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特勒看来性别压迫无法颠覆的可能，是因为把这种压迫看成了男性对女性的长久统治，要想获得性别解放就必须颠覆父权，恰恰是这种想法又把女性和男性推到了对立，使得压迫逻辑无法逃脱性别身份的范畴。

它只能将压迫在不同的性别身份之间来回转化，因为产生性别压迫的不是源自一方的性别身份本身，而是其身份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理解力（即一种使主体得以存在的规范性机制）。

后宫剧在塑造女性形象时，通过演绎女性进位的成功，进而建构起了女性自身的奋斗史，它使观众沉浸其中，暂时忘却了现实中的悲愤与不悦。

通过对衣食住行，乃至人物心理的刻画，在突出女性独立意识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女性生存路上的阴谋与倾轧，尽管是有平等意识的新型女性形象，却也演绎出了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所遭遇的困境。

这就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表述的雅典城命名的典故一样：在雅典城初建时期，人们不知道橄榄枝与泉水是神迹雅典娜与波塞冬的代表。

德尔菲的阿波罗告知了他们并让他们自己在其中选出一个作为城的名字，结果女人选了雅典娜，男人选了波塞冬，由于女人比男人多了一个，因此城最终被命名为雅典。

这使波塞冬大怒，以水淹城，雅典娜为平息波塞冬的怨怒，给了雅典女人三项惩罚，即不能称自己为雅典女人，其孩子不得以母名命名，没有投票权。

这一典故表明雅典女人在否定父权的同时，间接地把母权也否定了。而后宫女性通过倾轧、争斗获得的权力，不是为了维护女性本身，而是为了维护男权制下的皇权统治。

剧中女性在独立、在试图突破男性权威中，又再一次的臣服于了男性权势之下。女性地位在寻求突破与突破之后的再次限制之间循环往复，如同魔力的怪圈，在摆脱中却仍然是在原来的轨道上行进。

传统性别视角下被认同的女性角色扮演的普遍定型化，成为了真正自主的假象，在看似女性主动性演绎的过程中却客观的维护了传统的既有两性秩序。

即使是在女性性别“错位”的形象演绎中，这种“错位”也带有着调侃的娱乐性气息，让自我意识淹没在了对男性需求的刻意迎合之中。

女性在自我成长中不断寻求着自我身份的认同，这种成长不仅仅是身体的，更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但女性在逃离父权制社会寻求自己内心的真实中又不断被男权所阻碍。

观念认知的冲突，使女性的依赖与归宿必须是男性，与之行为亲密的女性无疑会被定义为男权社会的另类。

因为她冲击着男性的主体地位，男性的位置被女性所取代，这本身就可视为是对男性群体的挑衅，所以有着女性同性倾向的人群往往会遭受更多异样的眼光，来自父权社会群体的排斥，使人的自我意识受到严重的轻视，女性的性别在自我主体无法得到认同的环境里失去了意义。

在宫廷这一特定的时空环境中，传统观念下所规训的女性角色压抑着女性的身心，女性对家族的贡献、对夫家的付出，让她在唯命是从中不断迎合男性意识。

她们难以摆脱传统话语的禁锢，让身心不断遭受着种种压迫，这种存在的困境折射着女性在话语权缺失下的卑微遭遇。

当身份认同被加以否定，而处在生存困境的边缘时，子嗣也就往往成为了她们生命与情感的寄托，纵使没有沦为丈夫的附属，也成为了自己儿子的附属，终归是成了男性的附属品。

在无法依靠母族，且得不到丈夫的垂青后，她们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儿子身上，这种传统伦理观念使女性丧失了自我，也让她们在失去自我中不自知的维系着迫害她们的那一套理念，这也导致了她们最终无法逃离的悲剧命运。

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意识成为了她们为人妻、为人母的人生准则，女性在失去自我中为子嗣谋划，看似她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抗着夫权，实则她们所维护的依然是父权制的社会准则。

剧中富察·容音尽自己所能护着那些可能会与她争夺丈夫爱的后宫女人，并且自己也说她先是一个皇后，再为一个女人。

看似与皇帝伉俪情深，皇帝更是待她相敬如宾，但她的进宫、丧子、死亡，一路走来她所经历的均被皇帝当成了达到皇权统治制衡的政治工具。

这在剧中通过魏璎珞之口对皇帝进行了质问，皇帝直言富察·容音活着的时候是大清的皇后，即使她死了，也要让她发挥最后的价值。

所以在皇后死后，他利用皇后祭仪出现的问题，让皇后做了他肃清官场的一把利刃，直接处置了一大批全忘本分、尸位素餐的大臣、官吏。

“明君作为封建帝王的一切罪恶与丑陋的行为，都以为了国家日后的安定和发展的名义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很多时候女性在不自知中充当着政治博弈的棋子，男性将她存在的价值为自己权力的稳固做了高度的利用。

把她对幸福生活的梦想以及青春时刻的单纯无情地埋葬了。真挚的情感本不应该建立在身份的利用之上，对神圣爱情的向往却掺杂进了世俗的利益。

在那让人憧憬与迷恋的权力空间里，并未让人得到片刻的宁静，反而成了人生最大的束缚。对于生活在其中并深受其影响的女性来说该是多大的讽刺。

借以生存的空间里的冷漠、无情与虚伪让女性最终陷入了灭亡的深渊，死亡，就成了她们告别这种身份桎梏最为直接的选择，以死亡来对抗命运，死亡——成了她们摆脱母族、夫权的出路之一。

这也许是为了走出困境，不断追求自我觉醒与独立的一种残酷的体现。再如高贵妃——一出场就盛气凌人敢与皇后一较高下，纵使没有皇帝的爱，可依然凭借家族的地位得到了皇帝的宠。

她跋扈、目中无人，逼死怡嫔，险些害死五阿哥永琪，但皇帝依然对她宽容。当她被软禁在储秀宫，浑噩度日时，她父亲前来探望，为使她振作，说出的竟是让女儿不要忘记，即使她颓废不振，自己还有两个女儿正值妙龄且有出众的美貌。这言语背后流露出的是高贵妃仅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她的一生像她所爱的戏剧一样，充满着荒唐与变数。女性权势的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其家世表面的荣辱与兴衰，更多的是家族社会关系利害的交织和当权者的相互平衡与制约。

在物质、权力、地位与爱情中，她们无法摆脱婚姻的束缚，很大程度上这种婚姻关系属于社会交换范畴下的一种交换关系。

这种为了各取所需而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在影视中得以体现，这种关系往往属于等级的或家族的，却唯独不是属于个人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个体的认同与归属并不强烈，那么个体在其中对自我的定义也就不再清晰，在这种关系下所形成的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凭借外在因素的维系看似坚固，其实极其脆弱。

利益交换下关系的确立，女性无法获得对等的自我主体的认同而不断陷入困境，婚姻关系成为她们摆脱家族掌控的又一种幻灭。

纵使她们有自我个性的展现、自我人格的独立，但更多的或是最主要的还是摆脱不了其背后势力（包括家族势力）的影响。

甚至是终其一生都在各种势力（男性）的博弈中艰难地生存着，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们所谋求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宠爱与得势，更多的是其背后的意义——家族地位得以巩固，进而使自己有更强硬的靠山。

这种势的循环与交叠，使得贵族权力圈之中的女性之间的倾轧、博弈就会变得更加激烈。

无论是做皇后还是做妃嫔从来都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她们最初之所以因妃嫔的身份被皇权所庇护，不过是作为了男性的财产，而不是作为人的权利。

剧中对女性进行权力的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即是把女性作为利益符号的一种消费。

作为后宫极权者的太后，看似清心寡欲，处事公平，以礼佛为伴，但在政局面前，她却利用手段，致使辉发那拉氏的父亲惨死，手上占着无辜人命的鲜血，却说是为了大清的统治与根基。

在继后为其父亲报仇而挑拨太后与皇帝关系时，太后更是利用装病去博得怜悯，使继后放松警惕，最后才得以带着皇帝对她万般的愧疚去圆明园“养病”，后宫历来的明争暗斗，从太后的权谋手段可见一斑。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后宫中拥有至高地位的人，她的尊位荣宠，也得由作为儿子的皇帝决定，假使她给予皇帝的真相不是皇帝所要的，那么养育之恩也就会随着帝王的震怒而瞬间消散，亲情终究也抵不过集权制下皇权的尊严。

魏璎珞身上似乎不带着封建社会下传统女性的身影，她为复仇，而多次利用皇帝，虽然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甚至得到了皇帝足够的尊重，但她又何不是另一个太后。

她的复仇路上除了皇帝，还离不开四个男人的相助，一个是海兰察，是海兰察在圆明园中暗助祥瑞现世之说，她才得以博取了太后的喜悦，利用皇帝多疑的心理，一跃成为了贵人，海兰察为她再度进宫提供了可能。

一个是叶天士，叶大夫首次出场就帮她救下了愉嫔之子，之后又伪造疥疮医案帮她逃过了皇帝的苛责，在纯贵妃向令妃发难时，也是叶太医力证五阿哥之病是由食用人参而不是草乌头膏所引起的等等，作为一介游方大夫，在治病救人中多次护了魏璎珞周全。

第三个是作为太监的小全子，他看似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显示重要的作用，起初是他的背叛让魏璎珞想到了利用宫市摆售宫中失窃之物来对付纯贵妃，进而利用所谓的“定情信物”让嘉嫔被幽禁。

在对付顺嫔的陷害时，也是小全子的配合，让魏璎珞在延禧宫得以活命，甚至最后指认袁春望是整件谋反案的策划人时也是小全子不眠不休去帮忙寻找证人，最初叛主之人却成了魏璎珞走向权力的得力助手。

第四个是富察·傅恒，是富察·傅恒对魏璎珞的了解和对她选择的尊重，帮助魏璎珞躲过了顺嫔的算计，最后在魏璎珞中毒时也是傅恒九死一生帮她拿到解药，这也间接造成了傅恒在沙场殒命。

再如继后，她对付太后是因利用了红昼对她的情感，就连她最后被幽拘后所受到的待遇都是因红昼关照之故。

这种女性强大背后隐匿男性的存在，看似是对女性施以援手，其实不过是男权体制得到巩固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它隐含的是女性的成就源自于依靠男性的拯救。

这种设置让影视剧在给予观众愿望满足的补偿感之时，也让观众去无止境地追求现实中未曾实现的欲望，它通过这种被拯救的欲望来对观众进行催眠，让观众沉浸其中，徘徊不前。

这种被拯救看似帮助女性解决了困难，它在表面看上去是女性获得了既得利益，实际上这是对女性仍旧处于劣势的一种掩盖。“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后宫中女性依附于男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来源的依附性。她们所获取的物质财富是由其等级地位决定的，而她们的等级地位是由宫廷的掌权者——帝王所决定的。

如娴妃在接济家庭时，本来是去内务府申领宫份，在申领失败后，竟变卖首饰，没有经济来源的她们，也只能听凭命运的捉弄，自此她逐步看清了对生活在后宫的女人而言，权势地位对女性生命的重要性。

后宫争宠宛如竞技场一般，为了生存，她们必须先要变强，就如魏璎珞对庆贵人所说的，依附于强大，不如自己变得强大。

即她们虽有某种程度上的意识觉醒与人格独立，但因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而获得生存的必需品。

她们要想摆脱自己作为商品的命运，就必须挣脱夫权、族权、政权、神权的多种压迫，而这对没有经济独立的女性来说，无疑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