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总理收到了一封来自李大钊儿媳田映萱的求助信，这封信，可以说是一封政治水平相当高的信。

字里行间未提半句政治，也未倾诉个人的苦难，只是将丈夫李葆华的情况与请求娓娓道来，周总理读罢，亲自致电安徽：“立即放人。”

作为李大钊之子的李葆华，不论在任何岗位都恪尽职守，在安徽任职期间，更是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被百姓们亲切地称为“李青天”。

那么，李葆华究竟遭遇了什么？

“三一八惨案”后，革命浪潮陷入了低谷，众人出于安全的考虑，纷纷劝说李大钊尽快撤离北平这个这个危险之地。

李大钊却认为北平的革命事业需要他，于是毅然决定继续留在“前线”。

哪料，军阀竟直接闯入大使馆，大肆搜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一众革命志士，李大钊被捕的那天，李葆华因在校内参加活动这才幸免遇难。

当时，李大钊每月的收入颇为可观，约有250块至300块大洋左右，这些都是他任教、兼课的收入。

不过他却将绝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之中，每个月都会拿出80块大洋来作为中共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

此外，他还经常慷慨解囊，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以至于每到发工资的时候，他总是带回一张欠条。

李大钊他离世后，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无尽的哀思，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简朴——他的全部遗产，竟仅有一块大洋，连安排后事的钱都没有。

李大钊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品质，深深地打动着众人，甚至汪就连政见不同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块大洋。

人们自发地组成了送殡队伍，一路上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李大钊去世后，他的家人陷入了颠沛流离的境地，在蔡元培先生及亲友的鼎力相助下，李葆华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追捕，远赴日本留学。

他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日文及其他课程的补习，并在日本加入了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决然地中断学业，回国投身革命。

打从抗战一开始，李葆华便与田映萱在一步步地“走近”对方了。

1940年，田映萱背着背包，来到阜平县区党委处报到，在这里，她遇到李葆华，当得知他就是李大钊之子时，田映萱油然而生出敬意。

当时，陕甘宁边区印钞票有困难，只有晋察冀边区能印，于是，田映萱等人就承担起了背钞票的任务。

却不料，众人在行进的途中，遭到了日军的伏击，被日军打散的田映萱与李葆华等人迅速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作为临时避难所。

“我们要坚决抗击，誓死不当俘虏，要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万一不幸被俘，那就在法庭上揭露敌人的罪行，高呼‘共产党万岁’！”

大家坚定地点了点头，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敌人发现，重新集合队伍后安全地到达了驻地。

在那个年代，女干部很少，尤其是像田映萱这种年仅20岁就当选为七大代表的女性更是寥寥无几。

贺龙笑着问道：“小同志，个人问题考虑好了没有？我这里的好同志可多了去了。”

田映萱闻言，不由得涨红了脸，实际上，她的心中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那就是李葆华，只不过两人之间的窗户纸还没有捅破。

这时，一旁的吴德指着李葆华对贺龙说道：“她呀，这是正选佳婿呢！”

在这朝夕相处之中，两人的心越靠越近，在田映萱看来，两人之间的爱情之路，没有华丽的誓言，也没有刻意的浪漫，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平日里，两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散步，他们时而谈及理想，时而又回忆起革命岁月中的点滴，在这份平淡又真挚的感情中，两人相爱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被调任至水利部，担任副部长一职，与傅作义共事。

这一安排，是毛主席与周总理深思熟虑的结果，认为李葆华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看重的就是他工作勤勉踏实，行事细致入微。

1962年，李葆华调到安徽主持工作，李丰平曾由衷地赞叹：“我当了这么多年二三把手，遇到过许多第一书记，但最好的、最民主的，当属葆华同志。”

在干部面前，李葆华从不以官位自居，更不曾因权势而训斥他人。他总是以一副平易近人的姿态，与干部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群众面前，他更是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拒绝任何形式的排场。他深知，只有与群众心贴心，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看到最真实的现状。

有时，他甚至不惜乔装打扮，以“叫花子”的形象走进乡间，与百姓共话家常。

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了解群众们的吃穿用度，这样的他，让群众们敢于直言不讳，也让下情得以更加顺畅地传达至上级。

有一次，李葆华特意从别人那里借来一个粮本去买粮。然而，营业员却只给了他三斤大米和七斤红薯干，这与国家规定的标准大相径庭。

（当时国家规定的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三斤红薯干）

面对营业员的解释“这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李葆华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这场争执，甚至惊动了公安人员。最终，在多方努力下，粮食供应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而这件事，也让群众们对李葆华有了更深的敬意，纷纷传言：“葆华书记常常‘微服私访’，了解民情。”

对此，李葆华却淡然一笑，表示自己从未刻意为之，只是不喜欢那种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下乡方式罢了。

他更愿意以一种低调、务实的方式，与群众打成一片，共同推动地方的发展。

在处理工作时，李葆华同样展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尊重与耐心。

在“责任田”问题上，当得知个别生产队不愿改革时，他并没有急于求成，更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选择继续耐心教育，分批推进改革。

他深知，过于急躁或强制执行，往往会适得其反，不如耐心等待，继续加强教育引导来得更为稳妥。

正是这份尊重与耐心，让李葆华赢得了百姓们的广泛赞誉，百姓们亲切地称他为“李青天”。

李葆华的夫人田映萱同样是一位以身作则、勇于担当的杰出女性，新中国成立后，田映萱主动请缨参加工业建设。

在外人眼中，这或许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项“自讨苦吃”的任务，但田映萱却满怀热忱，乐此不疲。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田映萱都保持着高度的敬业精神，从不言苦，从不言累。

自1959年起，她的职务级别便一直定格在11级，数十年来未曾变动。每当提及晋升、提拔之事，夫妻俩总是谦逊地推辞：

“我们就算了，还是提别人吧，这样有利于工作。”

20世纪60年代，李葆华和田映萱都未能幸免，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但群众们是纯朴、善良的，都念着“李青天”李书记的好。

在食堂，师傅们总是悄悄给田映萱多加些饭菜，轻声安慰她：“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商店，售货员们更是特意跑到仓库，为李葆华挑选最大、最好的水果。

1972年，周总理收到了一封来自田映萱的求助信，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未提半句政治，也未倾诉个人的苦难，只是清晰、客观地描述了丈夫李葆华的近况与请求。

原来，田映萱在被“解放”后，回到了合肥探望丈夫李葆华。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心痛不已。

那个曾经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丈夫，如今已变得瘦弱不堪，满脸沧桑，有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苍老。

于是，田映萱便想到了给周总理写信，托胡邦耀同志设法转交给周总理，寻求帮助。

那封信的大意内容是物价的增长，生活费的下降，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加上多年的肠胃炎，使得李葆华的身体每况愈下。

田映萱希望，可以将丈夫李葆华接出来住院治疗。周总理读罢，亲自致电安徽：“立即放人。”

两天后，周总理再次致电催问，李葆华这才终于得以获释，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消息传出后，许多干部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次年，李葆华也被宣布“解放”。

“服从组织，没有意见。”这八个字不仅贯穿了李葆华的一生，也成为了他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1978年，李葆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直至1982年光荣离休。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住在北京西城区机关宿舍的一套旧房子里。中央多次提出为他调换更好的住房条件，但他却多次婉言谢绝：

“这里住习惯了，年纪也大了，就不折腾了。”

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李葆华都始终保持着对信仰和党的忠诚。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他去世后，曾有记者询问他的儿子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坚定地回答道：

“我们不需要什么物质遗产，李大钊子孙的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李葆华的一生是对忠诚、勤勉与无私奉献的最佳诠释，无论是在水利部担任副部长，还是在安徽主持工作，都展现出了他的领导才能与为民情怀。

他深入基层，与群众心连心，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崇高理念。

面对不公与困境，李葆华从未有过丝毫退缩，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情操。他的清廉正直，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李葆华始终保持着谦逊与低调，从不以权谋私，更不追求个人的名利与地位。在提级、提职等关键时刻，他总是主动让贤，将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

李葆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为民服务、什么是真正的勤政务实。

参考资料

李葆华田映萱以沫相濡人生路. 党史博采(纪实)

革命之树长青——访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 党史文汇

李大钊后代出了三位高官. 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