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鸿钧和韩慧茹

1940年5月，秦鸿钧奉命带着一家人，从哈尔滨返回上海工作。他们住在上海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一幢旧式楼房的二层楼上。

他准备仍和第三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新假设电台与对方未能接通。后来，他正好碰到了在苏北解放区工作的纪纲，就将电台问题告诉了他。纪纲将情况反馈给苏北新四军负责人之一的扬帆。扬帆决定要秦鸿钧去苏北工作。

1943年夏秋之间，秦鸿钧离沪赴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临行时，他告诉韩慧茹估计一个月即可返沪。

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秦鸿钧还是未回上海。韩慧茹心里很不平静，总担心出了什么意外。

正在极不安的时候，秦鸿钧突然回来了，样子很狼狈，脸色苍白，身上只剩一身旧的夹衣，赤脚穿着一双破了的鞋。韩慧茹问怎么回事，秦鸿钧笑嘻嘻说，没什么事，遇到了点小意外。

过了一阵，他才将事情告诉韩慧茹。

他去苏北很顺利，不仅见到了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还亲眼看到了军民团结战斗的情况。他说：“解放区确是一派光明景象。可是上海人民还在日寇奴役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同样是中国的土地，却完全是两个世界。这都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把大好河山拱手给了日帝的缘故。”

秦鸿钧在扬帆领导下工作了不到两个月，正好遇到从苏联返回苏北解放区的刘长胜。当刘得知他在上海曾做过电台工作，就决定让他返回上海负责与延安党中央接通电台联系。

他离开苏北回上海时，华中局的领导握着他的手，说：“秦鸿钧同志，请转告上海的同志，感谢他们对解放区工作的支持。这里有一份极重要的文件，请你务必带回上海，交给地下党的领导。”

秦鸿钧带了这份文件，连同他藏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的一个金戒指安置得妥妥帖帖的，搭上了一条贩猪的货船，踏上了返沪的征途。

这天黄昏，船正在行驶，忽然有手电光直射到船上来。光线离船越来越近。来的是条快帆船，有人大声叫喊：“停下！停下！”但秦鸿钧坐的这条运猪的货船什么也不顾，继续往前驶。

“砰！”那条船上放枪了。一听见枪声，货船上的人就乱了，东藏西躲，船身就晃动起来。秦鸿钧喊：“镇静！不要怕！”这才使货船稍稍安定了一下。

就在货船上的人慌乱之际，快帆船靠近了，跳出几个彪形大汉，手提着枪，一个个登上来。其中一个为首的指着舱里的人说：“对不起，借你们的猪用一下！”

看来这帮人是海盗，而不是军队。但秦鸿钧还是有些担心，他身上藏着机密文件，可不能出岔子。但身在孤船，逃是不可能了，而且这样做，愈发危险，只能随机应变了。他没做任何动作，就与货船上的老乡一道进入了后舱。

这群海盗将货船上的猪都赶上机帆船，接着就对后舱里的人逐个检查。 秦鸿钧特别担心身上的文件被发现。为了保住文件，他想先发制人。

海风阵阵吹来，这伙海盗也禁不住打颤。看到此情况，他感到是个机会。当海匪搜到他面前，他马上主动上前打招呼：“朋友！大家出门还不是为了挣口饭吃。我看你们身上穿得很单薄，我身上就这些衣服，你们要，就拿去吧！”他脱下毛衣和棉裤，递过去。

海匪一看是件毛衣，一把抢过，就把他推到一边。秦鸿钧虽然没了身上的毛衣和棉裤，但文件安然无恙，顺利回到上海。

此后，秦鸿钧把生死置之度外，化装成贩猪的商人，先后三次往返解放区。

他根据新台假设的方位，重新调整了频率和呼号，机制勇敢地完成了建立地下电台的任务和华中局（后改为华东局）通报，躲过敌人搜查，多次向解放区输送各种军事情报，为后来上海的解放，从军事上提供了各类准确的方法和数据，工作受到了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赞扬。

日本投降以后， 国民党的特务密布上海的各个角落。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为了照顾秦鸿钧和地下电台的安全决定不再让他亲自接送文件，而将这个任务交由韩慧茹来担任。

秦鸿钧告诫她一定要胆大心细，说：“你可以把文件拿在手里，万一被敌人发现了，可以马上吞下去，千万不能让敌人拿到手。来去都要注意有无‘尾巴’，如果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就要想办法摆脱，遇事一定要保持沉着冷静。”

韩慧茹根据秦鸿钧交代的办法，经常把文件折得小小的，有时包在花生米的纸包里，遇上接头的同志，就拿花生给他吃，文件也就巧妙递送过去了。有时文件多了，就藏在一包火柴盒中，或是卷在一只香烟里。 接头的时间、地点经常变换，与对方在前一次碰面时就再约下次的碰面，准时到达，准时返回家里。为了能够灵活地对付盯梢的敌人，不管路途远近，往往都得步行。

有一次，韩慧茹从秦鸿运手里拿过一份重要文件，按常例去执行任务。当她走近同孚路，看见一群人停在那里，马路中停了好些车子，敌人在搜查过路行人。

怎么办？往回走，任务无法完成；绕道走，时间不允许，接头方会因为自己未能在约定时间赶到离开接头地点。韩慧茹冷静下来，拿定主意，跟着人群往前走。

一个警察上来对她进行检查，她松松地握着拳，把双手举起。警察看到她身上除了单旗袍大襟底下系的一块手帕外，什么也没有，当然也没查到任何东西。韩慧茹顺利过关。那些警察怎么也没想到，东西就在 东西就在她握着的拳头里。

秦鸿钧对她这次表现很满意，表扬了她。

又有一次，韩慧茹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她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回家的时间比预定的迟了三分钟，她一踏进后门，就看见秦鸿钧手提箱子准备出门暂避。秦鸿钧一见她就问：“出了什么差错？”她答：“没有啊。”

秦鸿钧批评她说：“慧茹，干我们这样工作，遵守纪律是最重要的。你吃到了，我会以为你在路上出了岔子，工作就得马上停止，立即转移，否则会给电台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以后，你应该遵守纪律，遵守时间，不能随便在外耽搁。”

秦鸿钧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却十分可亲。

他好友一家经济困苦多难，他不遗余力给予照顾。1947年到1948年冬，好友的妻子、儿子及孙子三人先后病故。期间，秦鸿钧和韩慧茹帮助他们找医生看病，代付医药费。为了料理好友妻子的后事，秦鸿钧将自己穿了多年的唯一的一件皮袄也卖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秦鸿钧不能担任社会职业，经常耽在家里。他十分注意与邻居们处好关系。左邻右舍有了纠纷，他去调解，有困难，他去帮助。又一下很细小的事，反映了他的为人。

有一天，他听到外面有人争吵，跑去一看，是一位邻居与一个西瓜小贩在争吵。一个说西瓜不熟，要退，一个说保熟不保甜，不肯退。双方相持不下，吵得不可开交。秦鸿钧立即掏钱买下了这个有争议的西瓜，平息了这场纠纷。

一年夏天，大家都在乘凉。忽然，邻家的孩子不慎从晒台上摔了下来。周围围了许多人，七嘴八舌议论不休，就是没人肯动手帮帮可怜的妈妈。秦鸿钧挤了进去，二话不说，抱起孩子，送到医院里抢救。

秦鸿钧关心群众，和大家相处友好，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而群众又掩护了他。

秦鸿钧为了避免收发报机突然发生故障而中断上海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系，往往事先购买好一些零件，以备急用。但这些零件不能全部放在家里，目标过大，不安全。他就将一些备用零件放在一位同乡李墨林的家中。

李老先生住在住在日晖里一幢旧式里弄房子的“客堂间”里，房间上面搭了一个小搁板，上面放些零星东西。秦鸿钧就把备用零件放在他们家的搁板上。

李老先生夫妇及子媳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一家却帮助和掩护秦鸿钧做了不少革命工作。李老先生的儿子李树增是邮递员，当秦鸿钧的电台与华中局联系发生故障，两方面碰面又有困难时，就得设法写信用暗号联系，以求故障排除。

这时，华中局来信的假地址往往就写到李树增投递的范围内。当李树增分到这类信件时，就直接把它送到秦鸿钧手中。这种通讯方式给双方联系带来极大的方便。后来，李树增不幸病故，那些收发报机的零件仍然放在李家的搁板上，其中有一部坏了的发报机。

有一次，秦鸿钧到李家搁板上放东西时，对李老太太说：“二嫂，我往搁板上放东西了。”李老太太说：“你叔叔，你放心尽管放好了。要是有人问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说是死鬼搞的。”这意思是，要是东西被敌人发现，她就往死了的儿子身上推。秦鸿钧停了十分感动。

1947年底，人民解放战争生理发展，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集会游行，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国民党完全撕下“民主”的假面具，在全国各地指使军警特肆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工人、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

秦鸿钧的秘密电台工作更艰难了。

他的工作室，是一间矮小的阁楼。为了隐蔽起见，楼板都用纸严严地糊了起来，天窗用双层厚布遮住，连小小的灯罩也要用黑布围扎结实。

夏天，小阁楼像蒸笼一样闷热，一个通宵工作下来，汗水往往浸湿了桌子和凳子。寒冬，薄薄的屋顶又挡不住室外低温的侵袭。时间一长，手指冻得发麻。久而久之，秦鸿钧得了关节炎。由于长时间的熬夜工作，眼睛也不好使了。韩慧茹为他着急，他却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只要这个不坏，就行。”

在敌人眼皮下战斗，得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

抗战胜利初，由于工作的需要，秦鸿钧装扮成一个囤积商，其他同志帮助到山东搞了一些粉丝、红枣、花生等物堆积在家里，以作掩护。

还有段时期，他家楼下的一个房客，利用客堂间设立了一个“一贯道”的道坛，还雇了一个老太住在灶间当看守。秦鸿钧知道“一贯道”是个反动组织，但由于设了道坛，楼下就可以不再住人，警察检查户口时可能会放松一点，于是就利用它来作掩护。

但时间一长，道徒越来越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来烧香、磕头、念经，坛主又经常纠缠要韩慧茹入道。这样一来就影响了秦鸿钧的工作。经过认真考虑，他决定表面上去“入道”，既可以避免敌人怀疑，又可以乘势了解其内部情况。于是，韩慧茹就按照他的要求“参加”了一贯道。

随着形势的发展，电台的任务更加重了，组织上便决定秦鸿钧装成一个“失业者”，以便白天在家休息，搞些家务，买菜、烧饭、洗衣服、带孩子，晚上集中精力搞好电台。同样，韩慧茹的工作也加重了，白天去学校当老师，下班以后接送文件，晚上还要和那些“道徒”烧香、磕头，掩护秦鸿钧的工作。

在复杂的环境下，秦鸿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周围的敌情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千方百计完成组织交给的通讯任务。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绝境。上海的国民党更加疯狂，飞行堡垒不时在大街小巷恐怖嚎叫。敌人不断从空间、地面对我地下电台进行电讯侦察。

1948年11月，李白的电台被敌人破坏，李白被捕。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长生将此情况告知秦鸿钧，要他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提高警惕，防止电台再受损失。

此时，秦鸿钧负责的电台要配合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还要配合大军渡江解放上海的战斗。他完全忘记了劳累，抛开了个人的安慰，一心扑在工作上。

他的上级领导张承宗会议：“秦鸿钧同志在1948年以后，电讯往来频繁，经常深夜工作至黎明。在严寒的冬夜，他裹着棉被工作，组织上给他送去皮袍子，他定要让给生活更困难的同志。”

在1948年以前，中央估计到敌人可能对我秘密电台进行破话，早早就建立了预备电台，但电台建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不正常，无法接替秦鸿钧的工作。他必须继续担负起与中央取得联系的任务。

秦鸿钧指导，敌人这样疯狂镇压，电台是极危险的，但要找到适合安置电台的房子，装置天线，是需要时间的，而斗争的形势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紧张工作。因此，面对敌人的疯狂，他的回答便是更加着魔似地工作。

对于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他和韩慧茹谈到王孝和的牺牲时说：“搞革命嘛，总要流血牺牲的。你记住，我们自己也有随时被捕，随时脑袋掉地的可能，我们应该随时准备着。”

他就是在敌人警笛尖叫，警车不断搜捕的情况下，依然按时戴上耳机，聚精会神按着电键，使红色电波在白区上空传播，及时传达中央的指示，汇报上海的情况。

但是，他的电台终因使用时间过长，被敌人发现了。

1949年3月17日深夜11日，秦鸿钧像往常一样，在小阁楼里工作，韩慧茹在二楼的窗台上观察外面的动静。

突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韩慧茹心中一惊，立刻向阁楼发出警报。不一会，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朝天开了几枪，就直扑小阁楼。秦鸿钧得到警报，迅速发出最后一组告急电报，通知对方停止发报，随手拆毁了机器，烧掉了刚收下的文件。

夫妇俩被押上警车，投进了监狱。

国民党上海市警备队第二大队特刑庭对秦鸿钧进行了秘密审讯。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秦鸿钧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敌人故意安排了夫妇两人见面，企图从中获得一点情报。秦鸿钧在见面时，用暗语询问组织的安全，叮咛韩慧茹继续完成任务，保持一个党员的革命气节。

敌人毫无所得，对他用刑愈发残忍，在老虎凳上压断了他的腿骨，又往他的鼻孔里猛灌辣椒水，使他肺部受了重伤，但依然得不到半点口供。

敌无可奈何，将其转解到上海四川北路伪警备司令总部。敌人安排一个匪徒假扮囚犯，想从秦鸿钧口中套取情况。秦鸿钧一眼洞穿，始终缄默。

1949年5月7日深夜，秦鸿钧、李白、张困斋等12位难友被提出监狱，押上汽车。车到浦东戚家庙，敌人问他们有何话讲。他们回答：“用不着讲什么，少数倒下去，千万个人会站起来，集成我们的革命事业！”

言毕，12人齐唱国际歌，随后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