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科研、教学管理上的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学术成果的量化管理。许多行政管理人员认为虽然过分量化欠妥，但不能没有量化。对此，我不敢苟同。首先，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学术的进步。十本平庸的著作并不能折算为一篇有贡献的论文，这就如同重复一万次高度为一米的跳高并不能被认为是打破了奥运纪录一样。我们追求的是那一次有质量的一跳，而不是低水平的重复次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量化对学术发展和学术进步是没有意义的。其次，任何制度都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对任何一种制度的选择，应该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两利相权取共重”。学术的量化管理也应作如是观。量化可以奖勤罚懒，但是，我们学术管理的目标是要促使十个懒汉都各写出十篇平庸的文章呢？还是要为一个大师的出现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呢？我们放弃量化，可能出现不了大师而白白养了懒汉，但至少有这种可能；而目前的量化管理，扼杀大师的可能性却要远远高于培养大师的可能性！当然，我们的前提是，在学术研究中，懒汉不会因为量化管理而成为大师。在1949年以前的学术界，没有实行严格的量化管理，并没有妨碍学术研究的进步，没有滋生大量的懒汉，相反却出现了一批大师。我们总不能说，现在有大师潜质的人变得更不道德、更不敬业、更不追求学术成就了吧。

目前的学术管理之所以会选择量化管理，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为了评比，为了经费！国家这几年财政状况好转了，但是对科研、教学的投资似乎并没有采取增加日常经费的方式，而是采取了课题制、津贴制、建设中心制等等这样的办法。要得到课题、拿到津贴、成为中心，就要进行由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种评比。评比就得有指标，于是量化管理日盛一日。如果能将经费日常化，定岗、定编、定经费之后，校务、系务即由教授会来负责管理，我想量化就不会如此之盛了。第二，目前的人事制度导致了量化管理的盛行。从现象上说，现在国立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人事上是只能进不能出，校方或系方即使明知某人为懒汉，也无可奈何，于是只得将津贴分档，通过量化来“奖勤罚懒”。现在的教授分等，也是这样的逻辑。如果是私立单位，或者是人事进行了根本改革，解聘懒人即可，不必非得要量化。导致这一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校务、系务、研究所所务的管理，并没有真正做到教授治校、治系、治所。我们目前实际是在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进行教学、科研管理，教学、科研究部门的“衙门化”是普遍现象。只要这一体制不改，管理的方式就不会有根本变化。抄袭这类学术界丑闻之所以层出不穷，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一用行政手段不可能根绝抄袭，只有让学者真正自己管理自己，才可能杜绝。

学术量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学术的泡沫化。这是目前科研、教学管理制度的产物。在制度变更以前，我们不得不适应制度，这是我们的无奈；但如果以这一制度有其有利的一面为由而自觉维护这个制度，那就是我们的可悲了。

其实，学问是自己的事。拿了终身职，不做事，那也就算了，不必强求。不能为了强迫懒人多写两篇来应付考核，就把那些本来静着心认真念书的人给鼓捣得躁起来。我们是要用量化强迫一位不入流的人多写两篇垃圾，还是让本来可以写出少量一流作品的学者迫于应付考核而不得不掺水多写三流的作品呢？——说这样的话，是有一个前提，即，能写出又好又多的作者，不用量化，他也能写得又好又多。比如钱穆，不用量化，他也会拼命写。

总之，在学术管理上（未必适合所有行当），我觉得要以容忍懒人、容忍混子为代价，来保证那些能出一流作品的作者最终写出一流的作品，因为我们反观学术史，就可以发现，本来也并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学术史的价值的。再说，做学问，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是自己追求成名成家的事，不必强迫每个人都成大师——也强迫不来。退一步说，学问，是自己的爱好，不关别人事；相反，有人拿这个东西变成了现金，也跟自己的爱好无关。倘若主要是将做学问当成自己的职业，那当然会对混子不平衡了。

2012年

来源：《不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