。反而梁山好汉身上张扬的阳刚的勇力之美就这样被当作一种工具，无情地给扼杀掉了。可以说，梁山好汉是被小说的创作者集体谋杀的。

梁山好汉，是一种个性最自然发展的、勇力最张扬的状态。一种兽性的、有限的，但也是自然的、出于本能的发展，这就是自由的状态‚但是很明显，这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是与纪律、秩序等国家意志相抵触的，因此最残忍的手段被用来驯服兽性。法国大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经说过一段经典语录，来证明文化的残酷性：

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音乐传来的战斗厮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