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是周总理弟弟周恩寿的大女儿，但是，她却在红墙大院里生活了15年。

1949年，周秉德终于见到了自己传说中的伯父周恩来。周总理回家后就见到了这个小家伙，面带笑容的将秉德拉到自己的身边，笑着说让他看一看她长得像谁，周总理端详片刻后说像爸爸又像妈妈，还询问了秉德的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第一次见到大伯父，周秉德就觉得亲切极了，伯父和爸爸长得可真像。

小孩子一开口就是“大爷”，把周围的人都逗得捧腹大笑。

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让孩子叫自己伯伯，而她的伯母去上海出差了，过几天才能见上，他的工作较为繁忙，所以就由这些叔叔们照料秉德。而且，他已经给秉德在师大女附中报名了，过几天就能去考试，若是录取了就能上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不过，他工作很忙，所以小秉德不要去打扰对方。

周秉德满口答应：“行！”

6月30日，才刚刚吃完晚饭，周秉德就听到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爸爸好！”随后，一个骨相精致的大姐姐走进门，同周总理握了手。

周总理看着一脸茫然的秉德，向她介绍：秉德，这个漂亮的姐姐是维世姐姐，她的父亲乃是孙炳文烈士，她是他们的干女儿，才刚从苏联留学归来。趁着这个机会双方认识一下。

周秉德一眼就喜欢上面前漂亮的姐姐，“姐姐好。”当时孙维世已经20多岁，所以这声姐姐叫得没毛病，孙维世也叫了一声“秉德妹妹，”随后就跑过来抱住对方，对于周秉德的到来，孙维世高兴极了，因为周总理夫妇太冷清了，陪伴他们的只有永无止境的工作，她都担心两人因此累出毛病，如今秉德来了真好，刚好能监督他们。

周总理见她们说的起劲，上前打断他们：“走，今天我带你们两个上天安门！”

这天正好是“七一”党的生日，所以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有庆祝活动。

只是，周秉德才12岁，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只能紧紧地跟在姐姐和伯伯的身边，她没想到的是，这是伯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她上天安门，等她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还是她花了30元票钱上去的。

8月28日，周总理带着秉德去北京车站接邓颖超，邓颖超之所以跑出去出差，也是为了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先生。

那天，火车站热闹极了，周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上前和宋庆龄握手，秉德也被带到邓颖超的面前，还能等别人介绍，邓颖超的眼睛就亮了，脸上的笑容根本遮掩不住，她拉着秉德的手，笑意盈盈地说：“这是秉德吧！”

“大娘好！”周秉德将天津的习惯称呼脱口而出。

邓颖超和对方商量：“就叫我七妈吧！好吗？”

12岁的秉德根本就不懂周总理在家中行七，车站又热闹得很，周秉德直接空耳，以为伯母希望自己叫她“亲妈。”此时的秉德还以为爸爸妈妈想要将自己过继给没有孩子的伯父，可是，转念一想，家人没和她提过这件事啊，不过，如果伯母喜欢这个称呼，她就这么叫吧。

“七妈”和“亲妈”之间的发音非常的接近，不管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时候还是在北京工作以后，周秉德都一直坚持喊“亲妈”，她没有觉得这个称呼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连邓颖超都没有听出任何不妥当的地方。

一直到后来和邓颖超通信，周秉德将“亲妈”写在纸上时，邓颖超才觉得不对劲，在回信中，邓颖超写道：“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以前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行七。”直到这个时候周秉德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误会了，而且喊错了。

对于周秉德的教育，周总理夫妇是上了心的，从秉德小时候起，他们就教育她不要搞特殊。秉德上学时看到不少干部同学都是乘坐小汽车回家，而她却得去挤公交车，于是动了心思，她能不能也让小汽车来接呢？

当邓颖超察觉到秉德的这一想法后，直接义正言辞地教育道，让她将这一心思打消掉，伯伯的配车是国家给的，那是用来工作的，而不是接送孩子，不能因为伯伯的地位高，就忘记了他们是普通老百姓，若是嫌公交太挤，就骑自行车好了。

可以说，周总理夫妇对周秉德他们的教育，直接影响了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即便后来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依旧严格要求自己。

而秉德的父亲周恩寿，1949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北钢铁局做基层工作，之后又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内务部，60年代，周恩寿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请假在家休养。此事被周总理听到后，他找到弟弟：“你既然有病，就提前退休，不能拿着国家的工资养病。病退以后经济有困难，我补给你，不能多拿公家的钱！”就这样，，周恩寿被“逼”办了退休手续。

1968 年，周秉德因为先兆流产在西安的医院住院，就在这时，她的丈夫沈人骅一脸凝重的来医院看望妻子，看着丈夫的脸色，周秉德只觉得有些不大对劲，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周恩寿被逮捕了，而且是卫戍区动的手，签发人正是他的哥哥周总理。

8月下旬，周秉德回到北京生孩子。

突然有一天，她的婆婆将她喊出来，说是有人来看望她。

周秉德出去后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但是，对方却热情极了：“你是周秉德同志吗？你好。我叫王金岭，是8341部队的。嗯，像，真像！”

周秉德只觉得对方说的有问题，便多问了一句，这才知道，他说的是像她的父亲周恩寿。

而王金岭就是带走她父亲的人，问及原因，王金岭才将一切和盘而出，原来一切不过是因为他是周总理的弟弟。

再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是七年后，看着目前麻木呆滞的爸爸，周秉德只觉得心痛极了。

周恩寿看到女儿流泪，手忙脚乱的安慰对方不要哭，并给她解释，幸亏周总理将他这条小舟栓到了大船上，这次才让他闯过险滩。

在和伯父和七妈交往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周秉德发现七妈在家庭里更讲原则，而伯伯更加重感情。对周秉德而言，她和七妈相处的时间要比伯伯多得多，因为伯伯更多的是属于“大家”的，但七妈却要代替丈夫具体照顾周秉德他们和经常找上门的周家的亲属，对于这些，邓颖超从来都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文章信源&参考资料：

《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 , 2008版；

《中华之魂：父辈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1998版；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名人亲人忆名人》：湖北人民出版社 , 2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