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三国，绕不开汉魏；讲评汉魏，绕不开曹操；分析曹操，绕不开许昌。
通过黄巾起义发家的曹操，在不间断的战争中野心逐渐膨胀，慢慢有了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
而其身边，也慢慢笼络起了一群能人强将，在他们的辅佐下，曹氏集团不断壮大，并最终形成了独立的政权。
建安元年，曹操定都许昌，并以许昌为辐射中心开启了一统天下的一系列军事活动。
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他的见识谋略都远胜常人。
那么，他究竟为何会放弃繁华的旧都洛阳，而选择了昔日规模远逊于洛阳的许昌呢？
许昌的特殊
许昌，坐落于黄淮平原，地处中原腹地。
在远古时期，此地是许氏部族聚居之处，因此也被称作许地。
发展到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许地形成了一个叫许国的小型国家。
随着秦王扫六合的征战步伐迈进到此处，被易名为许县，上属颍川郡内。
秦朝覆灭后，汉承秦制，许县仍属于颍川郡，此后的四百余年内都无较大变化。
“许昌”之名是曹丕称帝之后 ，因“魏基昌于许”，所以给许县改名为许昌，许昌也因此成为了五都之一，其名字更是流传下来，变为了今天的许昌。
建安元年，曹操听取谋士荀彧与董昭等人的意见，“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汉献帝迁都于许昌，并将此地作为自己的权力中心，开始了数年的经营。
曹操的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其实有些令人费解。
因为虽然许昌地势平坦，土壤也较为肥沃，但由于时局动荡，长期受到战乱影响，所以那时的许昌人口稀少，经济也较为萧条。
与其相比，洛阳位于天下之中，聚四方财气，可观天下动势，汇集四海豪杰，可谓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面对这样显而易见的差距，曹操却做出了定都许昌的决定，这当然不是一时兴起，其中其实蕴含着他多方面的政治考量。
首先，便是客观条件要求。东汉末年，董卓专权，并恣意妄为，引得群雄讨伐。
心存畏惧的董卓在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挟汉献帝迁都长安，并“兵烧洛阳城外四百里”，掘墓取宝，将整个洛阳城内的珍宝刮搜殆尽。
洛阳这一古都，也因此被破坏焚烧，许多曾经的汉代建筑与文化成果，几乎都被董卓破坏干净。
大量基础设施的破坏与人口的流失，使昔日的繁华都城，已不再是定都的首选。
而汉献帝所移居的长安，也因董卓部曲与各路讨伐势力混战而遭到了破坏，宫殿城门被尽数焚烧，城池受毁。
在这样混乱的形式下，满朝群臣皆惴惴不安，惶恐度日。但与东汉凋零的政权相对应的，是曹操日渐壮大的权势。
所以，汉献帝不得不依靠曹操，并听他调派，前往了相对安定的许昌。曹操也得以非常迅速地控制住了局面，使时局安定下来。
随着董卓被诛，彼时已经形成了袁绍、曹操、袁术等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当时，曹操的力量尚不足以与他们较量，因此，曹操想要韬光养晦，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在自己势弱时远离强权角逐战场。
让曹操起家的兖州，其地理位置北靠袁绍，东临刘备，南靠袁术，在曹操迎得汉献帝后，若仍扎根于此，必然成为群狼环伺的众矢之的，因此他不能，也不敢在自己原本的大本营继续经营发展。
而许昌，既有极其丰富的水资源可供利用，又在地理路线上与西安和洛阳自西向东连接，又跟南阳互为犄角，交通通达，自成通道，在自然环境上可谓优渥非凡。
此外，许昌之地，附近是刘表的势力范围，而相对于其他政权而言，刘表在政治军事上表现得十分平庸，不足为惧。
更别提汝、颍之地，一直是名士之乡，有诸多人才，而许昌作为颍川郡下辖，也是人才济济。定都于此，自然对颍川的人才具有先天的吸引力。
可以说，曹操从选择许昌那一天开始，便开始了为今后的发展打算。
而许昌在早年东汉时期，聚集过大量世族，他们于此地兴办教育，传播儒学，使当地的人们都耳濡目染的接受了儒家理论中“忠义”的思想感化，形成了忠于国家的国家观念。
当时的曹操，正是以忠于东汉的忠臣，东汉的保护者身份自居。
这样的宣传非常有利于许昌的人民接受曹操，并默许其政权在此地扎根发展，而不是选择奋起抵抗。
综上所述，汇集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许昌，自然而然便成了曹操定都的首选之地。
曹操对许昌的开发与影响许昌在被定做都城后，曹操便开启了一系列的经济振兴政策。
在多年的征战中，曹操多次受到缺粮的困扰，他讨伐董卓失败之后，就因为中途缺粮而使士兵纷纷逃散。
残酷的经验教训让曹操充分意识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给，才是立国之本。而只有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军事实力才能稳步增强。
因此他实施了“修耕植畜军资”的经济方针，并采纳了韩浩、枣祗的建言，在许昌开始建置屯田。
其主要做法是将屯田分为军用民用两种。
招募流民，将广大荒芜的土地尽数贷给他们，并借给他们耕牛与种子，促使其走向田野，开始耕种。
参与耕种的百姓只服佃役，只要在收获后按比例缴纳谷租即可，还可以免除其他一切徭役，这便是所谓的民屯。
而军屯，便是划出一部分士兵，将军队以营为生产单位，使其开荒种田。
在这样的双管齐下动员下，人们生产的热情被激发，粮食产量逐年递增。仅在屯田推广的第一年，许昌就收获了百万斛谷粮。曹操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粮食与物资。
在此基础上，曹操又开始兴修水利，引河灌溉农田，建设水闸，利民浇灌，使农业效益更加显著，许昌也因此得以种上了水稻。
此外，为了运输军粮便利，曹操又以许昌为中心，挖掘了数条运粮河道，以此形成的河网纵横，随后开始的一系列南征北战活动，皆以此为经济基础。
可以说，在当时许昌的富饶粮产已使其成为曹操讨伐天下的物质中心，具备极强的不可替代性。
由曹操而起的“寓兵于农”，也受到了后世历代王朝不同程度的效仿，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随着财富的积累与经济的发展繁荣，一批批能谋善断的人才也接连涌入许昌。
在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号召下，许多运筹帷幄的谋士与英勇善战的武将都如众星拱月般来到了曹操身边。
他们在今后，更是为曹魏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文学艺术方面，汉末而兴的建安文学，便是发源于许昌。
曹操作为其开创者，身边聚集着一群文采飞扬的文人墨客，并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与曹植）为核心的许昌文人集团。
他们常常集会，饮酒赋诗，并在觥筹交错间雅兴大发，提笔写下了不少青史留名的名作。
建安文人以其刚健质朴的抒情风格和慷慨悲壮的独特风貌，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新的气象，并树立了“建安风骨”这样的诗歌美学典范，对后世影响颇深。
彼时的许昌，属于军政要地，文化繁荣且物产丰富，真可谓名副其实的曹魏心脏。
许昌地位的下降随着曹操的金戈铁马一路高歌，曹氏集团逐渐攻下了更多的领土城池。
而许昌超然的政治地位也因此逐渐开始下滑。
这一变化，在曹操平定袁绍势力后便初见端倪。
建安九年，曹操平定邺城。自此，他就开始有意识地于此地落地生根，许多部曲家属更是纷纷前往邺城定居。
曹操为何会在后期放弃许昌而转移邺城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首先，许昌作为物质粮产中心，它开阔平坦的地形也注定了其本身的易攻难守。
在后期，曹操与其势力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稍有不慎便可能被敌军直捣黄龙，在军事上趋于被动。因此，异地而居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军事考虑之要。
此外，许昌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是因为曹操掌握实权，而汉献帝贡献其名，在两人权与名的相互作用下，它才能得此盛名。
而随着曹操羽翼渐丰，他离开许昌移居邺城，便可以顺理成章地使名与权分离，减少一些旁人对其“独掌朝廷”的指责。
况且脱离许昌，他也可以借此将汉献帝朝廷搁置不理，并在邺城放手发展自己的大本营，而不受限制，并将其经营成为全新的政治中心。
因此，转移阵地变成了饱经考量之后的形势所需。
后来，许昌已经不再是曹魏的政治中心，但其仍是最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它的经济地位依然很高。
曹丕取代汉献帝即位后，他虽然将都城迁至洛阳，却仍然经常往返与许昌与洛阳之间。
在曹丕执政后期，许昌的南城门无故坍塌，使得曹丕大感不快，而此时的洛阳宫殿也已经基本修缮完全，因此他渐渐对许昌心生冷落，减少了往来。
在之后，虽然许昌也因多次讨吴战争而一次次被摆上历史舞台，并被再度视为重镇，但这些都只是军事上的战略布局，许昌作为都城的政治意义，已然画上了句号。
结语东汉末年，曹操携汉献帝定都许昌，并对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全方位 、大规模地开发与建设,许昌也一举成为了当时混乱局势下的风向标。
也由此开始，许昌完成了从普通县城到天下瞩目的政治中心的蜕变，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上，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这种大放异彩只维持了十余年左右。随着曹操迁居邺城，其地位逐渐被邺城取代。
曹魏历经五都，每一次政治中心的转移，背后都蕴藏着对时局的分析与考量。
随着文帝曹丕建都洛阳，许昌的政治地位快速下滑，也开始慢慢进入了更加平稳发展的转折时期。
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的宏图霸业，正是从许昌开始，并由许昌慢慢走向辉煌。
许昌，可以说是曹操征伐的基点，曹操正是在这片中原沃土的哺育下，才能在群雄争霸、风云变幻之际，屡胜强敌，并从此飞黄腾达，成为真正的北方霸主。
正如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时所说，许昌，是曹魏的发迹之地。
曹魏政权的腾飞，便是从许昌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