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人类为了御寒直接利用兽皮或者草叶蔽体，并在漫长的过程中学会了编结、裁切、缝缀的技术。连缀草叶要用绳子；缝缀兽皮起初先用锥子钻孔，再穿入细绳，后来演化出针线缝合的技术。

山顶洞人遗物中存有公元前1.6万年的骨针。骨针是最原始的织具，随着骨针的使用，古代的中国人开始制作缝纫线。人们根据搓绳的经验，创造出绩和纺的技术。绩是先将植物茎皮劈成极细长缕，然后逐根拈接。这是高度技巧的手艺，所以后来人们把工作的成就叫做“成绩”。动物毛羽和丝本身是很细长的纤维，用不着劈细，但要使各根分散开，这叫作松解。后来人们发现用弓弦振荡可使羽毛松解，用热水浸泡可从茧中抽出丝纤维。先把纤维松解，再把多根拈合成纱，称为纺。开始是用手搓合，后来人们发现，利用回转体的惯性来给纤维做成的长条（须条）加上拈回，比用手搓拈又快又匀。这种回转体由石片或陶片做成扁圆形，称为纺轮，中间插一短杆，称为锭杆或专杆，用以卷绕拈制纱线。纺轮和专杆合起来称为纺专。古典中的“生女弄瓦”，就是指女孩子从小要用纺专学纺纱。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文物中已出现纺轮。我国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制或石制纺轮，这说明当时的纺织手工业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普遍掌握了使用纺轮来进行纺纱的技术。

织造技术是从纺织网罟和编制筐席等演变而来。《易·系辞下》记载了传说中的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有许多印有编织物的印痕。河姆渡遗址出土有精细的芦席残片，南召县二郎岗出土的仰韶文化尖底陶缸上发现有纺织品的印痕。最原始的织物采用“手经指挂”，即徒手排好直的经纱，然后一根隔一根挑起经纱穿入横的纬纱，织物的长度和宽度都极其有限。人们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使用工具，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木刀、分绞棒、卷布棍等原始腰机零件，造型和现在保存在少数民族中的古法织机零件甚为相似。

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朱砂、研磨颜料的石臼、石杵以及彩绘工具等，说明当时的衣料也像用器一样着有色彩，绘有花纹。

养蚕和丝绸的发明是中原仰韶文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纺织史的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将丝织品的最早发现锁定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公元前2700年的绢片、丝带和丝线，并确认这里是中国最早养蚕织丝的所在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郑州荥阳青台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一重大发现，刷新了现有中国丝织品的起源学说。

1981～l987年，文物工作者在对荥阳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清理出了两具婴幼儿的瓮棺。其中一个瓮棺中发现一个蹲坐姿势的婴幼儿头骨与肢骨上黏附有灰白色炭化丝织物。而另一个瓮棺内婴幼儿的腿骨和脚骨上也发现黏附有褐灰色炭化纺织物碎片及块状织物结块。遗址中还发现了与纺织品有关的纺轮、骨针、骨匕、陶刀和合股的麻绳残段。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把我国纺织品的起源提前至距今5500年前。

这一重大发现的意义还远不止此。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鉴定分析这些丝织物残片后，向世人确认了如下几个事实：

一是青台先民们已经能够进行多粒蚕茧合并抽丝，以适应制帛经丝纬丝的制作工艺。我们知道，单粒蚕茧丝强力低，无法进行织造，只有将多粒蚕丝合为丝束才有足够的强力，这是织帛的首要条件。生丝合股需要脱去茧丝的胶，这在古书上称为“治丝”。就是将蚕茧放在大口陶罐中，经过水煮使丝胶和丝脱离，就能将多根茧丝合并抽拉出来成为长长的生丝。由此可见，青台的先民们已能利用温水溶解丝胶进行多粒蚕茧的合并抽丝。

二是青台先民们的织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鉴定证明，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残片是平纹组织的纨（纱）、绞经组织的罗的实物。罗的特征是质地轻薄、稀疏，丝缕纤细，是左右经相互绞绕后呈椒孔的丝织物。罗起源于渔猎时代的网罟，这种以丝为原料的罗织物在中原地区商代遗址中发现很多，说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商代已能大量生产。因此，在距今5500年前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发现罗的实物，是原始制造工艺的重大进步。

三是青台先民们已经采用了炼染工艺进行织物着色。青台遗址出土的浅绛色罗，是迄今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时代最早、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们以色彩表达审美观念，他们首先在陶器上使用颜色涂敷，制成各类纹饰。从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案中可以看出，当时已使用赤、黄、黑、白色颜料。至于织物上的染色或衣服上的涂色，可能是氏族先民们用色彩文身的延伸，并逐步发展为服饰色彩。青台遗址出土浅绛色罗是怎样着色的呢？从织物残片表面情况分析，初步可以认定罗织物在上色前，已经经过煮炼的工序，以提高织物与色彩结合的牢度。这个工序古代称为炼丝。浅绛色罗是先经过炼丝后再染色的。织物上的颜料可能取自矿物，也可能取自植物。这件浅绛色罗实物的出土，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丝织品的炼染工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是青台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原始织机织布。青台遗址发掘中从不同地层的瓮棺中出土了不同规格的平纹麻布实物。经分析，这些麻布密度较高，麻纱的直径较细，麻布的经纬密度均匀，经纬纱比较整齐，证明当时已经完成了由纺织向机织的过渡。也就是说，当时居于青台一带的先民们已使用了原始织机——“腰机”。

除了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标本之外，从历年考古发现来看，早在1927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就曾出土半个蚕茧，经美国斯米索尼安研究所推断为家蚕茧。1980年和1981年，河北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两件陶蚕蛹，其中一件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室鉴定，系家蚕蚕蛹。此外，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有陶蚕。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也有蚕形图案。

上述重要考古发现，全都分布于中原地区。这种情况绝非偶然现象，而是表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居民已经会养蚕缫丝。传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黄帝正妃嫘祖发明养蚕治丝之法，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被后世尊奉为“先蚕”（蚕神）。考古发现与传说资料互相契合，成为中国纺织史上的佳话，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是结合河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而编著的，目的是为公众更多地了解中原历史文化，更深地理解中原文化的深厚内涵。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虽然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表现的是闪光点，但是本书还是力图让观众了解更多的内在信息和发展变化过程。了解中原文明向心力、创造力、生命力的根源，了解中原文明质朴性、包容性、秩序性的构成与关系，以及中原文明之于华夏文明的贡献和影响。当然中原文明的诸多方面还在探索当中，许多问题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和解读。对于重要问题的不同学术观点，在展览中我们已经通过展板的形式向公众作多种介绍，本书也以这种方式进行编写，以期让公众理性地和相对地了解历史与考古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