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30日清晨6点，著名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与妻子秦惠䇹下榻的北京饭店某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李政道拿起话筒一听，他被告知毛泽东主席打算在一个小时后在中南海与他见面。

不到八点，李政道与夫人秦惠䇹来到中南海与毛主席面对面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李政道具体说了些什么呢？

李政道第二次归国见闻

1926年，李政道出生于上海，20岁那年，他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十年后，李政道与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二人因此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

1959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二度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同年，李政道参与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1962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再次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比性”。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李政道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历史研究、场代数理论和路径积分、格点规范问题。

然而，李政道虽然洋装穿在身，但他始终关心中国的科教事业。1972年，李政道从美国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面对焕然一新的中国，已步入中年的李政道感到既骄傲又欣喜。

两年后，即1974年5月，李政道与夫人第二次回国，可那时的中国科教事业令李政道有些痛心疾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李政道发现学校工农兵学员政治热情很高，文化基础过于薄弱。

绝大部分优秀学生已经下乡劳动，中国的科学领域后期人才培养乏力，甚至多数学员连基本的科学常识都缺少了解。

李政道发现：再这样下去，中国科技将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别说赶超英美了，甚至连其他亚洲国家都要超过我们。

思考再三，李政道决定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议祖国一定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工作。

李政道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该从小孩抓起，从十二三岁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

为此，李政道还拿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作为对照。经过为期半个月的考察后，李政道又在这封信中补充了一些具体理论，如国家选拔十三岁的孩子集中培养他们，到了十九岁就能进行独立科学研究。这对于当时急缺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中国而言，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绝对不是揠苗助长。

1974年5月下旬，李政道从上海抵达北京，找了著名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看看自己这封信行不行。

黄宛认为李政道的建议思路是值得研究的，他鼓励李政道先给周恩来总理写一封信，把大概思想向周总理诉说一遍，请他老人家转给毛主席。

周总理很快就看到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于5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对李政道、秦惠䇹夫妇的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工作邓小平以及著名文学家郭沫若，还有“四人帮”一伙与钱学森、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20余人。

在会谈中，李政道提及了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岁少年中选拔基础科学人才。

江青这个女人立即反驳：“五十岁的老同志难道就不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吗？”

李政道不甘示弱，立即回驳：“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吗？基础科学与舞蹈一样都是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的时候。”

说着说着，江青突然提高嗓门：“意识形态问题很复杂，我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各位都是搞科学的，也都是三十岁左右才出来工作，我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

歇斯底里的江青这番发言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主持会见的周总理觉得谈话的氛围比较紧张，有失大国风范，他立即出来调节气氛：“李博士，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但必须进行实践才能进行大规模推广。”

与毛主席的亲切会谈

会见结束后，李政道夫妇当时心里是有些丧气的，于是夫妻二人立即订了5月30日返回美国的机票。

临别之际，李政道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他希望进行最后努力，令国家领导人重视到中国基础科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随后在北京逗留了几天里，李政道忙于各种参观、讲学活动，心中一直惦念着“中国教育必须加强”的建议能否付诸实施？

时间转眼到了1974年5月30日这一天，当天清晨6点，李政道夫妇还没起床，他就接到一个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在一个小时后接见自己和他的夫人。

不到8点，李政道夫妇来到中南海，众人落座之后，毛主席幽默地对李政道说：“你出生在上海，可还清楚有一个下海？”

面对毛主席如此幽默的提问，李政道思索了半天之后，摇了摇头说：“主席，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叫下海。”

毛主席哈哈大笑：“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其实是一个镇子。”

结束寒暄后，毛主席很快切入主题：“李博士，你之前提出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理论没有讲清楚。”

于是李政道向毛主席阐述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重要观点。

为了让毛主席弄清楚具体的含义，李政道通过一个小方法向毛主席演示了物理学中的对称。

他先把一支铅笔放在笔记本上，然后把笔尖指向毛主席，又把笔尖转向自己，铅笔尖转过来又转过去，一刻没有停止，李政道指出：对称运动没有一刻停止，但整个过程却有对称性。

毛主席何等聪明，他立即就听出李政道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自己：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相当于物理学中的对称，只有人才源源不断地顶上来，我国的科学、教育、工业甚至农业都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两个小时的谈话很快就结束，毛主席接受了李政道的建议，点出“中国的教育应该加强”。

因为与毛主席的这次会见，使得李政道夫妇改变了回国日期。第二天，李政道夫妇在机场收到了毛主席送给他们的特别礼物一套阿瑟·汤姆森于1922年版的原版著作《科学概要》。

李政道接过这部书后非常感动，因为在前一天的谈话中，得知了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就读过这套著作。他老人家想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中国教育应该加强不会停留在口头上。

1978年3月，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正式开始向全国招生，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十四岁，最小的学生只有十一岁，远在美国的李政道得知此消息后，特地发来贺电。

科大开设“少年班”，距离毛主席已经离开人世近两年时间，尽管他老人家已经前往天国，却依旧履行了与李政道的诺言，即加强中国的科学教育。

值得一提，1984年5月，在接受邓小平的接见时，李政道提出了中国要设立博士后的制度。

小平同志非常幽默地询问他：“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办博士后？”

李政道同样笑着回答：“除了学会找到答案，真正要做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这个锻炼的最终阶段就是博士后。”

小平同志听完颇为赞许，立即同意在全国建立十个博士后流动站点。

1994年，李政道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