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喜剧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过“滑稽”“讽刺”“谐闹”“歌颂”“幽默”“荒诞”“戏谑”等喜剧性特质，这些特质的出现、流行均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反应出特定时期西方喜剧电影文化的影响。
我国喜剧电影在诞生之初就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呈现出不同于我国传统喜剧文化的一些特质。
早期国产喜剧电影受欧美喜剧电影的影响颇深，尤其在一战后，美国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对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电影中通过夸张手法增加喜剧感的表现，以及以喜映悲的精神内核，注重喜剧的讽刺功能等，都在早期国产喜剧电影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
早期国产喜剧电影的本土化进程也同样存在，但文明新戏对早期国产喜剧电影的影响要远大于传统戏曲。费穆先生曾指出，较之古典昆剧与皮簧，当时的文明新戏与电影更接近。
张石川先生是喜剧电影的实践者，他早期拍摄了一系列喜剧短片，题材主要源于文明新戏。早期国产喜剧片在取材上既有源于文明戏的，也有源于传统戏曲、民间传说或笑话的。
其实早期的滑稽短片（被称为“滑稽片”“笑片”“趣片”“趣剧片”），不仅在取材上与文明新戏有密切关系，主创人员也大都来自于文明戏，就连演员也多是文明戏的职业演员串演的，文明戏社的服装道具也被直接借用到喜剧片中。
此时的喜剧短片具有深深的“戏曲程式化”的痕迹。而此时的文明戏在内容上已经趋向于对小市民阶层心理的迎合，失去了进步性，呈现无聊低级趣味。
扬善惩恶的主题及对受众审美趣味的迎合使其在当时很受欢迎。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喜剧片是1913年拍摄的《庄子试妻》和《难夫难妻》。
这两部电影也是当时的喜剧电影杰作，将喜剧叙事和喜剧性引入了电影，具有较强的讽刺性与启蒙意义，蕴含着对人性与社会的反思。
张石川、郑正秋联合导演的《难夫难妻》讲述了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
柯灵先生评价其“把批评锋芒指向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比胡适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著名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还早了六年，内容也比后者有深度”。
《庄子试妻》根据粤剧《庄周蝴蝶梦》改编，表现了以庄周用诈死来考验妻子田氏是否忠贞而引发的一系列喜剧性情节，故事主要取材于粤剧“扇坟’一段，既是对庄周虚情与田氏薄情的嘲讽，也是对人性的深层反思。
这两部影片在当时影响较大，程季华曾从电影发展史的角度评价：“《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一部是社会讽刺剧，一部是道德讽刺剧，都是将严肃与讽刺结合在一起，收到了寓庄于谐的效果，其内容上的喜剧性和表演上的夸张，受到当时文明戏和通俗喜剧的影响，对随之而起的滑稽短片大量摄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遗憾的是，当时的滑稽短片中少有如《庄子试妻》和《难夫难妻》这样追求深层讽刺意味与深刻人文关怀的佳作，多数作品是对低俗趣味的迎合，“成为了洋奴思想和封建文化的鼓吹者和帮手，大大地违背了五四运动前后的时代精神”。
这类似于当下对于闹剧片的定义，即“一种以赢得笑的效果为特征的影片。主要描写市民生活，表现市民趣味。运用滑稽和夸张的手法刻画人物，以愉悦观众或进行批评、嘲讽”。
搞笑逗乐是其核心目的，整体刻意追求人物与情节的可笑性，连引起“笑”感的方式也往往比较刻板化套路化，如“性格缺陷”“人性贪婪”“反常心理”“夸张表情”及借由“乖张或粗俗行为”引发的“巧合”“突变”等。
这时期的《劳工之爱情》虽然也属于滑稽短片，但是却不再限于以简单的滑稽动作来营造娱乐效果，而是开始努力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由木匠改行摆摊卖水果的男子与一个医生的女儿暗生情愫，但女儿父亲的准嫁条件却是“你要是能让我生意兴隆，我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你”。
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最终被良善又不失巧智的主人公化解，他在楼梯上做了手脚，导致彻夜聚赌打闹的赌博男女悉数摔伤，从而使“岳父”医生的生意红火起来。这种卓别林式的化解方式，虽然不太符合中国传统道德，却符合喜剧表现习惯，迎合了观众的观影心理。
影片在镜头运用、时空转换及细节处理上较一般滑稽片都有很大进步，同时，注意了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的互动关系，它一改滑稽短片单纯依靠喜剧化表演来营造喜剧氛围的单一表现方式，开始尝试构建完整的喜剧性故事。
注意到主线与辅助情节的呼应，如以对木匠手艺的喜剧性交代为后面改造楼梯做铺垫，以医生因生意惨淡所造成的喜剧性误会与后期提出无理嫁女条件相呼应。
场面设置上也突破了单一舞台场面，影片整体由一个完整的喜剧性构思架构，人物性格、行为与情节发展互相推进，“是早期滑稽短片的奠基之作”。
早期的喜剧片大多是“滑稽片”或“笑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喜剧片，其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受欢迎及影响力不如其他类型片”。这和当时相关人才匮乏有关，如缺乏经验丰富的编剧及有号召力的喜剧明星等。
当时国产电影受南洋片及南洋观众审美趣味影响，作为电影最重要生产基地的上海，其观影群体也主要以移民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