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苏东坡》

苏轼眼中的六君子

苏轼在给李廌的一封信中说：“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以此可知，从东坡游者虽多，他最赏识的还是黄、秦等六君子，并相信以六人之才识，必将流芳后世。这段话概括了苏轼对六君子的总体评价，而他之所以于“稠人”中孜孜以求才，是为了寻找斯文大任的传承者，六君子则正符合了他的期望。据李廌《师友谈记》：“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所谓诸君，正是指黄、秦等六君子。在苏轼给张耒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意思：“……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宋代尚“统”的特色表现得相当突出，欧阳修、苏轼都以文统的传承者自任，也致力于寻找下一代的继任者，所以当苏轼于茫茫人海中发现黄、秦等人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在给李昭玘、毛滂等人的信中一再表达了自己的“得意”之情，如《答李昭玘书》曰：“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可见在苏轼眼中，六君子首先是以文才获得他赏识的。

北宋 苏轼 《治平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引首为明人所画苏轼像及释东皋妙声所书《东坡先生像赞》

一　斯文之美

在六君子中，最早与苏轼结交的是晁补之。补之自述十五岁时，一读苏轼书，便深感钦敬。几年后，他侍父于官所，得见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补之作《七述》，苏轼读后感叹说：“吾可以阁笔矣。”借同在杭州的地利之便，补之得以常向苏轼请教，在其优游讲析、悉心指导下，学问大进。苏轼欣喜之余，在所撰《晁君成诗集引》中称补之“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将必显于世。”又，据《宋人轶事汇编》：“晁补之与东坡唱和，东坡称之为风流别驾。”这是到了元祐年间，苏轼出守杭州、而晁补之为通判时的事。师徒得以再次聚首于杭州，此时的晁补之早已如东坡当年所预言“必显于世”而文名满天下，“风流”二字，便是苏轼对补之文采风流的称赞。苏轼又曾赞补之之文乃“富于言而妙于理者”，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当时世人有“晁张”之并称，“晁”即晁补之，“张”则指同为“六君子”之一的张耒。

张耒也是六君子中较早见到苏轼的。他十七岁作《函关赋》，游学于陈州，为学官苏辙所喜爱，而得以传于苏轼之耳。次年，苏轼过陈，与张耒有了第一次会面，从此结下师生之谊。苏轼在给张耒的信中说：“惠示文编，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辙之文并不被认为胜过其兄，苏轼对他的评价不无偏私，但尚属中肯，言语之间透出对“汪洋淡泊”之文的喜爱，而对于“似子由”的张耒，自然也是欣赏有加。苏轼还常常将张耒与自己的另一得意门徒秦观相提并论。他说：“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越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所谓“超越绝尘”，是指二人为士子中的翘楚，远非流俗之人可比；而此四字在苏轼的观念中几乎已经代表了最高的赞赏之意。

南宋 米友仁《云山图》（局部）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后来他更是明确对其子苏过说：“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并对二人的风格特色作了精要评价：“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苏轼又曾从师徒相授的角度对二人的不同特点予以概括：“秦得吾工，张得吾易。”得意门生已自成一家，作为老师的苏轼自然也不无欣慰之意。虽然有评论说“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按，指张耒）为难云”，但在苏轼心目中，最为喜爱的弟子应当还是秦观。

苏轼与秦观的初识可以说充满了文人意趣。据《冷斋夜话》：“东坡初未识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东坡语，题壁于一山中寺，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耶？’”此时苏轼虽然还未见到秦观，但后者的才气纵横已深得他好感；秦观的文风与苏轼并无相似之处，而才思之敏捷却是六君子中与苏轼最为接近的，大约正是这一点，使惺惺相惜的苏轼对其赞叹不已。元丰元年（1078），秦观入京应举，过徐，首次见到了时任徐州太守的苏轼，呈诗一首盛赞苏轼的高风远韵，并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苏轼则对秦观屡次褒扬，称赞其诗文“超然胜绝，亹亹焉来逼人矣”；他还亲自写信与王安石，希望能借安石之口，传秦观之名于世。甚至在激烈的党争中，苏轼也并不为了有所避讳而掩饰他对秦观的欣赏喜爱之意：“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所以当秦观卒于藤州后，苏轼不仅为之数天食不能下咽，还一再表达了对其痛惜之意：“少游已矣，虽万人莫赎” ；“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或大用于世，或著述以传，苏轼以儒家之立功立言评价秦观为第一流文人，而非今天一般以“词人”认知秦观，正体现了苏轼是从斯文正统角度肯定秦观的。

北宋 文同《墨竹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秦观拜见苏轼之前，徐州人陈师道已因地利之便，先于他见到了“父母官”苏轼。此时的师道尚未入苏门，只是“以民事太守，间见如客”，但心非王氏之学而绝意进取的师道与因反对新法而出守地方的苏轼，因政治态度的相似而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对于“文”的共同爱好更使他们一见如故。苏轼尝为陈师道言关朗《易传》等乃阮逸伪撰，大约正是此时事。苏轼率徐州民众抗洪取得胜利后，建黄楼以兹纪念，陈师道为作《黄楼铭》，又在《次韵黄楼诗》中云：“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仰慕之意表露无遗。当然，同时写下传世之文的还有秦观作骚体《黄楼赋》，苏轼赞为“有屈、宋才”。元祐年间，苏轼任颍州太守时，陈师道为州学教授，二人唱和极多，后赵令畤编为《汝阴唱和集》，惜已失传。从苏轼《复次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一诗的题目，可见出当时往来酬唱的热闹景象。诗歌说：“能诗李长吉，识字扬子云。端能望此府，坐啸获两君。”所谓“两君”指的便是赵令畤（景贶）、陈师道（履常）二人。苏轼虽以擅长作诗的李贺和擅长为学的扬雄作比，将二人一并夸赞，但从事实来看，这主要体现了苏轼对以诗名世而又“通于诸经，尤邃《诗》《礼》”（施元之语）的陈师道的激赏。相比陈师道与黄、秦、张、晁、李等其他五君子共入《宋史·文苑传》，赵令畤是作为宗室入《燕王德昭传》之附传。可见，以文相交是苏、陈二人之间不争的事实。在苏门六君子中，只有两位不是进士出身，陈师道正是其中之一，不过他虽然早年自绝于仕进，后来在旧党执政时还是以苏轼等人之荐而出任教授等职；另一位则是应举而不中的李廌。

李廌虽然在六君子中年岁最少，入苏门却并不晚。据《石林诗话》：“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李廌得见苏轼，大约与其父李惇为苏轼同年有关。元丰四年（1081），苏轼谪居黄州，李廌赶去拜见，而此前二人早已书信往还多次。据《宋史·李廌传》：“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又，李之仪在《济南月岩集序》中言：“吾宗方叔，初未相识，得其文于东坡老人之座。读之，如泛长江，溯秋月，直欲拿云上汉，不知其千万里之远也，为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释目。东坡笑相谓曰：‘子何谛观之不舍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谢安蹈海，至于风涛荡潏而不知返。徐问舟人曰：“去将何之？”子岂涉是境界以追谢公乎？’又曰：‘吾尝评斯文如大川湍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余曰：‘不腆所得亦几然。’东坡曰：‘闻之欧阳文忠公曰：“文章如金玉，固有定价。”不能异人之目也。’”可见东坡对李廌之文是相当欣赏的，他虽与李父有同年之谊，但若不是被李廌之文所打动，恐也不会对其如此厚爱。正如苏轼在为李廌父所写哀词序中说：“同年友李君讳惇，字宪仲，贤而有文，不幸早逝，轼不及与之游也，而识其子廌有年矣。……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对李廌之文赞赏有加。遗憾的是李廌在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的考试中落第，终于蹭蹬终生。苏轼当时曾作诗一首，表示明珠遗落的惭愧之意。后来李之鼎为李廌文集《济南集》所作跋中亦说：“李方叔才气绝人，不可一世，所以诗文足以推倒一时，开阔万古，当日名流莫不交相称许，而苏文忠尤加扇奖，然一第蹉跎，致有‘战场目迷’之咏。”可见，李廌诗文今虽因太半不存而无法评价其文学成就，但当年确曾名冠一时并得到苏轼特别的称扬，而这正是他以布衣而位列六君子的重要原因。

北宋 苏轼《寒食帖》（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六君子中，年龄最大的是黄庭坚，而他也是最后一位见到苏轼的，尽管此前他们早已书信相交多年。熙宁五年（1072），苏轼在友人孙觉座上见到其婿黄庭坚的诗文，当即赞为精金美玉。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寄书并《古风》二首与苏轼，表达了对其仰慕之情。苏轼回信，盛赞其诗“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同年，黄庭坚次韵苏轼《春菜》诗，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二十余年的诗歌唱和。苏轼对黄庭坚诗的评价，最为著名的一则大约是《书黄鲁直诗后二首》其一：“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既赞其“格韵高绝”，同时又以食物为喻，于戏谑中指出其不足之处。由于黄庭坚后期声名日盛，又学者众多，形成了诗歌史上著名的江西诗派，其追随者遂以“苏黄”并称二人于诗坛上，并对苏轼批评黄庭坚之语表示不满，关于苏黄二人争名之说由此而起，成为诗歌史上一段争论不休的公案。笔者对此种说法持否定意见，通过对“苏门六君子”称号出现的前因后果及苏门文人集团特点的考察，足可证明争名之说并不存在。就苏轼的这则评语而言，应当说是对黄庭坚诗相当中肯的评价；而对其“格”与“韵”的肯定，正体现了东坡所追求的审美理想。苏轼又曾评价黄庭坚诗曰：“每见鲁直诗文，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妙，殆非悠悠者所识能绝倒者也，是可人。”“绝倒”一词在东坡文中有两个意思，其一是让人大笑不止，其二是表示佩服之极，此处指后者；而“可人”是比“绝倒”更高妙一层的境界。苏轼这段话是典型的印象式评点，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评价，但无疑表达了对黄庭坚诗的激赏之意。黄庭坚不仅以诗知名于世，其书法亦是当时第一流之作，东坡同样推许不已。如《跋山谷草书》：“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跋《黄州寒食诗帖》

可见，“六君子”是因仰慕苏轼之文名而聚集于他周围的，而他们能成为苏门一员也在于苏轼对其诗文的欣赏。但是，在人数众多的、开放的苏门作家群中，以文相交是最普遍不过的事情，苏轼与六君子之所以在其中相对独立地形成苏门文人集团，在于他们共同拥有的另一种特质：君子之德。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今公之没也，……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可见在苏轼看来，“斯文”不仅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而且其中承载着儒家道统。他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解经者多将孔子之“文”解为礼乐制度，苏轼则认为是“文章”之意。《太息一首送秦少章》中也说：“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此处的“斯文”显然亦为“文章”之意。苏轼之所以如此解经，正是有意要赋予“文”传承道统的重任，相应地，文人也绝不是肤浅的舞文弄墨之人，而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即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中所对举的“君子”“小人”之“君子”。苏轼曾在《跋秦少游书》中说：“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所谓“技”，自是指“文”；而“道”，便是指君子之德。正因为对君子之德的重视，六君子才会在苏门文人中脱颖而出，受到苏轼特别的赏识，也才有苏轼的“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之叹。南宋王十朋有诗曰：“斯文韩欧苏，千载三大老。苏门六君子，如籍湜郊岛。大匠具明眼，一一经考选。岂曰文乎哉，盖深于斯道。……”认为韩愈、欧阳修、苏轼是斯文重任的传承者，而苏门六君子，就如同张籍、孟郊之于韩愈，他们是由苏轼精心挑选而出，赋予文统、道统的传承使命之人，所以他们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深谙儒家之“道”的文人。早于王十朋半个多世纪的苏轼若能看到此诗，想来当引为知己。

二　君子之德

胡仔曾引《元城先生语录》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唯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元城先生指刘安世，就政治立场而言，他是站在“老先生”司马光一方的，但上述对苏轼的评价无疑为公允之语。“惟己之是信”“非随时上下人也”，指出了苏轼独立不随的品格。苏轼的不盲从于任何一党，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击，但这正是苏轼所追求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君子”的道德理想。元祐二年（1087），苏轼在给杨绘的信中谈到“君子”问题：“近数章请郡，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唯荆是师；今之君子，唯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则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苏轼认为，不管是王安石的追随者，还是司马光的追随者，他们各自追随的对象不同，“随”的特点却相同。苏轼以自己的“不随”而自傲，这与他反对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主张的“一道德”出自同一思路，表达了对“君子”的独立思想和人格精神的要求。也许有人质疑：“六君子”不也唯苏是“随”吗？事实上，“随”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是否坚持“君子”真正的品格，是否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格精神。“六君子”在苏轼落魄于黄州时开始追随他，后又在党争中被视为苏轼一党而一再遭贬，命运多舛，身为布衣的李廌也几遭牵连。所以“六君子”的“随”是经过独立思考后做出的体现自己道德理想的选择，这其中不排除有苏轼的影响，但最后一定得到了被影响者的认同而成为他们自觉自愿的追求。

例如李廌。年轻时有躁进之心，常谒于权贵之门，因此遭到苏轼的批评：“……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然其说不可不尽。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足下但信道自守，当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丧失所有。言切而尽，临纸悚息。”语气不可谓不严重，然正是“爱之深、期之远”，故责之切，体现了苏轼以“君子”理想相勉的殷切之意。《宋元学案》的记载则要温和得多，称苏轼“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从正面表达了希望李廌丰于才亦丰于德之意，于是李廌“再拜受教”。李廌在《师友谈记》中亦坦然记载了自己“受教”并悔改之事：“廌少时有急进好名之义，献书公车者三，多触闻罢。然其志不已，复多游巨公之门。自丙寅年，东坡尝诲之曰：‘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徇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时曳裾也。’尔后常以为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尝一谒贵人。中间有贵人使人谕殷勤，欲相见，又其人之贤可亲，然廌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变也。”事实证明，李廌没有辜负苏轼的一片苦心教诲，抱穷守节以终。据《宋元学案》：“东坡卒，先生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讵敢以生死为间！’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闻者为悚。” “皇天”两句流传广远，其后更有“识与不识，罔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之句，沉痛之情、真挚之意溢于言表，而这正是建立在二人精神相通、知己相待基础之上的。叶梦得称李廌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云云，实为附会之辞。从苏轼与李廌书简及《师友谈记》可看出，李廌怪责苏轼不不荐己是早期之事，苏轼已直言诲之，李廌也早就虚心受教，苏轼此后并未“稍薄之”，在元祐末遭贬前还“与范祖禹谋曰：‘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无得意哉！’将同荐诸朝，未几，相继去国，不果。”

北宋 苏轼《新岁展庆帖》

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李廌与苏轼之间，还有另外一桩“公案”，就是传闻苏轼泄题与李廌事。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养疴漫笔》《山堂肆考》《宋稗类钞》等均记此事。记录者之所以津津乐道于此，是因为发生在苏、李这两个当时的文坛名人身上的事情充满了戏剧性，而更多的笔记只是记载了李廌失利于苏轼知贡举的科考之中。因为大多数文人主要关注的，还是与他们相同身份的李廌，在科举这一对文人来说举足轻重的大事中的命运，他们所叹惋的是以苏、李的师生关系，及李廌之才和苏轼之慧眼，犹不能拔廌于士林，可见士子在科举中时运之不可把握；而文人对此事的屡次记载，大约有些物伤同类的意思。但如上述诸笔记所录苏轼泄题与李廌，事关苏轼之“德”，则不能不加以辨析。章援之及第，确实在元祐三年（1088）苏轼典试时（见《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卷二八），但章持则绍圣四年（1097）才登第，其时省元为汪革（见《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所引《宋登科记总目》）。据《云麓漫钞》：“元祐三年先生知举时，致平（按，章援字）为举子。初，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见先生知举，为文皆法坡，遂为第一。逮揭榜方知为子厚子。”可见章援之登第，实由其工于揣摩，见知举者为苏轼，便效其为文，果得苏轼赏识而取之。琢磨主考官的文风喜好以获取更好的名次，在古代科考中可算是光明正大的应试技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阳修主持科考时期的刘几故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试，黜落他所反对的“太学体”士子刘几；等到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主持殿试时，刘几则以他所赞赏的文风被取为状元。然而文风之辨识、士子临场之发挥，又有太多不可控因素，导致李廌最终落第，这是弥封誊录的科举时代的正常现象。至于罗大经所记苏轼令苏过送题给李廌，仆人随意扔在几案上而被章氏兄弟所窃取，如此明目张胆而又处处漏洞的科场舞弊“故事”，可信度实低。

陈师道能名列“六君子”更与其坚守道德节操有关。他早年因为反感新学而绝意仕进，家极贫以至不能养活妻儿，却安贫乐道、抱穷守节。他慕徐积之孝行，主动结交之，却拒绝了权贵章惇的招纳。钻营之人只恨不能及早见当权者于其在位之日，陈师道却说：“幸公之他日成功谢事，幅巾东归，某当驭款段、乘下泽，候公于上东门外，尚未晚也。”他在《代贺门下苏侍郎启》中说：“君子不患乎富贵，而患乎所立。”虽是代人立言，却表明了自己的心声，而这也正是苏轼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所以苏轼在批评李廌急于要求自己荐引的信中便举了师道作为正面“典型”：“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在《荐布衣陈师道状》中又称其“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前两句赞其文才，后四句则称扬其人品节操。足见陈师道成为苏门一员并名列“六君子”，是以他与苏轼对道德文章的共同追求为基础，二人因之而互相赏识、互相吸引。世传陈师道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句而拒入苏门，恐并不符合事实。张宗泰在《跋〈归田诗话〉》中所言甚为有理：

蔡正孙《诗林广记》谓元丰间曾巩修史，荐后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去，后山感其知己，不愿出他人门下，故作《妾薄命》云云。又厉鹗《宋诗纪事》谓元祐中，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师道，授徐州教授。则是南丰、东坡均于后山有荐拔之谊。又邵浩编《坡门酬唱集》，轼、辙外凡得六人，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又宋人编《苏门六君子文粹》，《提要》曰《宋史》称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为苏门四学士，而此益以陈师道、李廌，称苏门六君子者，盖陈、李虽于苏轼交最晚，而师道则以轼荐起官，廌亦以文章见知于轼，故以类附之也。据是数说，则后山于东坡非无知己之感，故其向慕亦甚至，特于南丰受知最先，情意亦较重，故不欲负厥初心耳。而《归田诗话》便谓东坡爱后山之才，欲牢笼于门下，而后山不为之屈。夫笼络他人门下士，使归而就我，非所以为东坡；而后山之于东坡，至越境送行，虽被劾而不辞，亦何尝不为之屈也。

关于陈师道越境送行事，张侃《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有详细描述：“陈无己任徐州校官日，出境送东坡知杭州，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好事者造谤。无己处之如平时，路无诎色，而声名行乎天下，此岂视得失而为变动耶！至其再任，又曰：‘昨缘知旧，出守东南，念一代之数人，而百年之几见。’又曰：‘使一有于先颠，为两涂之后悔。’此尤见无己之终不渝其守也。噫！今岂有是事耶？旧见人说东坡好收拾士类，而士类乐为之用。集云代人作，岂知无己者耶？”由上可知，前人对于陈师道是否为苏门中人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论辩，师道前期的入曾门并不妨碍他后期与苏轼的师徒之谊，越境送行便表明了他对苏轼的爱戴之深，而道德文章正是他们论交的基础。所以像《爱日斋丛钞》所言“苏门陈无己……”，径直将陈师道纳入苏门，并非某一个人心血来潮地偶一为之，而是当时及其后许多人的共识。如清代吴景旭就“瓣香”问题发表议论说：“……东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后山时为徐州教授，出界来谒。孙觉不许往，而后山不顾，刘安世上弹文，而后山不顾，且送以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此岂寡情于坡者哉？送吴先生谒坡诗云：‘为说任安在，依然一秃翁。’时后山坐党事废锢，故云秃翁，盖自谓不负苏公之门也。”陈师道用不肯负故主的任安作喻，“秃翁”之表白，实不下于“瓣香”。

（传）北宋 李公麟《归去来辞图》（局部）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艺术馆藏

与“苏门四学士”称号的出现不同，“六君子”并没有一个例如同任馆职这样的客观条件为形成基础，而主要靠道德理想上的志同道合。这一点通过了解缘何苏门其他人没有名列“君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如绪论所言，被列入苏门的实不下二十人，而他们被排除在六君子之外的原因，其一在于文学成就，其二则是操守气节。如李之仪。虽然《宋史》谓其“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昧”，但总体成就在苏门终属二流，王士祯便认为：“端叔在苏门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秘书》中刻其题跋，观全集殊下秦、晁、张、陈远甚，然其题跋自是胜场。”而其名节亦有可疑之处。吴芾在《姑溪居士前集序》中说：“或谓端叔晚节锐于进取，有所附丽。虽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遗奏》极于鲠切诋斥，不顾一时用事者欲置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谓实出其手。……其勇于义若此，讵可以微瑕掩之哉？”虽是本着为李之仪辩解的意图，却正说明李有遭人非议之处，名列“君子”，自不合适。王巩、赵令畤和毛滂更是因名节问题而不可能成为“君子”之选。王巩很早就从学于苏轼，“乌台诗案”中为轼所牵累而远贬宾州，在瘴疠之地三年而能安于患难，颇得苏轼敬服，但是后来却阶梁师成以进，而为世所指摘。赵令畤在颍州时与苏轼唱和颇多，后坐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但不久即依附内侍谭稹，而为清议所非。毛滂在元祐中苏轼守杭州时为法曹，轼曾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荐之。后为曾布所赏，擢至馆阁。曾布南迁时亦遭迁谪。蔡京柄政后，滂上一词甚伟丽，因骤得进用，由是为人所轻。南宋王明清《挥麈录》以饶有趣味的情节描绘了毛滂附丽之事：“毛泽民受（知）曾文肃，擢置馆阁。文肃南迁，坐党与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镇润州，与泽民俱临川王氏婿，泽民倾心事之惟谨。一日家集，观池中鸳鸯，元度席上赋诗，末句云：‘莫学饥鹰饱便飞。’泽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贪恋恩波未肯飞。’元度夫人笑曰：‘岂非适从曾相公池中飞过来者邪？’泽民（惭），不能举首。”四库提要在介绍毛滂《东堂集》时说：“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文亦大气磅礴，汪洋恣肆，与李廌足以对垒，在北宋之末足以自成一家，故未可竟置之不议也。”特意将毛滂与“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并提，但提要又以大量篇幅说到毛滂人品之不足道，并在叙述了《挥麈录》所载事后评论说：“是其素行儇薄，反覆不常，至为妇人女子所讥，人品殊不足重。即集中所载酬答之文，亦多涉请谒干祈，不免脂韦淟涊之态，故陈振孙谓其诗文视乐府颇不逮，盖亦因其人而少之。”与提要对“六君子”人品的大加称赏适成鲜明对照。

东坡笠屐图（约15世纪） 大都会博物馆藏

对于黄、秦、晁、张四人，苏轼也无一不是爱重其道德人品。例如苏轼在给黄庭坚的信中称其“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他又以“为人大略，斯文以传”的观点，从黄庭坚之文而赞其人品之高洁脱俗，并表达了与黄庭坚结友的由衷喜悦之情：“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友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喜愧之怀，殆不可盼。”黄庭坚被认为有“君子”之德，而东坡此书中为何又两次提到黄庭坚不能为“君子”所用？其实两个“君子”内涵不同，分别体现了儒家道德理想“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两个侧面，东坡提到的“君子”偏重入世一面，“六君子”所重则为个人道德修为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六君子乃遗世而独立之人，事实上，他们个人的道德品性是在现实政治社会中才得以凸显的。苏轼也并不希望黄庭坚真的与世疏离，所以在同时写给黄庭坚的次韵诗中又对其寄予了廓清政治丑恶的期望：“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后又上《举黄庭坚自代状》，称“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认为黄庭坚道德文章皆为当时之冠冕，“举以自代”而希望其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

苏轼在给毛滂的信中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表示文名之盛衰是由众人而非自己一人决定；就六君子而言，他们的文学成就确实得到了世所公认，但正如苏轼所说，是他于稠人中“特先识之”，首先发现了他们的文学才华。而即使同在苏轼一人眼中，他所看到的六君子的文学也是在不断成熟中的，这其中无疑体现了作为六君子之师的苏轼自己的功劳。苏轼又一再强调要“技道两进”、不要“丰于才而廉于德”，而六君子或与之志同道合，或向其虚心求教，最终都以在现实政治层面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而成为“君子”典范。所以苏轼眼中的六君子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六君子，最大不同在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型的“形象”，而苏轼看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在六君子身上投射着他自己的影像。

文章节选自《苏轼与苏门六君子》（马东瑶 著 三联书店20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