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
如今被人们提及时，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便是其媲美汉唐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也有人会嗤之以鼻笑其是积贫积弱的“弱宋”。
繁华无二的东京汴梁；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为后世赞叹的文化艺术成就；岁币割地，战败称臣的国家之耻……..
矛盾又和谐的强大与弱小，仿佛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体两面，形象鲜明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那么，一个国家，为何会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状态呢？
这样文化先进的王朝为何会被综合实力远不如己的金朝所灭？其经营百年的北部防线，真的如此脆弱不堪吗？
边防前沿河北路
北宋的军队主要以步兵为主，步兵擅守，而辽国军队以骑兵为主，骑兵擅攻杀。
受兵种的影响，北宋政府以步兵进攻辽的骑兵，多以失败告终，军事进攻策略很难奏效。
因此北宋结合实际选择通过防御措施来抵御辽国的进攻，即在原有接壤的领土范围内设置防线。
以城池代替关隘，依靠援军与守军进行反包围作战，这也是为何北宋要设置重重防线的军事思路所在。
在北宋时期，北部防线主要以河北路为主。
河北路在整个北宋兵防上都具有极其特殊的军事政治地位，其总体区域划范围相当于如今的河北、河南包括山东部分地区。
自唐末五代以来，地方节度使专权，战乱频发，民不聊生，而幽云十六州尽数归辽之后更是意味着中原的门户大开。
由于失去了燕山山脉这一天天然屏障，河北平原便成为了与辽接壤的边防前线，其“北临幽、朔，东濒海，西压上党。”，战略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
围绕河北路，宋辽两国进行了为期二百余年的对峙争夺，直到“檀渊之盟”后，两方才以白沟河为界限，划定疆域。
北宋在河北地区屯驻数十万兵力，设置重重障碍，还将河北大名府升为四大京都之一的“北京”，作为汴京陪都，以示重视。
但长期的军事对峙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再加上军队惊人的物资消耗，使当地经济难以得到充分利用与发展。
早在宋仁宗时期，北方社会的经济萧条就已经初见端倪。
发展到宋徽宗时期，整个河北路的经济已经积重难返，这也为北宋王朝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河北”作为传统熟耕区，物产丰富，经济一度高度繁荣，即使是五代时期，在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下，河北地区也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有余力支援外部。
但到了北宋晚期，受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粮食大量减产。
尤其是黄河水的经常性泛滥，使得人民家园冲毁，游民无数，千里良田，一时竟无人耕种。
关于黄河水患的治理，也是北宋王朝历代的重中之重。
但受政治、军事因素所累，治理工程耗费巨大，使河北民众“不堪所累”，乃至大盗群起，一度威胁社会治安。
此外，朝廷对河北路的财政政策与行政规划也大大拖累了其经济发展。
在当时，朝廷对河北路征税分类极细，河北路以全国田亩第七的规模负担着全国第一的二税金额，其他种种行业，亦是赋税沉重。
虽然宋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工商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河北路的商镇数量所占比重极低。
商市的缺乏，更是进一步制约了河北路经济的发展，而政府对其“边防军事重地”的定位，也使得河北路的大量物产首先要满足军事所需，难以补给生活生产。
土绢为军装，便是当时畸形繁荣的体现。
而北宋末期官场的腐败更是加速了河北经济的凋零，官员报喜不报忧，路有遗骨却视而不见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
饥荒年间广发仓廪，使得积累粮食财富耗尽，待到第二年稍有好转，再次收籴粮食，用以充实府库的此等举措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紧缺的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
其连年累月的掠夺性经济政策使得河北路的人口大量流失，驻军人数不断削减。
面对兵力的缩减，灾年招募饥民充军逐渐成为了定制。
这使得北宋军队虽然在整体数量上变化不大，但军队整体多而不精，却消耗着国家大量军费，导致冗兵冗费的现象频发。
而位于北部防线的驻军，其所需粮草几乎大量仰仗南方调集，再经过汴河转运。
其供给本身就存在脆弱性，而内河航运又极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别提江淮一带的时常的运力不足和粮食短缺，这都使得军粮供应难以按时完成，
随着补给的难以为继，也导致北宋朝廷无法继续在河北维持规模庞大的驻军，撤军减防自然便势在必行了。
在北宋末期，边防军事年久失修，驻军规模持续萎缩，防御能力大幅下跌，而统治者为加固边防又不得不加紧对民众剥削，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面对不可阻挡的颓势，统治者在维护边境安全上，也越来越倾寄希望于依靠“檀渊之盟”这一纸条约。
受种种不利条件所累，河北路的驻军在北宋后期战力更是大幅削弱，在几次大战中败多胜少，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北宋耗尽心血构筑的北部防线已然摇摇欲坠。
靖康之变
时至宋朝末期，当时的皇帝宋徽宗任用奸臣，他们在朝堂上排斥异己，招权纳贿，整个北宋政治已步入最黑暗的时期。
宋徽宗虽然在艺术上造诣颇高，却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君主，他只想着声色犬马，一心粉饰太平。
从上至下的肆意挥霍浪费，不仅将北宋几代累计的国库消耗殆尽，更是大大加剧了社会危机。
两次大的农民起义虽被镇压瓦解，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座金碧辉煌的王朝大厦已然岌岌可危。
而北宋奉行的联金灭辽政策，以及之后海上之盟的签订，都在客观上对北宋的亡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养虎为患，自食恶果。
客观来讲，对于北宋而言，当时的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际，若北宋借机出兵，与金共同夹击辽朝，正是北宋收服燕云十六州的大好时机。
而多年来北宋为维系宋辽间和平，一直进行的屈辱性战争赔款，也是北宋仇辽恨辽的重要原因，北宋迫切需要一个机会消除心头大患，重新挽回大国尊严。
此外，北宋立国后一直同当时还未曾建国女真部落保持着经贸往来，女真更是北宋的第三大邦交对象，这都为宋金走向联合奠定了一定的历史根基。
但就当时而言，金国的权势与能量已经隐隐有了与辽国与北宋齐头并进之势。
而金国的开国领袖完颜阿骨打就曾放豪言“今欲中外一统”，足见其野心之大。
这是北宋只惦记收服燕云的格局所不能比拟的。
但出于对辽国的仇恨情感与自身的战略误判，完全影响了北宋执政者的决策。
金国的反辽战争，是在为今后开辟南线战场，而北宋却自掘坟墓，直接消解了宋金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辽国。
随着辽国的覆灭，北宋更是答应将原本要给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转交给金朝，还承诺每年另交一百万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以此换得金朝从燕京撤兵。
更为荒诞的是，北宋虽然如愿以偿地收复幽州六州，北宋政府却要令已然不堪重负的河北路反哺幽州，这更使得河北的军事防御松散不足，甚至几同虚设。
可以说，北宋将举国命运悬在幽州一线，因此当幽州失守，立刻便牵一发而动全身，足以使北宋政府土崩瓦解，迅速灭绝。
而当时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已经在合作过程中看透了北宋政治的腐败与军事上的疲软，遂决定乘胜追击直接侵犯北宋。
1125年，金朝于十月兵分两路南下，完颜宗翰率军由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完颜宗望由河北切入燕山府。
当时的河北路早就兵力衰微，将领郭药师无力为继，金兵得以长驱直入，渡过黄河直接向东京进军。
软弱无能的宋徽宗闻讯急忙禅位给太子赵桓，也就是今日人们口中的宋钦宗。
当时虽然金兵已然攻至城下，但由于主战派李纲部署完善，军民坚守，金兵难以攻破，因此尚有回环一战之力。
可宋钦宗亦是一个畏战昏君，他竟不顾群臣阻挠，派人去求和，面对金军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也是一口应允。
他还下令搜刮全城金银运送给金军，甚至不惜罢免能臣李纲，废掉亲征御营司以示议和决心。
这样的倒行逆施自然引得全国激愤，宋钦宗不得已再度启用李纲，而随着宋朝各路援军赶到，深知不宜久战的完颜宗望决定暂时撤出开封北还。
1126年，河东太原战事持续焦灼，北宋投入兵力四十余万，皆被金人所破，此时宋军主力已经所剩无几。
同年八月，修整了一个夏天的金军再度挥师南下，剑锋直指北宋都城开封。
由于北宋朝廷的疏于应对，东京开封城被围困三十日，便为金军所占，而软弱的宋钦宗也决意投降。
但开封的军民不愿就此沉沦，自愿请战的人数超过三十余万，士气之高一时令金人畏惧。
而此时的金军再次故技重施，放出和谈消息，借以蛊惑宋钦宗。
哪怕已至穷途末路，宋钦宗仍然保有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
他不仅下令禁止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更是大肆镇压自发武装起来的民众，掠夺民脂民膏予以进献。
随着天气转冷，开封城的武装反抗火苗，也逐渐被扼杀在了这样的天寒地冻中。
靖康二年（1127），金军拘禁了宋徽宗、宋钦宗二人，并扶持伪相张邦昌为傀儡称帝。
金军在将宋朝国库洗劫一空后，缴挟皇室嫔妃贵胄三千余人北归，北宋也从此宣告破灭。
这就是历史中有名的一打便崩的“靖康之变”全过程。
结语
北宋的灭亡，亡在军事部署的失衡，缺乏协调军事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稳定平衡点。
更亡在统治者大敌当前，却怯懦畏战，对敌军怀有侥幸心态，从而选择的错误投降路线。
但究其根本，北宋之亡，在于其后期政治高度腐败，致使国库空虚，兵力竭弱。
任何新政策的诞生之初，都有其必要的存在道理。
但随着时间推移，如何完善政策，弥补其在实践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更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如今而言，我们要以史为鉴，从中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为发展路上的借鉴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