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是观察汉唐制度文化与政治社会变迁的窗口，东魏北齐墓葬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近年考古发掘的开展，马忠理、沈丽华等人从考古学的角度，对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分布进行了勾勒和阐述。与此同时，北朝隋唐墓志的大量刊布，使新出文献的质量和数量得以大幅提升，对史料相对匮乏的北朝史研究形成极为有益的补充。
考古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对历史发展“结果”的客观阐述，而对墓葬何以如此分布、影响如何以及与族群阶层的互动关系，似措意不足。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墓志由于各种因素已经脱离原生的墓葬空间，若以经考古发掘的北朝墓葬为坐标，可为分析和讨论这些“无主”碑志提供有益的参照，进而认识和理解北朝墓葬分布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社会意义。
室山留美子基于新出碑志与传世文献，对北魏迁洛前后胡汉士人的葬地选择进行过深入的剖析，注意到魏末汉人大族精英出现安葬洛阳与归葬乡里的巨大分野，并将之与门阀制的消解联系起来。隋唐士族的迁徙和葬地选择，也成为学者观察士族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处于北魏和隋唐之间的东魏北齐时期，其墓葬分布自然引起我们的兴趣。室山留美子对此已有初步的讨论，但囿于资料与视角，仍有不少可以推进的余地。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报告、出土碑志与历史文献，探讨东魏北齐墓葬分布的特点和影响因素，特别是阶层、族群与墓葬分布的相互关系，进而观察北朝末年的阶层流动、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是如何展开的。
一、迁都与邺城墓域的确立
作为汉化改制的组成部分，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495）颁布关于改易籍贯及死后葬地的诏令，“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次年正月颁诏改拓跋氏为元氏，改姓与改籍互相配合，推动北魏政治文化的深刻转型。与之相应，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题名中，拓跋氏已经悉数改为元氏，籍贯亦为河南郡，但其立碑时间为太和十八年，故钱大昕云：“史所载岁月，恐未得其实矣。”王昶则云：“抑或撰文在前，书碑阴在二十年之后耶？”围绕两种观点，现代学者也各持己见。除此之外，碑阴题名中元氏、陆氏人物的籍贯与姓氏，也出现种种歧异，正如钱大昕所云：
诸臣称河南郡者，元氏而外，若邱目陵氏、万忸于氏、侯莫陈氏、乙旃氏、叱罗氏、吐难氏、伊娄氏、独孤氏、拔拔氏、莫耐娄氏，并见《魏书·官氏志》，而译字小有异同。如邱目陵之“目”作“穆”，万忸于之“万”作“勿”，吐难之“吐”作“土”，莫耐娄之“耐”作“那”是也。
此碑碑阴刻三列题名，共计82人。其中，著籍河南郡者39例，皆为胡人贵胄，元、陆以外，皆为多音节胡姓；著籍他郡如长乐、陇西、赵郡、太原者40例，皆为汉人大族；其余三个题名较为特殊，分别是“直阁武卫中、臣代郡若干侯莫仁”“直阁武卫中、臣高车部人斛律虑”“符节令、臣代郡贺拔舍”。
吊比干碑
孝文帝的诏令雷厉风行，迁洛的鲜卑拓跋氏悉数改为元姓，改籍河南，葬于邙山，洛阳地区大量出土的元氏墓志就是最好的证明。上述碑阴题名中的多音节胡姓和三个特殊题名，显示此一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并非所有迁洛代人都改变了籍贯，改姓和改籍也非同步完成。以此为线索，首先来看勋臣八姓的情形。《魏书·官氏志》记载太和十九年诏书中，勋臣八姓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嵇氏以外，其他七姓主轴人物穆崇、陆真、贺讷、刘尼、楼伏连、于栗、尉古真等人，在《魏书》列传的记载中均作代人，而非河南洛阳人。出土墓志的记载却截然不同。以穆氏和于氏为例：穆崇玄孙穆亮墓志虽然未载籍贯，但其妻尉氏墓志（520）记作河南洛阳人，赵万里考订尉氏祖父尉元，父尉诩，正是南迁勋贵。两人墓志皆出土于河南洛阳城东北西山岭头村西南。穆亮子穆绍（531）、穆绍从兄弟穆纂（521）、穆彦墓志（529）明确记为河南洛阳人。于景墓志（526）记载其父烈，祖父拔，由《魏书·于栗传》可知，“拔”即于栗子洛拔，则于景为于栗曾孙，墓志记于景为河南洛阳人。于纂墓志（526）所载祖父太尉、成景公应指于烈，则于纂与于景为堂兄弟，墓志亦作河南洛阳人。于万年世系不明，赵万里疑为于栗后裔，其墓志记作河南郡河阴县景泰乡熙宁里人。于神恩墓志（527）记载曾祖拔，则其为于栗玄孙，墓志记作河南洛阳人。其他勋臣八姓大抵如此，兹不赘述。相应地，南迁勋贵在北魏洛阳时代纷纷葬于邙山，前引墓志几乎都出自邙山比较核心的墓域。此外，奚氏、长孙氏情况基本相似：他们本为代人，迁洛后墓志记籍贯为河南洛阳，死后亦葬于洛阳，而史传则改回代人。
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胡人贵族的墓志和史传记载一致。《魏书·宇文福传》载“字文福，河南洛阳人”，先世为“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其子宇文善、宇文延墓志业已出土，籍贯分别记为“司州河南郡河阴县都乡静顺里”“河南河阴”。如果说以勋臣八姓为代表的胡人贵胄，其籍贯书写大多经历了“代——河南洛阳——代”的双重转变，同时也有极少数胡人贵族的籍贯保持原貌。譬如，《魏书·封敕文传》记作代人，封和突墓志（504）亦作“恒州代郡平城人”，而非河南洛阳人，“和突”当为鲜卑人名，推断封和突与封敕文同族。如此，代人封氏并未改籍洛阳。更重要的是，封和突死后归葬平城，“兆于武周界”，其墓发现于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郊小站村花圪塔台。当然，类似封和突归葬代都的例证比较罕见。
上述墓志和史传关于勋贵人物籍贯书写的差异，自然引起我们的兴趣：北魏洛阳时代已经改籍洛阳的勋臣八姓，其中绝大多数为何在《魏书》列传中被改回代人？胡人贵族的被复籍，可能出于《魏书》编纂的需要。佐川英治指出，《魏书》编纂与魏齐革命有关，旨在继承李彪等汉族精英的历史观，凸显孝文帝的“文教”事业，从而与此前的“威武”时代划清界限。“文教”与“威武”，自然是弥漫在东魏北齐朝野内外的胡汉、华夷之争的投射。另一方面，即便存在着籍贯上的书写差异，绝大多数的南迁代人仍遵循孝文帝诏令，死后葬于洛阳邙山。洛阳政权崩溃以后如何呢？在关中地区，北周明帝二年（558）颁布诏令：“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东魏政权放弃政治文化中心洛阳，迁都邺城。天平元年（534）十月，孝静帝发布迁邺诏书，车驾发于十月丙子（二十七日），两周后抵达邺城。迁邺诏并无改籍和改葬的规定，此后，邺城政权也没有颁布类似孝文帝、周明帝那样的诏令，只有少量出土墓志揭示曾经发生过的改籍行为。以穆氏家族为例。东魏穆景相墓志（547）记作“魏郡邺人”，穆建墓志（576）记作“司州清都人”，两人死于并州晋阳，葬于邺城，前者为“邺城之西一十九里”，后者为“邺城西南十有余里”。墓志记载穆景相世系云：“曾祖太尉公宜都贞宣王，祖司空公宜都文宣公，父齐州刺史世侯”，史传记载其父祁，祖父栗，曾祖，且宜都王爵一直保持在穆观一支，未有移授穆房支的迹象，则穆景相为穆崇玄孙。可见穆崇后裔先后有改籍洛阳、邺城，相继葬于两地之事。
穆氏自然不是孤例。迁邺之际，胡汉士庶四十余万人被吸附和裹挟，进行东迁。首先看元氏成员的情况。叶昌炽云：“迁邺以后，洛下亦仅出元玕一石耳。”据元玕墓志，其父元倪，祖父拓跋霄，曾祖拓跋浑，高祖拓跋连，《魏书》失载元倪、元玕父子。墓志记载元玕遘疾云亡，天平二年（535）四月死于洛阳正始里，后葬于“景陵东山之处”。墓志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城北盘龙冢村西南一里处。元玕未随之东迁，可能与遘疾有关。叶氏彼时寓目碑志有限，近年来刊布的墓志大量增加，证明其认识基本准确。迄今所见迁洛以后北朝元氏墓志计有48例（包括元魏皇族之妻），只有一个例外，即孝武帝元修之子元光基，墓志记其武定三年（545）二月“薨于私宅”，仅十九岁，其父西入关中，高欢自然不可能让其留守洛阳，此处“私宅”应在邺城，六月“迁窆于西陵”。洛阳、邺城均有西陵，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介绍，此志出土于洛阳。洛阳西陵是指汉魏洛阳故城西部的邙山皇陵区域，主要分布在瀍河东西两侧。与北魏相比，东魏北齐元氏人物的墓志数量相对较少，很重要的原因是元氏惨遭屠戮。史载天保十年（559）：
太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文宣谓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余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常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矟。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
迄今所见48例元魏皇族墓志，制作于天保十年以后者10例，多数为此前所作。史载“昭成已下并无遗”，《北史》甚至说“五月癸未，诛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进元韶等十九家。寻并诛之，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并投漳水”。钱大昕怀疑《齐本纪》“恐史家已甚之词”。其实有漏网之鱼。其中元世雄为献文子孙，彭城王元勰曾孙，血缘最近，天统元年（565）死于晋阳，后葬于邺西。在考古发掘和碑志整理的基础上，马忠理、沈丽华先后指出元魏宗陵主要分布在武城之北、漳水之阳，即今磁县西南西小屋至前港村以东、南白道至西陈村以西、南营至高庄村以北、八里冢至曹庄村以南的区域。同时，他们也指出有极个别成员离开皇宗陵，葬于漳水之南。从目前所见碑志资料来看，魏齐嬗代之前，除了元玕葬于景陵东山之外，其他元魏成员的确葬于元魏皇宗陵区。墓志通常记作“葬于邺都城西、漳河之北皇宗陵内”“邺县武城之北原”“邺城西北十五里”“文宣王陵之右”，等等。所言邺城西北、漳河之阳、武城北原、文宣王陵等几个关键的地理坐标，结合经科学发掘的墓葬位置，两相结合，可为推断“无主”墓志原来的墓葬位置提供有益的帮助。
需要指出，魏齐嬗代特别是大诛元氏以后，上述墓葬分布格局不可能一仍其旧。随着政治地位的一落千丈，元氏家族自然也要放弃得天独厚、条件优越的漳河北岸作为埋骨之所。天保四年（553）以前，元氏人物死后还可勉强维持葬于皇宗陵区：天保元年（550）元囧葬于“邺城之西北一十五里”，二年元贤葬于“邺城西漳水之阳十有二里，即魏之旧陵也”，三年元叡“窆于邺城之西西陵瘠薄之地”，四年元良“迁葬于武城之西七百余步”。天保三年元孝辅死后，已经开始葬于“伯阳城西、漳水之南”，元氏人物的葬地开始转向漳河南岸。大诛元氏以后，绝大多数元氏人物墓葬退居漳水之南，墓志有以下几种书写方式：“葬于豹祠西南”“迁窆于邺西漳南廿五里”“窆于野马岗”“迁窆于漳河之南，邺城之西廿里”。这个墓域姑且称作“固岸墓域”或“漳南墓域”。与漳北元魏皇宗陵区相比，漳南墓域的参照点变为野马岗、漳水南部、邺城西南、西门豹祠等地理坐标。沈丽华根据元显墓志“皇居从邺，坟陵迁改”，推测邺城西陵中包括从洛阳迁来的一批墓葬。元显以外，还有元賥“迁葬于邺城西北十五里、武城之阴”，元良“迁葬于武城之西七百余步”。此外还有迁窆漳南墓域的情形。最典型的例证是文成五王子孙元鉴死于孝昌三年（527），“丧还京师”，就近葬于洛阳，天保八年（557）“迁窆于邺西漳南廿五里”，其妻李季嫔与之同时合葬，志云“合葬于邺西漳南负墎廿五里”，显然属于漳南固岸墓域。
接着看高齐皇族的墓葬分布。沈丽华据茹茹公主墓志所记“齐献武王之茔”推断，早在东魏时期，高欢已在远离邺城的滏阳河沿线营建茔域，并据考古发掘认为，高齐墓域范围相当于今河北磁县八里冢至曹庄村以北、滏阳河以南、大塚营至东陈村以西、槐树屯至东窑头村以东的区域，同时指出高齐墓域的昭穆原则是前排为尊、以东为尊。高齐皇族的碑志大致契合这个观点，他们对墓域位置的表达，有明确考古发掘信息的例证如下：
茹茹公主（550）：釜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
高显国妃敬氏（554）：归葬于邺城献武陵之西。
高允（567）：葬于祭陌河西北五里，长岗东三百步。
高殷妻李难胜（570）：永窆于邺城之西北一十里处。
高润（576）：迁定于邺城西北三十里釜水之阴。
高齐皇族人物碑志所见墓域的坐标基本都以献武陵、滏阳河、邺城为参照。高润墓和李难胜墓恰好相距10公里左右，与墓志所记契合。依照这个思路，高氏墓志中记述“邺城西北”者大致有：高妙仪墓志（578），邺城西北五里；李难胜墓志（570），邺城西北一十里处；高建墓志（555），葬于邺城之西北十里漳水之阳，其妻王氏，邺城西北之旧茔；高肃碑（575），邺城西北一十五里；高湜墓志（560），邺城西北二十七里；高淯墓志（560），邺城西北廿八里；高润墓志（576），邺城西北三十里釜水之阴，等等。高淯为高欢第八子，高湜为第十一子，其墓却在偏东、偏南的位置，与前揭沈丽华所说分布原则相违。高肃为高澄子，其墓却在叔父高润、高湜、高淯等人墓葬的东南部，同样违背墓域次序。碑志文献记载的墓域方位，可称作“文本墓域”，与考古发掘的现实墓域有冲突之处。如高显国妃敬氏墓志云“归葬于邺城献武陵之西”，实际位置在义平陵的西南部，而非西部。高显国为高盛之侄，墓葬几乎与之平行，且稍微偏南，亦与前述昭穆原则不同。若据碑志文本，高肃墓当在李难胜墓西北五里左右，但实际位置却在其西南方向。同为高澄之子，高肃墓在邺城西北十五里，而高孝瑜却远在“邺城西北廿五里”，似乎又在高淯墓的东南部，两人墓域与其父高澄峻成陵相距甚远，父子陵墓没有明显的昭穆次序。近年在磁县讲武城镇刘庄村西北发现北朝墓葬，仅有志盖云：“大齐故修城王墓志铭”，即高孝绪墓，其墓志也已刊布，记载其“葬于祭陌河西北五里，长岗东三百步”。其父高永乐墓志仅言“葬于紫陌北”，具体位置不明，或与高孝绪墓距离不远。高妙仪父叡，是高欢子侄辈，墓葬位置却比高欢诸子更接近邺城，似在元魏宗陵之内。高涣是高欢第七子，志云“窆于釜水之阳，去邺四十二里”，远在滏阳河北岸，突破了高齐宗陵的范围。客观地说，在狭小的高齐宗陵内，至少埋葬四代成员，兼以北齐激烈复杂的政治冲突和继承规则，势必对“整齐划一”的墓葬秩序形成冲击。
随后看魏齐皇族以外其他葬于邺城附近的情况。邺城墓区主要分为漳水北岸的宗陵墓域和漳水之南的固岸墓域。沈丽华以尧氏、司马氏和暴氏家族墓葬为例，阐明勋贵和上层官吏葬于两个墓区的数量相当，共有45座，并指出两个墓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聚族而葬的特点。迄今所见碑志显示，东魏北齐除元氏、高氏以外葬于邺城的人物，共计257例，葬于漳北墓域者72例，葬于固岸墓域者185例，后者远比前者为多。当然，此处所言的漳北墓域，除却两大宗陵墓域以外，还有滏阳河以北墓域，以及分布于漳河北岸其他地区的零散墓葬。尧氏、司马氏墓地在高齐宗陵边缘地带，暴氏墓地远离宗陵墓域，在永吉岗一带。此处司马氏指司马兴龙、司马子如、司马纂父子三人，名为汉人大族，但其起家与尔朱氏、高欢关系甚密，又有婚姻关系，不应简单视作汉人高门。据墓志可知，司马兴龙在太和十四年（490）死于朔州，兴和三年（541）归葬于“邺城西北十五里”，显然是司马子如权倾东魏朝廷以后的安排。司马纂子季冲妻元客女死于天统三年（567），“安厝紫陌西武城北三里”，而司马季冲死后亦“合葬于漳水之阳”，其墓应在司马纂墓附近。尧氏墓地被称作“四美冢”，一南三北，呈◇型分布。经考古发掘，南冢为尧荣妻赵胡仁墓，北三冢中间为尧荣三子尧峻墓，考古工作者推测其余两墓为尧奋和尧雄墓。尧奋及妻独孤华墓志已经刊布，志云“葬于漳水之阳”，“迁祔于邺城西漳北，尧司空之神茔”，两志应盗自“四美冢”东西两墓之一，否则简报推断有误。尧氏以外，高僧护葬于武平四年（573），志云“窆于邺城西紫陌河之北七里”，其父高阿那肱，亦为勋贵势力，墓葬应在高齐宗陵之内。此外，葬于漳北比较集中的家族还有敦煌索氏。索泰死后，“还葬于邺京祭陌河西北五里”，其侄索诞、索欣、索昉、索雄俱葬于此，墓志记载祖父索回为“第三酋长”，亦为勋贵势力。除却勋贵势力，也有少数汉人大族埋葬在漳河北部。如南阳张满墓志（537）称葬于“山陵北”，张满泽妻郝氏墓志（577）记载“葬于广都里，漳水之北四里”；又如敦煌张氏，张琼、张彦、张遵墓志分别称“窆于邺城之西北五里近小岗”“窆于武城北二里”“窆于邺城之西北五里近小岗之麓”。
魏北齐邺城墓域分布示意图
另一方面，结合墓志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尝试还原一些已经失去原境空间的葬地信息。一个坐标是武城。高百年墓志云“安厝在于邺城之西十有一里□城西北三里”，其妻斛律氏墓志亦云“祔葬于武城西北三里”，前志阙字当为“武”字，两志出土于磁县南乡八里冢一带，即高齐宗陵和元魏宗陵的接壤处，其实际位置在讲武城遗址正北或正北偏东处。元良墓志云“迁葬于武城之西七百余步”，即三千五百尺。东魏北齐一尺约为29.52734.6厘米之间，若以30厘米计，则为1050米，合二里左右，其墓志出土于磁县城西讲武城乡孟庄村南，即元魏宗陵内部。以此为基准，张彦墓志（565）、张君妻董仪墓志（565）、张永俊妻周令华墓志（567）皆记葬于“武城北二里”，很可能位于元魏宗陵内部。结合前文所举张满、司马氏等墓志，可见东魏天平年间以降，元魏宗陵内部就“混杂”着元氏以外家族的墓葬。另一个坐标是邺城。前引司马兴龙墓志云“邺城西北十五里釜阳城西南五里平冈土山之阳”，墓葬位于河北磁县滏阳村簸箕冢，即高齐宗陵西端；尧峻墓志云“迁葬于邺城西北七里”，墓葬位于河北磁县城南申庄乡东陈庄村，即高齐宗陵东南角；赵炽墓志云“葬于邺城西北七里”，墓葬位于磁县城南申庄乡西陈村，即元魏宗陵东北角。以此为基准，即可为葬于邺城西北且已脱离原始墓葬的墓志，推断其原属墓葬的地理范围。例如，叔孙都墓志云“葬于邺城西北四里漳河之北”，呼亮、乞伏保达墓志云“葬于邺城西北七里紫陌之阳”，斛律丰洛、独孤忻、赵道德墓志皆称“葬于邺城西北十里”，元悰、元賥、元子邃妻李艳华墓志皆云葬地为“邺城西北十五里”，说明元悰、元賥等人与司马兴龙墓大致位于等距墓域，呼亮、乞伏保达与尧峻、赵炽位于等距墓域，叔孙都墓在邺城与尧峻、赵炽墓域之间，而斛律丰洛、独孤忻、赵道德墓位于司马兴龙墓与尧峻、赵炽墓域之间，当在两大宗陵区之内。
最后是关于漳南固岸墓地的情况。在此墓域内部，广泛分布着勋贵上层、汉人大族以及中下层官僚等各色人等的墓葬。就勋贵墓葬而言，除却考古发现的和氏、贾氏、范氏家族以外，仅墓志所见，还广泛分布着叱列氏、赫连氏、姬氏、陆氏、闾氏、穆氏、尉氏、宇文氏等胡人贵族的墓葬。通览葬于此区的墓志，基本以邺城、西门豹祠和野马岗为地理坐标。先结合考古发现和墓志记载确立参照坐标。刘通墓志云“窆于邺城西南廿五里野马岗南”，出土于河南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北地约200米，即固岸墓域西南角；和士开墓志云“厝于邺城西卅里野马岗东北城郭”，出土于河南安阳市安丰乡邵家屯村西、东高穴村南，即固岸墓域西北角；和绍隆及妻墓志均云“葬于邺城西南十五里”，出土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张家村，与和士开墓距离稍远；范粹墓志云“迁厝于豹祠之西南十有五里”，出土于河南安阳县洪河屯乡洪河屯村；叔孙多奴墓志云“归窆于邺城西南三十多里所”，相比刘通墓“邺城西南廿五里”，距邺城更近，实际发现地位于河南安阳县洪河屯西北地，在范粹墓附近，当在邺城西南二十里左右。若以邺城西南为起点，则固岸扇形墓域大概可分为以下层次：西南七里，分布着张双（570）、李挺等人的墓葬；西南十里，分布着宇文绍义（545）及其妻（570）、刘钦（548）、李静（564）、李马头（567）、王秀（566）、穆子宁（576）、穆建（576）等人的墓葬；西南十五里，分布着姬静（538）、郭肇（543）、孟桃汤（547）、王孝康（568）、赫连子悦（573）等人的墓葬；西南二十五里，分布着刘通（572）、郑子尚（574）等人的墓葬。沈丽华谈及固岸墓域的分布规律：“依时代先后，由近及远发展，兆域制度相对松散”，后半句是准确的，前半句则有疑问。前举墓志显示，墓域分布并非随时代先后由近及远分布，同一墓域范围往往分布着汉人大族，也分布着勋贵胡人，故他们很可能不会聚族而葬，或者聚葬的程度相对有限。
前文叙及穆氏在孝文迁洛之后改籍洛阳，迁邺之后，穆景相墓志称魏郡邺人，穆建墓志称司州清都人，穆子宁称司州清都人。《西门豹祠堂碑》碑阴题名第一列有：“平东将军、从事史魏郡穆子容”“户曹从事魏郡穆□贤字子□”。除穆氏外，此碑题名中元氏（如元韶、元稚英）、叔孙氏、尉氏、陆氏等多名鲜卑勋贵均记作魏郡人。迁邺之后，邺城政权似有改易籍贯之行为。但是，穆良、穆子岩墓志仍称河南洛阳人，迄今所见40余方元氏墓志，仅有元荣墓志（568）称清都邺人，元世雄墓志（571）称代人，其余均为河南洛阳人。可见迁邺以后并无整齐划一的改籍规定。穆景相为穆崇玄孙，穆建为穆崇六世孙，穆氏数代之间，籍贯数经改易。与籍贯书写的杂乱相比，穆氏成员迁邺之后，纷纷葬于邺城固岸墓地。穆氏墓志多数表达为“邺城西南十有余里”，穆瑜妻陆修容墓志云“祔葬于瀛洲史君之旧茔，在邺西南野马岗之东，去城廿五里”，从西部和南部都可推断，穆氏墓葬位于比和绍隆家族更接近邺城的墓域。关于汉人大族，可举陇西李氏为例，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陇西李氏葬于固岸墓域并非始于迁邺以后。最迟在北魏景明年间，李伯钦已经葬于此地，志云“窆于豹祠之南，先公神道之左”，罗新、叶炜据此推测，李伯钦先葬平城，后因其父李佐葬于邺城，李伯钦亦迁葬邺城。室山留美子指出李冲葬于洛阳后，后裔子孙在洛阳建造坟墓，形成家族墓地。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陇西李氏在邺城营构的墓域已维持百年之久。李佐子李遵墓志记载其死于正光五年（524），次年“窆于豹祠之南，先公神道之左”。可见李冲兄李佐一支早在孝静帝迁邺之前，已经把家族墓地定于邺城。又据李挺（神俊）墓志，志末记载李挺有三位夫人，其中两位墓志已经发现。其一是彭城刘幼妃，刘芳之女，正始四年（507）卒于“彭城都乡丛亭里第”，墓志称其“权窆于邺西豹祠东南二里半，今因夫氏卜厝，泉门重启”。可见刘幼妃死后，即从彭城迁葬邺城家族墓地。其二是清河王女季聪，死于永安三年（530），随后葬于覆舟山之南麓，兴和三年（541）“迁祔于皇璧司徒李公神茔，于邺西豹祠东南二里半”，在其死后十余年，同日与李挺葬于同地。迁邺以降，陇西李氏成员纷纷入葬固岸墓域。李挺、李遵、李伯钦兄弟三人必然葬在一处。上表李彬为李冲之孙，李桃杖为李彬之子，父子或在一处。李桃杖墓志云“窆于豹祠西南十里”，与李挺墓相距三里之遥，应非同地；李倩之则葬于“邺县西南廿里”，距离更远。李倩之为李承曾孙，与李挺、李彬同族而非同一房支，可见同一家族不同房支并非完全聚族而葬。
二、晋阳墓域的勋贵色彩
邺城诚为东魏北齐的政治文化中心，并州晋阳亦号称“齐氏别都，控带要重”。晋阳在东魏北齐成为军事中心，部分勋贵重臣定居于此。学者将这种格局称作“邺城晋阳”两都制或“邺城与晋阳的二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治权力“副中心”的晋阳，对于胡汉贵胄死后葬地的选择具有怎样的吸附能力？
迄今所见碑志显示，葬于晋阳一带者，绝大多数都在魏齐嬗代以后。在此之前，兴和元年（539），刘懿死于邺都，葬于“肆卢乡孝义里”，即今山西忻州九原岗一带。《永乐大典》记载：“魏刘贵珍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云御史中丞、太尉公、录尚书事、敷城公也。”前文提到死于晋阳而葬邺者甚多，而死于邺城迁葬晋阳者，例证极少。刘懿以外，仅见张肃俗墓志（559）云：“卒于邺下……权殡晋阳三角城外。”《魏书·地形志》“并州”条下有三角城。《元和郡县图志》亦云：“三角城，在县西北十九里，一名徒人城。”三角城，可能位于今太原市义井乡一带。
魏齐嬗代以后，葬于晋阳附近的贵胄明显增加。与葬于邺城者相比，葬于晋阳一带者，几乎都是勋贵胡人，本地大族葬于晋阳者极为罕见。太原王氏是北朝隋唐一流高门，随着北魏的分裂，其子孙后裔鲜有归葬晋阳的情况。王休墓志记作王昶之后，祖次多，父惠，均非王氏主干大房的人物。王休死于永安二年（529），天平四年（537）“窆于邺城西豹祠之南二里”；其子王炽死于天保四年（553），“葬于邺西十里”。不知父子二人是否葬于同地。太原郭氏的情况与之类似。郭肇墓志云“葬于邺城西南十五里”，郭钦墓志云“葬于邺城西南十五里”，郭愍墓志云“遂以十月十八日夫妻大葬于邺城西南十里，西临野马高岗之峻，北带天平深□之长术。其处闲旷，修为墓田”，郭嵩墓志云“与夫人汉广郡君尧氏迁葬于邺城西南十里，左邻都邑，右属连山”。太原郡其他汉人士族，与王郭两大家族的情况基本相似。需要指出，北魏王郭两家与太原乡里的联系并不相同：以当轴人物为例，王慧龙遗言“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而郭祚墓位于太原市榆次县。
形成对照的是，此期葬于晋阳者，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家族。作为魏齐“别都”的晋阳，军事性远远强于政治性和文化性。勋贵胡人是魏齐政权的军事支柱。部分勋贵生前居住晋阳或并州，在此担任官职，死后就近葬于晋阳，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前举张肃俗兄长张海翼就任长安侯，其父张子霞亦为长安侯，此处“长安”，是指太原郡长安县，故死后“葬于并城西北”，两人墓葬均见于太原市晋源区寺底村。两人墓志均称“代郡平城人”，推想不是汉人大族。两墓南北并列，以南为尊。与张氏相似者，又如韩氏，韩买奴死于朔州，“迁葬于晋阳东北七十里看山之南”，韩裔曾任“三角领民正都督”，食并州乡郡干，卒于青州治所，葬于祁县。韩祖念死于云州之镇，“永厝于五泉山”，其墓发现于太原市晋源区小井峪乡大井峪村。其中韩祖念、韩裔称昌黎韩氏，无法建立明确的家族世系，应系攀附。
最重要的就是勋贵家族。侯莫陈妻叱列氏墓志云“殡丧并州城西山”；贺娄悦墓志云“窆于并州三角城南”；独孤辉墓志云“葬于唐城西北五里”；娄叡墓志云“窆于旧茔”。娄叡墓发现于太原市南郊晋源区王郭村南。娄叡祖父娄内干，父拔，两人死后皆封太原王，娄叡先后出任并省尚书令、并州刺史，娄拔与高欢妻娄后为兄妹。既云“旧茔”，说明娄叡家族还有人物葬于此地。娄氏以外，敕勒族斛律氏与高齐皇室保持着密切的通婚关系。北齐后主皇后为斛律光女，乐陵王高百年妻亦为斛律光女，斛律金孙婚娶义宁公主，正如史家所云：“出镇方岳，其余子孙皆封侯贵达。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斛律金、斛律光父子也是北齐后期的柱石重臣。斛律金卒于天统三年（567），武成帝举哀西堂，后主又举哀晋阳宫。《元和郡县图志》“晋阳”条云：“高齐相国咸阳王斛律金墓，在县西南一十五里。”斛律光卷入与祖珽的政治斗争，兼北周行离间计，被诬以谋反重罪而残杀。关于斛律光墓的位置，学者意见纷纭，以新绛说较为可信。近年在太原市晋源区发现斛律金父大那瑰碑，碑云大那瑰死于景明三年（502），天平二年改葬至“并州晋阳城西南”。斛律光孙彻死于隋开皇十五年（595），“窆于并城之北十里”，其墓发现于今太原市西南沙沟村一带。可见汾西盆地晋阳古城北部一带，正是斛律金家族墓地的范围。稍显例外的是，近年公布的斛律丰洛墓志云：“祖魏侍中，司空公”“考相国，忠武王”，此即《北齐书·斛律金传》中的斛律羡，墓志记其“武平三年七月廿五日薨于州府。……（建德六年）八月十九日，葬于邺城西北十里”。可见斛律羡被杀后，北周政权对斛律氏进行安葬，但没有归葬晋阳墓地。其侄斛律武都同样如此，志云“与妻义宁主合葬于邺西北十里处”。推断被北齐诛杀的斛律光族人，皆由北周政权就近葬邺，而未葬于晋阳。
高齐姻亲家族还有高车人厍狄氏。厍狄干婚娶高欢妹乐陵长公主。关于其墓葬地，地方志记载为：“（忻州）城西九原岗上，有碑在焉。旧经云：持节都督五州诸军太宰开府并州刺史假黄钺厍狄引墓。厍狄干墓，在厍狄引墓前，有碑存焉。魏斌认为地方志有碑为证，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同族人厍狄回洛，大宁二年（562）死于邺城，原本“窆于晋阳大法寺”，其妻尉娘娘天保十年死于“晋阳之里”，“穸于并州三角城北五里”，河清元年（562）厍狄回洛与两位妻子尉娘娘、斛律昭男一起迁葬“朔州城南门”，即今寿阳县贾家庄一带。魏斌认为厍狄回洛和厍狄干分别葬于内迁的朔州和恒州，具有凝聚朔州、恒州的意图。需要指出，厍狄氏亦有葬于晋阳的例证。厍狄业死于天统三年，同年“葬在看山之阳”，墓葬位于太原市小店区南坪头村。除此之外，北齐时期葬于晋阳的家族还有贺拔昌和徐显秀等人。贺拔昌为朔州善无人，起家为高欢的亲兵将领，死后葬于“晋阳城北廿五里”，墓葬位于今万柏林区义井村；后者祖父为怀荒镇将，徐显秀本人亦先后追随尔朱荣和高欢，武平二年（571）死于晋阳，“葬于晋阳城东北卅余里”，即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北侧。又如，永乐本《太原府志》卷六《古迹》载白长命墓在县东北三十里。北齐唐义墓在县东南十余里。乾隆本《太原府志》卷二六《陵墓》载唐义、唐鉴墓同在小韩村，位于唐邕墓西南，并考订唐义即为唐邕子君明。
大体而言，迄今所见东魏北齐葬于晋阳的人物，罕见本地汉人大族，反而以外来者占据绝对优势；外来者中，又以与高齐皇族具有姻亲关系或过从甚密的勋贵势力占据主流，其他看似汉姓的人物很可能出自攀附，葬于晋阳及附近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有六镇背景。晋阳墓域分布以北朝晋阳城为基本坐标，现今汾河流域西部晋源区和万柏林区交界地带构成主要墓域，而汾河流域东岸迎泽区王家峰村至小店区郑村一带为次要墓域，分布相对零散。其中仅见张海翼、张肃俗兄弟毗邻而葬，其他墓葬尚未发现明显的族葬特征。
三、归葬本籍者小考
北魏设置平齐郡以降，严格限制平齐民归葬乡里，同时规定“南人入国者皆葬桑干”。室山留美子将这种规定称作“强制性的葬地设计”，迁洛以后南迁代人必须改籍、葬洛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强制性政策的延续。清河张谠死于延兴四年（474），其子崔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这种强制性规定，在迁洛以后得以松动和改变，史载：
内侍长董丑奴营坟墓，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乃诏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祀五家。又诏褒叡，图其捍虎状于诸殿，命高允为之赞。……薨后，重赠叡父桥侍中、征西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武威王，谥曰定，追策叡母贾氏为妃，立碑于墓左。父子并葬城东，相去里余，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
王叡虽被冯太后宠幸，但也必须遵守当时葬于平城的规定。守屋美都雄对王叡攀附太原郡望的过程进行过勾勒。迁洛以后，改葬晋阳显然是配合攀附太原郡望的有力举措。前文已经指出，迁邺以后，鲜见太原大族葬于本地之例。其他大族的情况如何，他们有没有归葬本籍的行为？室山留美子指出，北魏迁洛以后，葬于本籍的家族，大致有弘农杨氏、渤海封氏、河内司马氏、渤海高氏、河间邢氏、清河崔氏等汉人高门，并将这种现象称作“族墓的再生”；并称迁邺以后，山东士族保留着归葬乡里的传统。那么，这些高门在东魏北齐葬于两都，还是继续归葬乡里？归葬乡里有何特征？
北魏崩溃之际，洛阳鼎沸，因杨侃参与诛杀尔朱荣的密谋和行动，弘农杨氏很快遭到尔朱氏的疯狂报复和大肆屠杀。太昌年间得以平反，他们集体归葬于华阴县弘农杨氏家族墓茔。幸存的杨氏成员，绝大多数出仕关中政权，故不可能葬于邺城和晋阳。杨亦在被杀之列，其子杨元让侥幸逃脱，出仕邺城政权，武平二年卒于郡舍，同年葬于“漳河之北安仁里”，其妻宋氏早在武定二年（544）死于晋阳，“权殡于汾河之东”，九年后，“迁窆于邺都漳河之北安和里”。杨侃子杨陀罗亦幸免于难，出仕北齐政权，开皇三年（583）卒于定州宅第，“权瘗于毋极县界”，六年后“改葬于华阴县之旧茔”。杨陀罗、杨元让俱为弘农杨氏大房子孙，葬地殊途，杨陀罗归葬旧茔，正是因为隋代天下一统，反向说明部分杨氏人物没有归葬华阴正是因为东西政权对峙的客观因素。
东魏北齐定都邺城，立足河北，必须仰仗河北大族的支持和拥戴。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来的天下盛门，无不出仕东魏北齐。先看次等士族的情形。以渤海封氏为例。北魏封氏葬于乡里，始于封魔奴。墓志记载封魔奴死于太和七年（482），迟至正光二年（521），“改葬于本邑”，即今河北省景县安陵区前村乡封氏墓群。封魔奴孙延之以兴和二年（540）死于晋阳，次年“归窆于广乐乡新安里”，墓志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十八乱冢。封孝琰墓志亦称“安于旧茔”，其妻墓志亦称“祔葬于旧茔”，封子绘墓志称“归窆于先公之旧域”，其妻王楚英墓志称“合葬于旧茔”，诸人墓志俱出土于河北景县东南安陵区前村乡封氏墓群。王楚英墓志又云次子充早卒，“卒于本郡之邑，今葬于此墓之正东”。封孝琰、封子绘俱为封魔奴曾孙。志云“旧茔”“旧域”，当指正光年间自封魔奴墓开始营构的家族墓域。此外，据与封魔奴共六世祖的同辈兄弟封柔墓志（546）记载，封柔“卒于广乐乡新安里”，之后“窀穸于本甸”，其墓位于河北省吴桥县大齐区西宋门乡小马厂村，可见小马厂村一带就是新安里的所在。前举封延之墓志出土于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封延之妻崔长晖墓志称“葬于旧茔”，两志均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安陵区前村乡。吴桥县小马厂村距景县封氏墓群达20余公里，并非同一墓域。新出封龙墓志出土于吴桥县新镇店村南1公里左右，西北距景县封氏墓群约15公里，距小马厂村甚近。其墓志记载高祖为燕太尉武平公，有人考订为封弈，其父富仁、祖进德不见于史，葬地显示封龙与封柔关系较近，与封延之等人关系较远。同为封释后裔，封魔奴和封柔两个房支的墓地显然不在同地。
渤海封氏归葬“旧茔”，正是因为他们在乡里的势力盘根错节。门阀大族的权力之源正是植根乡里，封回遇害河阴之后，其子封隆之“以父遇害，常怀报雪，因此遂持节东归”，孝庄帝被杀以后，渤海高乾、高昂兄弟谋取冀州，“欲奉次同为主。次同曰：‘和乡里，我不及封皮’”。封皮即隆之小名。高欢立足河北，渤海封氏与有力焉。史载：“隆之素得乡里人情，频为本州，留心抚字，吏民追思，立碑颂德”，“子绘祖父世为本州，百姓素所归附”，“三叶本岳，世论归美”，因此，乡里社会也是他们避祸求全的庇护之地，“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幸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惧难潜归乡里，子绘亦弃官俱还”。乱时避祸，死后归葬，正是其乡里基础强大的突出表现。
较之渤海封氏，北朝时期地位更高的汉人大族，赵郡李氏堪为典型。出自该族的李祖娥，是文宣帝高洋的皇后、废帝高殷生母。因此，李祖娥与娄太后之间的冲突，往往被视作北齐胡汉第二次冲突的焦点。史书记载赵郡李氏雄踞乡里的情形：“李氏宗党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会极欢，无不沉醉喧乱。”北魏末年连年兵燹，乡里社会岌岌可危，李元忠“帅宗党作垒以自保”，“及庄帝幽崩，元忠弃官，潜图义举”，由此获得高欢的信任和重用。赵郡李氏枝繁叶茂，成员众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之分为东祖、南祖和西祖三大房支，每个房支下又有若干分支，人物极盛。谨以东祖李叡后裔李宪家族为例加以说明。李宪是这个房支在北朝时期的中心人物。《魏书》本传记载李宪死于孝昌三年（527），死后五六年获得追赠，元象元年（538）“合葬于旧墓”，不知“旧墓”是指先死的长子李希远墓，还是指其父李式之墓。李宪墓志出于赵州段村，墓志记作赵国柏仁人，尽管墓志称“思乡动梦，归本成礼”，但李宪并未归葬柏仁。赵州段村一带迄今也未发现其他家族成员的墓葬。李宪次子李希宗死于兴和二年，四年后葬于“黄石山东”，其墓经考古发掘，位于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乡南邢郭村东南500米。两县尽管毗邻，但李希宗墓距其父李宪墓所在的段村长达15公里。李希宗墓南邻涕河，西倚五马山，当地群众称为“五圪垯”，其中一墓偏西北，剩余四墓由西向东，一字排列。四墓中最西者为李希宗墓，最东者为其弟李希礼墓，简报推测中间两墓分别为李希仁墓和李骞墓。李希礼墓志称“归窆于先茔”，简报推测M1为李宪衣冠冢。从尊卑关系来看，M1的确是五墓之首，但究竟是李宪墓还是长子李希远墓，存疑。这是李宪子孙比较集中的一个墓域。
李宪子孙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墓域，以李宪孙李祖牧为中心。李祖牧墓志记载“归窆于先夫人旧兆北六十步”，其父李希远死在祖父李宪之前，据李宪墓志，李希远妻是广平宋弁之女。李祖牧、宋氏墓志出土于今河北省临城县西镇村一带。此墓域距李希宗墓域近30公里，显然不应视作一个家族墓地。墓志既然称先夫人，未云先公先君，则李希远夫妇很可能没有合葬。据李祖牧墓志，次子李君明“同日祔葬于茔西北”，三子李君颖“同日祔葬于茔东北”，其子李君颖墓志云“归祔于先君赵州使君茔东北”，并云二兄君明“同日葬于茔西”，与之相合。可知在李祖牧家庭墓地，呈丫字型，以南为尊，同辈并列，又以西为尊。最南的为宋氏墓，稍北居中的为李祖牧墓，西北为李君明墓，东北为李君颖墓。结合李希宗兄弟墓葬的分布，可知赵郡李氏墓葬存在昭穆次序，大致规律为异辈之间以南为尊，同辈之间东西并列，以西为尊。这种尊卑关系当与地形相关，西部就是高大的太行山脉。
与赵郡李氏并为天下盛门的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都在发生着不远千里归葬旧茔的故事。弘农杨氏、渤海高氏、无极甄氏等地方大族无不如此。中古时代的郡望例以“郡名+姓氏”为构成方式，郡名后面的县名往往被学人所忽略。姜士彬敏锐捕捉到次级郡望（即县）的变化，并从赵郡李氏的迁徙揭示元氏、房子、赞皇等次级郡望的兴衰及意义。上文李祖牧墓域所在的临城县（房子），李希宗墓域位于赞皇（元氏），说明赵郡李氏次级郡望扩张的步伐，早在东魏北齐已经发生。李唐时期使用这些次级郡望，正是对既有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承认。博陵崔氏也是如此。伊沛霞早已指出，尽管崔昂墓志声称“安厝旧茔”，但其实已经放弃安平而葬常山，既称“旧茔”，说明部分崔氏成员在常山已经建立起比较集中的墓域。易言之，北朝大族归葬的“旧茔”，并非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而是一种观念：归葬本郡而非他郡或他地的观念。实际上很可能并非归葬故里旧冢，而是葬于故郡的其他次级郡望。前文所举封氏、李氏例证，尤其是李宪、李希宗、李祖牧三代分葬三县，即为明证。
最后简单讨论北朝墓葬的昭穆问题。北朝汉人大族的墓葬次第，未必都是同辈并列。韩震墓志（532）记载，次息钦，“早丧，墓在君墓西五十步”，墓志出土于洛阳王庄村，父子墓葬并列则以东为尊，以西为卑。平原明赉、明湛父子俱归葬乡里，明湛墓志云“葬于君父博平墓东北百五十步”，两人墓志均出于山东德州陵县孟家庙村，南北排开，相距30米左右，与志大体相合。明赉墓志又云“窆于徐州使君旧茔东十里”，徐州使君应为明赉祖先，名讳无考，可见明赉父子与徐州使君墓相距甚远。学者称明氏“可能是家族聚葬的墓园”，似难成立。清河崔氏的墓葬分布，亦可提供若干参考。崔鸿墓志（526）云“窀窆于黄山之阴”，其妻张玉怜墓志（537）亦云“黄山文侯之□陵”，文侯即指崔鸿，两年后崔鸿子崔混“迁窆于本邑黄山之旧茔”，崔鸿侄子崔德墓志（565）记载“葬于黄山之北、黑水之南、太保翁之墓所”，崔德兄崔博墓志（573）记载“窆在黄山之阴”，崔鸿弟鹔墓志（537）亦云“先君旧兆”。这些墓志均出土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窝托村南400米处，皆为朝西北方向的石室墓。此地南靠黄山，北临乌河，故坐南朝北。崔鹔墓志既言“先君旧兆”，说明至少其父敬友应葬于此地。史载崔光死后，“肃宗祖丧建春门外，望轜哀感，儒者荣之。……五年春，光葬于本乡”。崔鸿侄崔德墓志云“葬于黄山之北，黑水之南，太保翁之墓所”，太保即指崔光，推想光亦葬此地。崔光堂兄弟崔猷墓亦在同地发现，墓志亦云“葬于本邑黄山之阴”，坐南朝北。说明清河崔光、崔猷家族墓葬均在此地，且至少连续三代均葬于此，崔光、崔猷诸子的墓葬很可能也在此地。根据简报，崔混墓位于崔鸿墓西北10米处，没有介绍崔鸿弟崔鹍墓与崔鸿墓的位置关系，又说崔鹍子崔德墓位于崔混墓之西北。崔混、崔德为堂兄弟，墓葬位置不是东西或南北并排分布。
徐苹芳曾经概括六朝时期父子兄弟墓位的排列方式，有父子兄弟一字排开、前后左右按长幼辈分排列，以及坟院茔域三种。永平元年（508）赵超宗墓志云：“仆射居中，诸子东西分据，各逐地形，不相比次，敢遵成规，措于斯所”，似为第一种情况。赵郡李氏、清河崔氏的墓葬排列符合第二种，通常以南为尊，至于东西方向何者为上，与墓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近年考古发掘的豆卢恩家族墓地也是如此，埋葬三代五个人，豆卢恩在墓园最南端，墓北西侧为三子豆卢昊墓，墓北东侧为四子豆卢整墓，因为南向，似以右为尊。敦煌文书张忠贤《葬录》（S.2263）绘制晚唐家族茔域图，属于第三种排列方式。其中，祖墓居于左上，父墓、二叔墓、三叔墓从右上往左下依次排列，父叔诸子再在其下由右向左排列。刘未论及洛阳唐墓的通例，是以长子葬父墓东南，斜向排列，但也指出偃师兴杏园唐墓有所不同。前文所言河北大族的昭穆次第，有的恰与此相反，如崔鸿墓在东南，崔混墓在西北，斜向排列。又如，李祖牧墓在南，次子墓在西北，而三子墓在东北。不同辈分之间，以南为尊，正与《葬录》所记相反。唐代卢绘妻李胡墓志志侧记载数代祖先墓葬方位，游自勇据此绘制范阳卢氏在洛阳的茔域分布，隐然含有昭穆原则，但世次与墓地分布明显有交错和混杂现象。北朝也有类似混杂的情况。如天保二年（551）段通墓志记载葬地为西门豹祠之西岗，志末记载诸子墓葬分布：次子在墓西，第四子在墓北，第五子在墓东。
结论：葬地的都城化倾向
在帝制中国，都城犹如政治文化权力的巨大磁场，各色人等无不趋之若鹜。北魏洛阳都城规制“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权贵居住的里坊分布呈现出严格的阶层属性。冥界不过是人间的倒影，权力继续蔓延至胡汉权贵死亡以后的世界。北魏分裂以后，孝文帝诏令南迁代人改籍洛阳、葬于洛阳的强制性规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东西政权。东魏北齐的“两都制”，既继承尔朱荣立足晋阳霸府遥控洛阳的政治格局，同时又扬弃洛阳代之以邺城的二元双核结构。迁邺以后，东魏北齐虽然没有明确颁布类似孝文帝规定改籍和葬地的诏令，但历史事实证明，胡汉权贵死后，绝大多数成员的葬地以邺城为主，晋阳和乡里为辅。魏齐皇室悉数葬邺，勋贵出现分流，大部分葬于邺城，少部分葬于晋阳；汉族士人与之不同，大多数葬于邺城，少部分归葬乡里。众所周知，北魏胡汉权贵葬于洛阳，基本是因为孝文帝的强制性规定，即便琅琊王肃、陇西李冲这样的重臣也不能例外；反观东魏北齐，似乎并未颁布强制改籍和改葬的诏令，绝大多数胡汉权贵并未改籍就是证明。这是与北魏洛阳时代比较明显的差异。
笔者搜集记载东魏北齐墓葬信息的碑志资料，共计517例。其中有些资料对此问题并无助益，如王显庆墓记，仅知死于兴和二年，太原人；杨六砖志，仅知死于天保八年（557），弘农人。他们的家世和葬地信息阙如。此类“无效”资料，凡35例。比较“有效”的482份材料中，元氏48例，只有元玕和元光基归葬洛阳，其余46例葬于邺城墓地；高齐皇族39例，皆葬邺城墓域；其他葬于邺城的胡汉贵胄256例，共计341例，占有效样本的70.7%；葬于晋阳及附近区域者，仅有33例，仅占7%；归葬乡里的案例不足20%。由此可见，东魏北齐名义上被学者称作“两都制”，葬地选择昭示邺城仍然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
室山留美子指出，孝文迁洛以降，归葬本籍的现象开始凸显，从而实现“族墓的再生”；迁邺以后山东士族维持归葬乡里的传统，但这已成为比较特殊的群体。实际上，东魏北齐归葬本籍者，以河北大族为主，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等家族相继归葬北魏乃至更早开辟的“旧茔”。往前追溯，所谓“生相近、死相迫”，邢义田结合考古证据，从宗族角度讨论战国秦汉宗族族葬的延续性。徐苹芳指出，中古早期的茔域制度，经历了从反映奴隶制时代宗法关系的族葬，到反映封建制家族葬的转变过程。族居、族葬、归葬乡里等现象，无疑属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东魏北齐汉人大族归葬乡里，虽然不乏族葬的行为，但同一家族不同房支之间往往并非葬于同地，大族归葬的“旧茔”，只是一个观念，以房支或血缘单位更小的家庭而展开，陆续从本籍地向同郡的其他次级郡望扩张和弥散。当然，除却邺城、晋阳和本籍以外，葬地还有其他选择，如天水赵征兴死后，葬于徐州彭城。这些现象比例不高，不过是魏齐墓葬分布中并不起眼的支流。
进言之，北朝世家大族强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扎根乡里，宗族聚居，互为声援，密布乡里的点点坟茔，就是大族啸聚乡里社会的纪念碑。白居易谈及山东大族改葬的情形云：“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陈寅恪早已洞见山东大族舍弃祖茔田宅，徙居他地，早在安史乱前。毛汉光、韩昇继续揭示隋唐门阀大族向城市迁徙，导致大族与乡村社会的严重脱节，进而从趾高气扬的贵族官僚转化为依赖国家机器的技术官僚，这一过程关系到士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深刻转型。其中最直观的反映，莫过于隋唐时期门阀大族死后葬于长安和洛阳的现象，即便是北朝最显赫的一流高门也已经抛弃本籍和旧茔，转以两京为新贯和葬所。若把视线拉长，两汉立国，国家层面并无强制改籍和葬于都城的相关规定。汉末士大夫纷纷归葬本籍的例证，在史籍中俯拾皆是。矢野主税论及东汉、魏晋士人出现居葬都城的现象。东汉士人不乏举家居葬洛阳者，但多系汉廷姻亲、君恩诏葬等特殊情况。魏晋士人自发居葬洛阳数量陡增，具备“都城化”的倾向，但并未形成累世葬洛的群体和习惯，在洛阳精英阶层中占比相对有限，故未呈现出明显的都城化趋势。魏晋十六国战乱频仍，政权对峙，墓葬分布呈现满天星斗的样态。北魏统一北方，无论平城时代还是洛阳时代，与徙民政策配合，先后强制部分人群葬于平城和洛阳。北魏分裂以后，西魏北周要求改籍京兆，葬于关中。东魏北齐虽然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部分鲜卑勋贵偶有改籍的举动，但绝大多数胡汉士人并未改籍，死后竞相选择邺城为主要归宿。另一方面，邺城时代虽然也存在着世家大族归葬乡里的活动，这反映出对北魏乃至魏晋士人归葬传统的继承，同时可以看到他们归葬的乡里已非完全意义上的原籍，不同房支未必葬于同地，甚至同一房支也是如此。故汉人高门归葬本籍除具有集中性的特点之外，也有分散化的倾向，崔、卢、李、郑、王，莫不如是。汉人大族葬地在本土化与都城化纠缠的螺旋进程中，逐渐丧失乡里基础，都城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倾向和趋势。东魏北齐葬地的“都城化”现象，不啻隋唐以降门阀大族中央化和城市化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