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周恩来翻看战犯名单时，赫然发现毛主席的表弟文强名列其中，他立刻指示萧劲光前去看望。很快，萧劲光派了四名警卫，将文强送到了北京，但文强并没有如愿见到周恩来，而是被直接送进了监狱，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在狱中，文强深感自己不可能重获自由，因此拒绝写悔过书，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出生于湖南长沙一户地主官僚家庭，按照族谱来讲，他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姑母是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因此文强从小称呼毛主席为“毛大哥”。毛主席比文强大14岁，也正是在毛主席的影响下，文强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文强开始在长沙艺术专科学校就读，在毛主席同学夏曦的介绍下，文强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后来在夏曦的建议下，文强赶赴广州，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成为同学。

当时周恩来正在黄埔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通过胞弟周恩寿，周恩来找到了文强。刚一见面，周恩来便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你就是文振之的儿子文强吧？你姑姑和姑父都是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好朋友。”

1926年初，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文强转为中共党员，自此二人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文强的能力也逐渐被周恩来认可。

图丨晚年文强

有一次周恩来给学生们作报告前，问他们中谁会速记。文强立刻举手说自己学过。周恩来很高兴，让文强坐在主席台前面。作完报告后的第二天，文强就将整理好的速记稿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对其连声夸赞。

自此，文强几乎成了周恩来的专职速记员，每逢作报告，文强必会出现在主席台前面。

当时邵力子对于文强这个学生也非常欣赏，介绍文强加入国民党。自此，文强成了拥有双重党籍的人。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规定黄埔学员不允许跨党。当时不少拥有双重党籍的黄埔生，都在纷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文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毅然退出了国民党。

当时文强不过只有19岁，他做出了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次抉择。

图丨孙中山与中山舰

后来文强这一届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打到武昌之后，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担任第二十军组织科长。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立刻紧急撤离，并赶赴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文强随部队南下，期间与部队失去联系，辗转逃到香港，靠做搬运工挣取路费，回到了上海。

鉴于当时的形势，组织要求文强回家乡潜伏待命。在潜伏的半年时间中，文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第二年春天，文强决定冒险去四川寻找党组织，正当他灰心丧气时，恰好遇到了黄埔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廖宗泽。

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找到了组织，一步一步走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并负责苏区23个县。而那个时候毛主席的苏区只有12个县。

图丨晚年廖宗泽

1931年，文强外出访友时，因叛徒出卖遭到逮捕。被捕之后文强坚称自己已经脱离中共，这段时间都是在各地奔波谋生，并且交代了一些特务们早已经掌握的陈旧信息。

由于文强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随身携带牙刷和牙粉，特务们没有发现破绽，便先将他关进了监狱等候判刑。半个多月后，特务们认为文强受够了牢狱之苦，又将他带到了“特委会”劝降。

但当时特务们没有想到，在他们之中已经有人在为文强的逃脱做准备。

当时特务们准备了麻将和茶点，将文强奉为“上宾”，饮茶谈天之后，特务们邀请文强一起打麻将。期间特务们不断对文强进行劝诱，而文强则表面假装轻松，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逃脱。

图丨晚年文强

几圈麻将过后，赢家拿出钱来办酒招待，酒过三巡，特务们都有些醉意，文强在地下党员的示意下，借口外出上厕所，趁机钻出厕所旁已经被破坏的铁丝网，顺利逃出了险境。

然而当文强转移到成都，找到省委书记罗世文之后，罗世文却给了文强“当头一棒”。

当时王明“左”倾主义正在党内推行，罗世文也满腔热情地支持“王明路线”。按照王明路线的观点，党员被捕之后只有就义或者投降两条路。因此像文强这种成功越狱的人，罗世文当即宣布文强有变节的嫌疑，要留党察看一年。

惊愕不已的文强找罗世文谈了三次，反复申辩自己没有叛变，但罗世文坚持认为文强即使没有变节，但他以假供述蒙骗敌人的行为仍然是错误的。两人几次争吵之后，文强给罗世文留下一封信，毅然前往上海找周恩来申诉。

图丨罗世文旧照

当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的联络关系已经被全部切断，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也返回了苏区，文强自然是无功而返。而文强离开成都之后，中共四川省委也向中央报告，永远开除文强的党籍。

至此，文强本想找中央申诉，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回到长沙老家之后，文强先当了一段小学老师，后又进入报社担任编辑，勉强维持生计。1935年，文强发表文章谴责湖南省主席何键，引得何键大发雷霆，要将其抓起来法办。

正在这生死关头，文强再一次遇到了廖宗泽，廖宗泽再一次出手相救，但却将文强领上了一条邪路。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号召黄埔同学“归队”为国效力，无论何派均既往不咎，廖宗泽就是在那个时候投入国民党阵营。当得知文强有难时，廖宗泽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并见到了这所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

图丨文强与廖宗泽（前排左一、左二）

对于文强之前的经历，戴笠十分欣赏，除了帮忙解除了国民党对他的通缉，还让他重新加入国民党，成为军统局的一员。

淞沪会战之后，文强奉命撤往江西，沿途负责收容流散官兵，并改组为忠义救国军。当时忠义救国军的防区和新四军相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文强在黄埔时期的同学，从袁国平的口中，文强得知周恩来早在六七年前，就已经给自己平反。

当袁国平劝说文强归队时，文强坦言自己不想再归队，不想让过去类似的事情，再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就这样，文强错过了回到组织的机会。

1938年，熊式辉奉戴笠的委托，请文强担任蒋经国的老师。当时蒋经国刚刚从苏联回国，文强每月为蒋经国授课两次，讲授中国革命历史。由于两人都遭受过王明的打击，因此有很多的共同话题，慢慢变成了朋友。

图丨文强军装照

在戴笠的提携下，文强在国民党中官运亨通。抗战胜利之后，文强调任东北，并晋升为陆军中将。由于文强工作能力强，又不像其他军统人员经常打小报告，因此杜聿明很喜欢和文强共事。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之后，军统内部分裂成为三派，文强成为他们争取的对象。文强对此很是厌烦，决心脱离军统，谋求一份正规军职。后来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程潜将文强拉了过去，自此文强彻底脱离了军统。

1948年，蒋介石和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临行前，程潜设宴为文强饯行，席间程潜叹息说：“我是留不住你的，此去千万注意，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谨防当俘虏。”

没想到程潜一语成谶，文强果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先被关在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进行学习管训，后被送到战俘营进行改造。

图丨文强与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在延安

在济南时，周恩来从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文强的名字，专门派萧劲光前去看望文强。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萧劲光派四名警卫将文强送到了北京。文强本以为能见到周恩来，但令他没想到是，到了北京之后，直接就进了德胜门模范监狱。

1959年，在毛主席的倡议下，被关押在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获得了第一次特赦。人们原本以为，凭着和毛主席、周总理的特殊关系，文强肯定能够名列其中，结果文强却并没有被释放出狱。

此后的20多年中，又有几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但文强均没有获得自由。

对于没有被特赦的原因，文强其实心知肚明。在他入狱之后，监狱长找他谈话，说他反共反人民，要求他写一个悔过书。结果文强坚称自己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出卖残害过共产党人，自己脱党是被逼的，自己问心无愧。

在被俘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文强和黄维没有写悔过书，文强坚持要做“无愧”于文天祥的后人。鉴于文强这种“拒绝改造”的态度，自然不可能获得特赦。

图丨文强（后排左二）

1974年，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所有在押战犯被无条件释放，文强因此终于获得了自由。特赦之日，文强禁不住热泪长流，回想自己26年的牢狱生涯，文强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七律表达自己的心情：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噩梦聚心田。

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

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

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在文强出狱之后，已经是癌症晚期的周总理，在病榻上接见了文强。见面之后，周总理责怪文强为什么不肯早点写悔过书，文强无言以对，含泪说自己无颜再见大表哥。

周总理病逝前，曾派车秘密将文强接到医院，师生二人见了最后一面，谈了一番话。周总理特别叮嘱文强：“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至于这句话中有何深意，文强从未说明，而毛主席的后人和文强后来也有来往。

图丨文强在座谈会上发言

当时国民党战犯被特赦之后，可以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弟弟在美国，还有一个弟弟在台湾，但文强坚持哪都不去，自己就待在大陆。后来政府安排文强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他还被专员们选为管生活学习的小组长。

改革开放之后，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开始积极投身两件事，一件是撰写回忆文章，唤醒两岸故交情谊，另一件事就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并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校友。

1985年，文强到原国民党一个军长家做客，无意中见到一张美国寄回的合影，其中包括文强的学生蒋志云，以及40多名文强的黄埔校友。回到家之后，文强提笔给蒋志云写信，很快就收到了蒋志云的访美邀请。

文强立刻向邓颖超申请赴美会友，邓颖超对此非常支持，通知有关部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图丨文强（左）特赦后与郑洞国相见

在美国访问的三个月中，文强走遍了美国十个州，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老熟人，并且有机会和家人在美国团聚。每到一个地方，文强必定会谈到邓小平，他认为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

“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文强在美国过了八十大寿，蒋纬国特意送去一幅书法和一千美金作为寿礼。临回大陆前，蒋志云告诉文强，在台湾还有他的一百万美金，希望文强去台湾领取。

在被俘前，文强是国民党中将，每月有400美元薪金，还有1200美元特别费，三十多年过去，已经积累了100万美金。台湾方面认为文强在大陆坐牢是在职，而且受了不少罪，应该将这笔钱返还给他。

“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败仗，还跑到台湾拿100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的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文强坚决地回应道。

图丨文强（左一）晚年在家中留影

2001年10月，94岁高龄的文强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新华社发出特别报道，高度评价了文强特赦之后，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他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地参加文史资料的撰写和研究工作，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文强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拥护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病重期间，文强同志还在关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热情期盼祖国早日统一，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